初冬的河谷，罗家溪像一个羞涩的少女，从翠微鹅黄的群山中款款而来，文静、清澈、一尘不染。河岸边的大树全部被砍伐，往日茂密的植被也被砍得一片狼藉。树枝乱七八糟地堆积在每一个河湾处，已经腐败成墨绿色，在河水中有气无力地摇摆。偶尔有一片两片树叶脱离枝梢，随波逐流，晃悠悠地消失在另外一个河湾。风有些刮脸，使劲嗅嗅，似乎还依旧弥漫着前几月满天烟尘的余味。河谷地带的宽广的田野里，到处都是一群群忙碌的身影，三五只麻雀掠过田野，消失在田地里，突然又扑棱棱地惊飞……
姚志海和苏涛带着一个分队人来到地里，姚志海吩咐苏涛几句，又把犯人大组长陈恒山叫过来，按照每亩30斤下种播种麦子，如果遇到农场部的人来巡视检查，就说是按照300斤的量下的种。随后，他骑上马，赶往每一个分队，一一进行通知，要求干部除了统一口径外，还要严厉督促犯人加快播种进度，争取在最短的时间内完成播种工作。
一些干部问：“那上午播了的地怎么办？”
“不管它，这样也可以有个对比。”
“那剩下来的麦种怎么办？”
“我做主了，一半分给干部，一半留在罪犯食堂改善生活。”姚志海说。
干部犯人都欢呼雀跃，立即改为按照30斤下种。
原支队长吴道勇也带着一大队一中队的罪犯播种小麦，看见姚志海骑着马来回地跑，急匆匆地不知道干什么，便偷偷转悠到二中队的田地，问一个罪犯：“你们下了多少斤种？”
“30斤……”
“报告团长政府，三百斤啊……”大组长陈恒山见那犯人说漏了嘴，冲上去就踹了他一脚，连忙报告，把“三百斤”三个字咬得很重。
吴道勇骂道：“你个老鳖，下那么一点，有300斤？骗你老爹？”
陈恒山面露尴尬。
“说，你们干部是怎么给你们下任务的？！”吴道勇沉着脸看着他。
陈恒山当然不敢告诉他，哭丧着脸地说：“团长，你别为难我们这些犯人了吧？”
“你今天是不是跟老子顶上了？！”吴道勇火了，朝陈恒山走去。
陈恒山反应比兔子还快，撒腿就跑，边跑边叫：“报告苏政府，团长来了……”
吴道勇没想到一个犯人居然敢跑，立即骂骂咧咧地追了过去。
陈恒山跑到苏涛身后躲起来，苏涛第一次遇到这样的事情，慌乱地问：“团长？团长是谁？”
“你又是谁？新来的？”吴道勇瞪着苏涛问。
“我……我……”苏涛我了半天，没有说出一个完整的句子。
“你，给老子滚出来！”吴道勇指着陈恒山命令。
陈恒山不回答，就躲在苏涛背后，警觉地瞅着吴道勇。
吴道勇自从部队来到劳改农场，还没有一个犯人胆敢不服从命令，冲上去就抓。可陈恒山很机灵，始终躲在苏涛的背后，于是三个人乱作一团，在地里打转转。
其他犯人停下活儿，嘻嘻哈哈地看热闹，有的人还时不时高喊几声“加油”，却不知道究竟是在喊吴道勇加油还是陈恒山加油。
正闹得不可开交的时候，姚志海回来了，他一把拉住吴道勇：“走走，这边说……”接着调侃道，“你一个堂堂支队长，大名鼎鼎的团长，真要和他们较劲？”
“什么狗屁支队长团长，老子早就不是了，你瞧瞧你管的犯人，还有那个榆木棒槌，啥玩意儿？什么样的人带什么样的兵！”吴道勇气呼呼地甩开他的手，蹲在地上。
姚志海也蹲下来：“好好……我的兵，我的兵，行了吧？说吧，啥事儿把你给冒犯了？”
吴道勇上上下下看着他不说话。
“做啥？我基层工作又没有落实？”他笑着摸摸裤裆，发现裤裆的扣子没问题。
吴道勇问：“你老实说，你二中队究竟下了多少种子？”
姚志海微微一怔，故意反问：“不是300斤吗？怎么，这帮孙子少下种了？我回头查查。”
“你少装蒜，你那几根花花肠子，我还不知道？”
姚志海知道瞒不住他了，凑过去低声说：“30斤。”
吴道勇一下子跳起来：“你老小子别犯错误，30斤？!”
