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相当水平，又没读懂，多数是因为粗心大意，或满足于一得之见，或急于求成，来不及细查，或查了，由于欠考虑推敲，结果也还是没读懂。华罗庚先生不只是数学家，也好写诗，古文基础很好，按说一首唐诗五言绝句还能读不懂吗？卢纶写的《塞下曲》：“月黑雁飞高，单于夜遁逃。欲将轻矣骑逐，大雪满弓刀。”华先生却批它违反科学，作了一首五言打油讽刺道：“月黑天高处，何没见雁飞？北方大雪时，群雁早南归。”于是被一家刊物吹捧说，几千年的迷雾，被华先生是以科学态度一下子给澄清了。还引用明人陈白沙的话说：学贵当疑，小疑则小进，大疑则大进。号召大家都来学习华罗庚的质疑精神。华先生在数学领域确实有不可磨灭的贡献。但是，以数学眼光来看古典诗，却难免不出差错。文学作品决不能以数理公式1+1绝对=2来待。华先生之所以没读懂这首诗，正是机械地理解：黑夜就看不见东西，雁是东西，故应不见；雪天就是冬天，雁秋天即南归，故雪天即没有雁。他确有一得之见，可惜华先生忽视了诗题叫《塞下曲》，塞外从来风雪无时，甚至伏天飞雪的事也是常有的。秋雪更不用说。古诗中写雪雁的不只一人，李颀诗：“雨雪纷纷连大漠，胡雁哀鸣夜夜飞。”“昨夜微霜初渡河，鸿雁不堪愁里听。”高适诗：“北风吹雁雪纷纷。”元好问诗：“雁奴辛苦侯寒更，梦破黄芦雪打声。”至于夜里看不到雁飞，还听不到雁鸣吗？人过留言，雁过留声啊！科学的态度，应是辨证的，不该是形而上学地，机械不变地认为夜与雪就与雁无缘。常规只是一般规律，特殊情况，不能按常规来理解。学贵知疑，不能乱疑，辩证的观点应该是：当疑则疑，疑而解则大进；不当疑勿疑，疑而误则退。所以我也曾奉和华先生四句“胡天八月雪，群雁尚未归；单于惊雁叫，月黑也知飞。”又如钱钟书先生是著名的一级研究员，他的《宋诗选注》就把宋代之大诗人王安石好撇。王安石的“春风又绿江南岸”，向称名句，都称赞“绿”字用的好，洪迈在《容斋续笔》中说：王荆公绝句……吴中人藏其草，初云‘又到江南岸’，圈去‘到’字，注曰：‘不好’。
改为‘过’。复圈去，而改为‘入’，旋改为‘满’，凡如是十许字，始定为‘绿’。“于是这个‘绿’字遂成为遣词推敲的范例，文苑一直传为佳话。可钱先生却在《选注》中大动诗情：用‘绿’字在王安石诗中还有如‘除却春风沙际绿’……‘绿’字这种用法在唐诗中早见而亦屡见：丘为《题农父庐舍》：‘东风何时至？正绿湖上山。’李白《待从宣春苑赋柳色听新莺百啭歌》：‘东风已绿瀛洲草’。常建《闲卧斋雨行药至山馆稍次湖亭》：‘行药至石壁，东风变萌芽。主人山门绿，小隐湖中花。’于是发生了一连串的问题：王安石的反复修改是忘记了唐人诗句而白费心力呢？还是明知这些诗句而有心立异呢？他的选定‘绿’字是跟唐人暗合呢，是最后想起唐人诗句而欣然沿用呢？还是自觉不能出奇制胜，终于向唐人认输呢？“外界有人说钱先生好显示才学，我看这即是一例，自己记一些唐人诗中的‘绿’字句，于是就拿手来校勘王诗，以为王的‘绿’字是袭前人之旧，是拾人牙慧，不足为奇，洪迈的吹捧是多余的。其实写诗受前人用字的启发，从而借用前人的诗句，或从前人诗句点化而来的情况是不少的。晏叔原的小山词《临江仙》中的名句”落花人独立，微雨燕双飞“就是沿用五代翁《闺怨》中的诗句（上半首是”又是春残也，如何出翠帷。落……）。可是翁并不出名，诗也鲜有知者。这两句经晏一用，出奇制胜，遂传为词中名句。“梦后楼台高锁，酒醒帘幕低垂。去年春恨却来时。落花人独立，微雨燕双飞。”多么美！谭复常竟自赞为“落花二句，千古不能有二”。即使在同一诗人的作品中，也有沿用前诗佳句的，如大晏的《浣溪沙》：“一曲新词酒店一杯，去年天气旧亭台。夕阳西下几时回？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小园幽径独徘徊。”这“无可”二句也是传为千年的名句。大晏在七言律也用过：“元已清明假未开，小园幽径独徘徊。春寒不定斑斑雨，宿醉难禁滟滟杯。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游梁赋客多风味，莫惜青钱万选才。”可是律诗鲜为人知，词却成为一阕名词。为什么？《词林纪事》说：“细玩‘无可奈何’一联，意致缠绵，语调谐婉，的是倚声家语，若作七律未免软弱矣。”我讲这些，是为说明王安石的“绿”字，即使是袭用唐人诗的用字，也并不为过，何况用的是这样成功。其实这个“绿”字用得好，还不仅仅因为它比到、过、入、满等字形象生动，它还含有诗人的特殊感情。这首《泊船瓜州》写于熙宁九年（1076），这年他罢相，判江宁府，南归故里。船泊瓜州隔江望归，离江宁只隔数重山就到了。此时江南一片新绿，多么渴望看一看实行新法后的江南景象。三年后（元丰元年，1079）在他写的《后元丰行》中写道：“歌元丰，十月五日一雨风，麦行千里不见土，连山没云皆种黍。”在《书湖荫先生壁》诗中又写道：“一水护田将绿绕，两山排闼送青来。”可见这“绿”是麦黍禾苗之绿，非唐诗中的草木之绿。如果再知道在写《瓜州》的前一年诗人曾写奏折，请求废玄武湖造田，那就更可以加深理解这《瓜州》“绿”字的含意了。钱先生也知道王诗中还有不少“绿”字，可就没在诗的背景及前后诗作的联系中来读诗，所以没读懂，就匆忙下评语，致伤王安石的一片“绿”意之情。
自恃有才，妄贬古人的事不只发生在现代人身上，古人也不乏其例。如明代的杨升庵对杜甫的著名代表绝句“两个黄鹂”，就曾妄评“四句相对，互不连属”，胡应麟甚至斥为“断缯裂帛”。“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谁读了都赞不绝口，为什么这二位如此狂妄，横加贬斥呢？
原来这二位只顾按绝句的固定模式来衡量这首诗了。这首绝句四句对偶联排，四种景物并列，不合起承转合的结构方式。另外他们一向憎恶杜诗，怀有成见，所以也不去仔细琢磨体会，便妄作评论。这也是没读懂的一种表现。其实只要熟读杜诗并知杜甫在成都经历的人，都会感到这首诗很有诗情。
这首绝句作于广德二年（764），先一年十月郭子仪收复京师，杜甫闻讯曾多次赋诗抒发欣喜之情，流露厌蜀渴望还乡之意。送归京友人说：“叹君能恋主，久客羡归秦。”《游子》诗更道出居蜀的苦闷和东归未遂的怅惘：“巴蜀愁谁语？吴门兴杳然。”在《破船》诗中更羡飞鸟的自由，愧对东流的逝水，又一次表露久窜他乡、不愿久滞之情：“仰看西飞翼，下愧东逝流。”“所悲数奔窜，白居难久留。”在另一首寄友人诗中更叹息久居异乡的可怜心境：“永作殊方客，残生一老翁。”他说如能与仙人换骨，能够“遣御清风”该多好啊！
了解了杜此时此地的心境，再读“两个黄鹂”，就比较好懂了。你看黄鹂成双成对的鸣得多么欢快；白鹭凌空飞去，飞得多么昂扬；久困巴蜀的游子怎能不羡煞鸣鹂于翠柳的自由，鹭上青天的气魄呢？下面一转，面向自身的现实境地：窗对着千秋雪的西岭，令人愁苦，甚至凝滞，心灰意冷。门前停着可以去东吴的万里征帆。老诗人几曾梦想乘上这条破船“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应须理舟楫，长啸下荆门。”可惜，这年二月闻知老友严武再镇巴蜀，自己竟改变北归计划，由阆州又回成都草堂，可是依然困顿，眼见“扁舟系缆沙边久”，船一天天破旧下去，自己还是离不开这“千秋雪”的凄冷之境。这样结合诗人的身世来读，不是好懂多了吗？又怎么会有四句互不联属之感呢！