“嘘，小声点！”姚志海侧头摇手示意，叫他蹲下来，“300斤，你我都是农民出身，有这么个蛮干法儿吗？”
“是没有这么干法……但是人家科学家都说了……”吴道勇沉吟着说。
“狗屁，那是理论上的，哎呀，那个什么光呀能呀的理论，你也不懂，我也不懂，反正就是不可能，至少目前不可能！”姚志海说。
吴道勇瞪了他一眼：“这就是你的不对了，你我不懂，中央不懂？省委不懂？连毛主席都相信，你比毛主席还有本事？你别把你红四方面军那一套又拿出来了哈。”
“你……老子懒得跟你瞎掰。这样吧，你按照上级要求下种，我，按照原来的方式下种，对比对比，毛主席不是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吗？”姚志海也瞪眼。
“老姚……”
一阵吵闹声山脚那边传来，打断了吴道勇的话，两人警觉地站起来眺望。
不一会儿，一个犯人急匆匆跑来：“报告政府，那边……那边有……老百姓抢麦种……”
红四村这个名字是1951年解放后开始启用的，尽管距离解放已经整整7年了，上了一定年纪的人总改不了口，还是叫高坡子。
高坡子兴起于何时？有人说高坡子就是两溪口，有两溪口就有高坡子，两者同生同死，就像一对异性结拜兄弟；还有人说高坡子始于康熙，兴于乾隆。尽管谁也说不清楚两溪口和高坡子之间的关系，但是为什么叫高坡子，却是众所周知的。因这个自然聚居群落地处此间最高处的山梁上，凡赶场者均爬坡，有“赶场五里必爬坡”之称，故得名高坡集。不知情者往往望文思义，认为高坡子不过就是一个山梁，其实不然，尽管从远处看确实是一道山梁，但是这道山梁很大，费九牛二虎之力从宋江边爬上来时候，你会大吃一惊，放眼望去，除了北边那座高山，其余都是一马平川，仅仅有一些几步即可登顶的小山包，如同在棋盘上随意撒了几粒棋子。有风水先生说，高坡子的小山包一共八个，其中七个连接起来就是一张北斗七星图，本来是应该出皇帝的地方，就是多了的那一个山包把风水给破了。曾几何时，高坡子最大的家族想把破坏风水的第八个山包铲掉，但风水先生又说，风水天然浑成，岂是人力所能及的？只能因势利导，所谓否极泰来，将第八个山包命名为运山，虽然出不了皇帝，可保高坡子人丁兴旺、衣食无忧。罗家溪和柳溪在两溪口的南段汇集而成的关口河蜿蜒南行，石羊关、猫垭关、潭毒关等关隘如龙潭虎踞，将两溪口与外边的世界阻断。潭毒关是通往两溪口的第一道关隘，而高坡子就紧邻着潭毒关，站在高坡子的最高处，在风和日丽的晴好天气里朝北面凝望，潭毒关的气势隐约可见。
两溪口在民间一直是一片世外桃源，于是总有些人想越过潭毒关进入两溪口，然而一批批人总是铩羽而归。而少数几个人则徘徊在潭毒关外，开垦荒地，打猎捕鱼，定居下来，这就是高坡子的雏形。在清朝康熙年间开始，在政府奖励政策的刺激下，从全国各地来的一些移民涌入这片土地，却逾越不了关口河上的数个关隘。尽管进不了两溪口，但两溪口一直欢迎给他们输送生活必需品的客商，于是很多人留了下来，在高坡子安营扎寨，高坡子成为了进出两溪口的中转站，客栈、铁匠铺、船工、镖局、妓院等等，应有尽有，渐渐繁荣了起来。