还有一种情况，即盲目地听信前人评价：带着一定的框架来读，也很难读懂。如刘禹锡游玄都观写的两首桃花诗，从《旧唐书·刘禹锡传》就给定评是讽刺朝廷的诗，此后便是著名唐宋诗词教授，也都以此为据，人云亦云，沿袭旧说。
《旧唐书·刘禹锡传》说：“元和十年，自武陵召还，宰相欲复置之郎署。时禹锡作《游玄都观咏看花诸君子》诗，语涉讥讽，执政不悦，复出为播州刺史……”“大和二年，自和州刺史征还，拜主客郎中。禹锡衔前事未已，复作《游玄都观》诗……其前篇有‘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之句，后篇有‘种桃道士今何在？前度刘郎今又来’之句。人嘉其才，而薄其行。禹锡甚武元衡，李逢吉，而裴度稍知之。大和中，度在中书，欲令知制诰。执政又闻诗序，滋不悦，累转礼部郎中、集贤院学士。”
《唐才子传》也说：“久之，召还，欲任南部郎，而作《玄都观看花君子》，诗语讥忿，当路不喜，又谪守播州……后由和州刺史入为主客郎中。至京后，游玄都观，且言：‘始谪十年，还辇下，道士种桃，其盛若霞；又十四年而来，无复一树，唯兔葵燕麦动摇春风了。’权近闻者，益薄其行。”
《全唐诗话》几乎照抄《才子传》。
沈祖芬教授在此基础上，走得更远。她说：“这一首诗（指第一首）也是和这场政治斗争有关的。它通过人们在长安一座道士庙——玄都观中看花这样一件生活琐事，讽刺了当时的朝廷新贵。”“这首诗就是他从朗州回到长安时所写的，由于刺痛了当权派，他和柳宗元等再度派为远州刺史。”“这首诗表面上是写人们去玄都观看桃花的情景，骨子里却是讽刺当时权贵的。”“千树桃花，也就是十年以来由于投机取巧，而在政治上愈来愈得意的新贵，而看花的人，则是那些趋兴附势，攀高结贵之徒。他们为了富贵利禄，奔走权门，就如同在紫陌红尘之中，赶着热闹去看桃花一样。结句指出：这些似乎了不起的新贵们，也不过是我们被排挤出外以后被提拔起来的罢了。他这种轻蔑和讽刺是有力量的，辛辣的，使他的政敌感到非常难受，所以此诗一出，作者及其战友们便立即受到打击报复了。”
这都因带着老框框读，才越读越糊涂的。认为刘禹锡是王叔文集团的骨干，是八司马之一，因此刘禹锡就绝对地不与新朝集团妥协，一定斗争不屈，这才称得上改革家。所以不顾实际情况如何，便代代相传，添枝插叶，越传越离实际十万八千里。
事实上，新朝宰相杜佑、武元衡、李吉甫、权法舆、张弘靖、李绛等莫不对刘禹锡深表同情，而朝中重臣与刘禹锡关系好的，有王涯、王播、窦易直、段平仲、柳公绰、卢坦、吕元膺、韩弘、崔群、裴度、令狐楚、独孤郁、元稹、白居易、杨于陵、韩愈等。这些人都曾为援救他尽过力。而刘本人也一再上书申冤，并一再表示一旦昭雪，定当尽力效命于朝廷，“多节本怀端直性，露青犹有岁空心。”这次被召回朝廷，他特别高兴，沿途与柳宗元唱和了好多诗，如“十年无羽摧颓，一旦天书召回。看几花时欲到，故侯也好归来。”认为召回，说明朝廷已是春回大地：“花时欲到”了。自己又有用武之地了。所以他游玄都观才写下第一首桃花诗。
“紫陌红尘拂面来，无人不道看花回。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载！”说明，我虽离朝十年，可是朝廷有这些贤宰相，也栽置了不少如“桃千树”的新材，开了新花，令人振奋。可是他没料到朝廷也还有打击改革的旧势力，还要乘机排挤八司马，于是借这首诗，又鸡蛋里挑骨头，肆意曲解，诬为讽刺朝廷，再贬远州。这些打击他的权势人物自认是种桃道士，于是刘在第二次回朝重游玄都观时才发出“种桃道士今何在，前度刘郎今又来”的愤慨之叹！