如果说两溪口自古以来拒绝外来者的话，而高坡子就是一个外来者的聚居地。大家都是离乡背井之人，尽管各自的风俗习惯、利益诉求有差异，但谋生是第一要务，要谋生就必须抱成团，应对纷纷扰扰的乱世，于是一位姓宋的颇有实力的人家提议，把从高坡子下面的黄忠河改名为宋江。读过几天私塾的宋家老太爷解释说：“江者，大河也。‘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比两溪口还壮美；‘杨柳青青江水平，闻郎江上唱歌声。’比两溪口还世外桃源。再者，宋江乃豪杰也，聚义一百单八将，大碗吃肉，大碗喝酒，大称分金银。两溪口有黄忠，我们高坡子有宋江，我们要效仿宋江，把这里建设成堪比两溪口的太平、富足的家园。”于是，黄忠河流到此处之后，就改名换姓了。
早年，宋家贩运私盐，来往于黄忠河、宋江流域，最远直达长江沿岸。在完成原始积累后，宋家不再贩运私盐，毅然远离了刀口舔血的营生，转而在客栈、修船、木材加工、贩运粮食布匹等行业发展。可以说，高坡子的繁荣离不开宋家。宋家在高坡子是大户大族，族里人最多的时候达100余口，宋氏子孙中会营生的，后世子孙往往很是富足；但也有孱弱无能之辈、冒险狂妄之徒，要么靠变卖家产度日，要么急功近利血本无归。尽管得到大家族的庇护，但家道中落，连外姓人都看不起他们。同一个家族，每一代都上演着悲欢离合、起起伏伏的人生。
宋安德这一个支系算是宋家的嫡系，一直占据着族长的位置，祖屋背靠高坡子第八个山包，也是唯一被命名的山包——运山。然而到了民国时期，宋安德祖辈父辈家道中落，沦为家族中谁都瞧不起的人，族长的位置也丢了，被旁系的人所取代。宋安德血气方刚，又想重操贩卖私盐的行当。当时军阀割据混战，土匪横行，红军从鄂豫皖来到川陕，时局极端混乱，贩运私盐，不管是遇到军阀、土匪、地方大户武装还是红军，不仅都将血本无归，还有可能搭上性命。但是另外一方面，风险大利益也大，哪怕只有一趟跑成功，那将足以恢复在高坡子昔日的地位与荣光。宋安德的老爹老娘就这么个儿子，要是有个好歹，那宋家这个嫡系岂不断了后？当然不要他去，也不管什么门当户对了，强迫他与一位山里的姑娘结了婚。
宋安德倒也争气，第二年便添了一个男丁，取名宋明远，因为爱闹病，又起了个小名，叫丑牛，说名字越贱越好养。一家人一点一点地出售祖屋，勉强度日。就这般勉勉强强过了15年，宋明远也15岁了，祖屋都卖得差不多了，仅剩下两间遮风避雨的地方，几乎要沦落为乞丐。族里管事的实在看不下去了，就给了他们几亩田地，一家人就守着这几亩薄田度日，跟附近贫苦的山民没什么两样。不久，宋安德的老爹遗憾而终，而他的老娘也随老爹而去。再也没人阻止住他去冒险贩私盐，于是将仅有的两间祖屋卖掉作本钱，把老婆和还没有成年的儿子宋明远安顿在宋家祠堂里，远走他乡。可怜的娘儿两只得在族人的白眼下，饱一顿饥一顿地度日。
宋安德贩运的私盐被当地军阀的兵丁拦住，眼看就要被悉数抢去，一队红军似乎从天而降，打散了军阀部队。更令宋安德惊喜的是，红军把他的盐巴高价收购了，还约定帮他们再贩运几趟，价钱好商量。于是，宋安德冒着生命危险，暗中与红军做成了5趟生意，尽管最后一趟红军已无力支付大洋，但还是给了他几十斤烟土和一张欠条。
宋安德走后杳无音讯，第二年冬天，娘儿俩就被宋家族人赶出了祠堂，搬到了山神庙住，那场大雪后娘儿俩就失踪了。据说，当地国军在山神庙附近发现了一个女红军，女红军被逼到悬崖，跳下了宋江河。到了第七天，人们才在宋江河里发现了一具女红军的尸首，尸首在河中飘着，没人去打捞，也没人敢去打捞，也不知道漂到哪里去了。