我们若不是一篇篇读了这个时期的重要人物传记和刘、柳的大批诗文，也不会懂到这个程度。可见读懂一首诗有时也是颇不容易的。更主要的是我们经过十年浩劫，懂得“四人帮”对广大革命干部凭空加罪，诬以莫须有的罪名，尽是些污蔑不实之词，这才联想到刘诗也是被诬的不实之词。我们去掉老框框，才看得清楚些。所以带老框读古书，只能越读越糊涂，甚至自己陷入恶人的窠臼而不自觉。
十年浩劫中，受左的思潮影响，在古典文学阅读中表现在违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看古人的一切均以极“左”的观点对待，硬把当时的阶级分析往古代人物关系上套，这是存心不往懂上读。李商隐的一些《无题》诗，本来是写爱情的，却都蒙上一层政治斗争的纱幕。最明显的莫过对《无题》：“昨夜星辰昨夜风‘的歪曲，说什么’昨夜无题，就是他对令狐淘拜相的讽刺和对自己漂泊处境的慨叹。”说“诗一开始就讲了令狐淘拜相事……在同年十月的一个晚上，在吃喝谈笑间令狐被宣宗任命为相，所以说是‘昨天星辰昨夜风’……对令狐作了辛辣的讽刺。‘画楼西畔桂堂东’，指的是‘含春亭’，即拜相的地点。诗人没有多着笔墨，即深刻、辛辣地勾画了令狐的政治投机嘴脸和宣宗的荒淫无道：一个漆黑的夜晚，在结鳞楼‘西畔’，翰林院之东的‘含春亭’，这个皇帝吃喝玩乐的娱乐场所，善于钻营的令狐淘，被宣宗的一阵浩荡‘皇风’——‘昨夜风’卷上了宰相的宝座。这件事实本身就是有讽刺性，所谓‘身无彩凤双飞翼’，是指在儒家反动的政治迫害下，一些能致‘天下安宁’的‘彩凤’（国之祥瑞），失去翅膀，不能振翅高飞，使社会进步。虽然如此，但‘心有灵犀一点通’——作者心中像点燃着‘灵犀’火炬一样，通彻地明察出令狐等的卑劣行径和嘴脸……李商隐进一步在诗中指出了阴谋家令狐是在皇帝的宫中宴会上，以‘隔座送钩’‘分曹射覆’的玩意，讨得皇帝欢心的。在这种情况下，站在尊法反儒立场上的诗人一再受到排斥、打击、这股宣宗、令狐尊儒反法之‘风’，使诗人像无根的蓬草一样被吹得到处飘零。所以如果说《锦瑟》是对武宗的怀念，那么，这首无题诗就是直接对宣宗和令狐的抨击了。”（吉林师大童新《李商隐的无题诗和晚唐的儒法斗争》）
越说越玄，把一首有情有义的好诗竟讲成打政治哑迷了。这首诗其实比其他首《无题》都好懂，因为它全是以实情实景的记叙来描述的，用点比喻也很明显，毫不隐晦：一个值得怀念的轻风星夜，在画楼西桂堂东的池塘之畔的小宴上，虽无双翼如双凤双飞，但是两人心灵相通，心心相印，早已情深意合了。你看行酒令时，也隔座送钩，我饮一杯感到如春之温，余兴射覆时又为我高擎蜡烛，助我取胜。但可惜时光太速，漏鼓催人，我即将在天明登程，到遥远的边地，这兰台小吏到处漂泊真如飞蓬一样。最后是惜别之情。这么明白好懂的诗，他们竟读得那么神秘，有如天书一样，这不怪李诗人的诗“无人作郑笺”，只能怪读者故意不往懂上去读。
这些奇谈怪论就不必一一去谈了，“尔曹身与名俱灭”，不足挂齿了。现在提一下，也只是作为怪例之一来展览一下罢了。值及惋叹的是流毒所及，连我们好人也跟着受影响，好像春瘟一样，至少也要染上流感。
最突出的教训是郭沫若同志，竟顺此风潮，写了一本《李白与杜甫》。以郭老的才学、阅历、思想，是绝不该出现这本著作的。可事实确出了。因为书太厚，不便多谈，只举一例。杜甫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简直和白话诗一样的好懂，历来认为这是杜甫的代表作，是疾苦中不忘忧民的具有高度人民性的好诗。可是郭老由于带上有色眼镜，竟把这首诗曲解得一无是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