高坡子的人都隐隐约约知道宋安德在贩私盐，这几年神出鬼没，仅仅有人看见他回来过一次。据知情人说，宋安德一听老婆娃儿都死了，头也不回地就走了，八成这辈子不会再回到高坡子。大伙儿都摇头惋惜这家昔日的辉煌，两代人就败了个精光，这一次怕是要把宋安德小命都搭进去，宋家这个支系也就绝了后。就在“****”走后的第二年，宋安德坐着八抬大轿、风风光光地回到了高坡子，还带回来一个漂亮的媳妇和一个满月不久的儿子；接着宋安德把他爷爷和老爹出卖了的祖屋以高出两倍的价钱回购了回来，请来方圆百里之内巧匠能工把祖屋修葺一新。宋安德恢复了在族里的话语权，在整个高坡子理当所然也挣回了昔日的荣光。人们都期待着宋安德大展宏图、算计着自家的生意将受到怎样的影响的时候，宋安德却不屑于高坡子炙手可热的行业，转而购买田地。
高坡子地处高山上，尽是一些坡地，种上的庄稼还得看老天爷的脸色。只有宋江的一些河湾有一些良田，早就被一户姓苏的人家祖祖辈辈经营着。宋安德不管这些，不管是好地瘦地，只要价钱谈得拢，都一股脑儿收购过来，再佃租出去。风调雨顺的年月，任凭佃户心愿交点粮食来，如果适逢灾年，问都不问地租的事。这个时候，高坡子拥有田地最多的苏家隔三差五地来求他买地，于是苏家的上等好田好地，慢慢地都归了宋安德。
“三岁娃儿，会打铁，打的银钱给他爹。
他爹戴个红绿帽，他妈穿个花棉袄。
红袄、花棉，上小船。
小船走，他妈扭。
一扭扭到两溪口，又吃肥肉又喝酒。”
几个放学归来的孩童一路走来，唱着儿歌，相互间指指点点，想必都不想当儿歌中的那个三岁娃儿。
临近黄昏，阳光洒在高坡子山路边的枯草上，满眼的荒凉在寒冷的风中弥散。宋明远双手搭在锄把上，望着那几个学童，脑袋里跟这山丘一般的荒残。他们唱的这首儿歌，应该是高坡子的，但是他的记忆中一点痕迹都没有。高坡子是他的家，是他生命的根，也是他血脉中流淌的痛苦和忧伤。
15岁那年冬天，父亲变卖唯一两间祖屋，把他们娘儿两安顿在宋家祠堂，远走他乡。按照族里的规矩，是不准在祠堂里饮食起居的。开初族里人还算通情达理，不仅允许他们居住，而且大都还多少接济一点。母亲本是穷人家的女子，吃苦耐劳，给人浆洗缝补，日子还算过得去。
然而，父亲走后杳无音讯，春节也没有回来，过完大年后，时不时就有从宋江上溯而来的传闻，说父亲贩私盐，被官府抓住关在监牢里；或者说被土匪杀了，劫了私盐，人财两空；还有说父亲参加了“****”，四处流窜。等等，等等，说得有鼻子有眼的。他问母亲外头那些说法是不是真的，母亲说等你父亲回来了，谣言自然就没有了。然而，说父亲死了的人多了，似乎就成了真的，高坡子人都相信父亲已经死了。至于是怎么死的，谁也不在乎。族里管事的开始对他们冷眼起来，渐渐有族人搬出族规说事儿。常言说，富在深山有远亲，穷在闹市无人问。第二年冬天，族里人终于按捺不住了，就在腊月祭祖那天，宣布他和母亲必须搬出祠堂，恢复祠堂的安宁与圣洁，祖先的灵魂不容许再被打扰。
族长宣布这个决定的时候，外面正筛糠一般下着大雪。已经下了三天的雪把高坡子与外界隔断，高坡子成了一只独木舟，被困在一片白茫茫的雪海之中。母亲跪在祖先的灵位面前，哭哭啼啼地哀求，求族长，求宋家的人，允许他们母子俩住到来年天气暖和时候才搬出去。宋明远继承了他父亲的血性，跳出来指着祖先的灵牌嚷嚷，我也是宋家后人，他们是死人，你们真要叫死人逼死活人么？这话一出，他们便多了一条罪名——对祖先大不敬，将宋明远除籍，逐出宋家。尽管宋明远上蹿下跳做出一副拼命的架势，但毕竟还只是个孩子，母子俩被叔辈们赶出了祠堂。母亲是独女，外婆和外爷早几年就去世了，娘家还有两间破房子可以住，但大雪封山，母亲只好带着他来到山上的山神庙栖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