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入淮军当兵，后投北洋军，升任河南督军及陆军检阅使等职。反对袁世凯称帝，讨伐张勋复辟。1924年第二次直奉战争中，发动北京政变，推翻曹锟政府，驱逐清逊帝溥仪出宫。他脱离直系军阀，改所部为国民军，任总司令兼第一军军长，并电请孙中山北上主持国家大计。不久，迫于奉、皖军阀的压力，赴张家口任西北边防督办，将第一军改称暂编西北陆军。1926年秋在绥远五原誓师，就任国民军联军（后改为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总司令，并率部参加北伐战争，出兵潼关，会师中原。1927年一度附和蒋介石、汪精卫清党反共。因与蒋发生利害冲突，1930年联合阎锡山、李宗仁等举兵反蒋介石，爆发中原大战，失败后下野，所部被蒋收编。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他积极主张抗日，数次致电南京政府，反对蒋介石的对日消极和不抵抗政策。1933年初，日军向塞外重镇多伦进犯。冯玉祥与中国共产党合作，改编、整顿了察省的零散部队、义勇军，于1933年5月，在张家口正式组建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并任总司令。抗日高潮在察省骤然形成。同盟军组建后，经过浴血奋战，察省失地全部光复。察哈尔抗日同盟军虽在蒋介石国民政府的镇压下被迫解散，但其抗日精神，激发了全国民众的爱国热情，推动了全国的抗日运动，其抗日业绩永垂中华民族史册。
1946年，因反对内战，曾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的冯玉祥被迫以“水利考察专使”名义出访美国。但是，他人在美国，心系祖国，依然坚持自己的政治主张，写下《告全国同胞书》，强烈反对蒋介石的内战独裁政策，要求组织联合政府。蒋介石被激怒了。1948年，冯玉祥响应中国共产党的号召，携带家眷准备回国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工作。9月1日，当“胜利号”航行到苏联敖德萨附近的海域黑海时，一场蹊跷的火灾突然降临，冯玉祥和一个女儿不幸遇难。冯玉祥将军为民主自由的新中国而献身，令一切进步力量扼腕痛惜。
冯理达的母亲李德全是河北通州人，1924年经人介绍与丧偶经年的冯玉祥结为夫妻。当时冯玉祥握有重兵，声名显赫，许多显贵都想和他攀亲。他却定了三条择偶标准：一是不许穿绫罗绸缎，只穿粗布衣裳；二是会纺纱织布；三是要精心抚养前房子女。28岁的李德全当时正在贝满中学教书，勤勉好学的冯玉祥听过她的课，对她颇有好感。李德全也十分赏识冯的人品。婚后，李德全一方面相夫教子，一方面积极投身社会活动。冯玉祥遇难，幸免于难的李德全带领子女回国。新中国成立后，担任第一任卫生部长。后来，又先后担任中国红十字会会长、全国妇联副主席、全国政协副主席、国家体委副主任等重要职务。
冯玉祥、李德全夫妇共养育了四个子女，女儿理达、颖达、晓达，儿子洪达。夫妻俩特别疼爱理达，但要求她也非常严格。从很小的时候起，冯理达就在父亲的要求下开始练字，每周要写100个大字，1000个小字，而且每天还要到室外耍大刀，即使天寒地冻、大雪纷飞也不例外。父亲常常要求她给警卫员拆洗被褥、袜子。父亲对孩子们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不要当小姐，要自爱，要自强，要靠自己的双手去生活。”
作为长女，冯理达深受父亲爱国行为的影响。五六岁时，她每天早上醒来的第一件事就是拿起一本厚厚的书递给母亲，由母亲念给父亲听，这本书的名字叫《资本论》。在家里，她还经常听见父亲与同仁讲革命，谈共产党，当时她虽然不懂“共产党”的真正含义，但从父母的谈话中隐约感到共产党人是令人钦佩的。冯玉祥将军还经常教冯理达背诵文天祥的《正气歌》，教导她中国有几千年的文明史，中国人要有志气、有骨气。将门之女的豪情、气节、忠诚，深深融入冯理达的血液中。
冯理达23岁之前一直与父母在一起，亲眼目睹和见证了冯玉祥将军所经历的许多重大历史事件，从父母爱国的言传身教中，从父亲对中国前途探索的坎坷经历和深刻反思中，逐步加深了对中国共产党的认识和了解。1945年毛泽东到重庆进行国共谈判期间，曾多次亲自到冯理达家中拜访冯玉祥。为推进国共合作的进程，周恩来、董必武、王若飞、邓颖超等共产党领导人经常到冯理达家中与冯玉祥共商国是，周恩来还为冯理达题词“艰苦奋斗，好好学习”。共产党人为民族解放舍生忘死的精神和可亲可敬的形象，对冯理达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使她进一步坚定了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的信念。1946年冯玉祥因反对内战与蒋介石彻底决裂后，冯理达跟随父母前往美国，她一边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生物系学习，一边协助父亲进行反蒋救国运动。
1948年，冯玉祥和夫人李德全应中国共产党邀请回国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筹备工作。临行前，他们让冯理达选择是回祖国还是留在美国。面对人生的重大选择，冯理达坚定地表示，“做爸爸一样热爱祖国的人，回到新中国的怀抱”。回国途中，父亲和妹妹晓达不幸遇难。血的事实让冯理达体会到追求光明与真理的艰辛。回到祖国后，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刘少奇等中央领导人亲切接见了她的全家；党中央为冯玉祥将军隆重举行追悼会，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亲笔题写了挽联；不久组织又将她和弟弟冯洪达作为新中国首批留学生送到苏联深造培养，这使她更加坚定了终生追随共产党的信念和决心。
冯理达生前接受媒体采访时，每每总要谈及自己的信仰之源：“我对人生道路的选择，受父母的影响非常大，尤其是在父亲的引导下，我对中国共产党从了解到热爱，再到执著追随，历经风雨不改志。”
“献身给国家，不怕刀砍和枪杀，唯愿粉身碎骨。民族生存，我方生存。我身虽死，换得民族生存。国家自由，我方自由。我身虽死，换得国家自由。”这是冯玉祥的诗句，也是冯理达最珍视的父亲遗训。向往光明，追随共产党，建设新中国，从冯玉祥、李德全夫妇再到冯理达身上，有着一条百折不挠、历久弥坚的信仰传承红线。
事业选择——为患者“打开生命之门”
1939年，冯理达的母亲李德全不慎将手臂摔伤，久治不愈。后来请来了著名中医杨济生先生，用针灸治好了母亲的病。从此，冯理达迷上了医学。她认为，医生可以为患者减轻痛苦，为他们“打开生命之门”。高中即将毕业时，她把自己想报考医学院的想法告诉了妈妈，得到了妈妈的支持。李德全郑重地对女儿说：“就去做个医生吧，将来给老百姓谋点福。”
悬壶济世，福泽苍生。大仁大爱，斯心永恒。从青丝到白发，几十年奋斗之路，冯理达始终牢牢记着父亲《示女》的殷切嘱托：“真诚不虚，做人根基。勤俭耐苦，天助自助。自学有德，平民生活。小姐太太，害人自害。”
1949年，冯理达作为新中国的第一批留学生，与弟弟冯洪达一起被派到苏联学习。她在列宁格勒医学院攻读免疫学。列宁格勒冬季非常寒冷，加上当时物资匮乏，市民普遍营养不良，致使白喉病流行很严重。苏联医学界采取了各种防治措施，效果仍不明显。冯理达主动请缨，担任该市白喉病防治工作负责人。她大胆研究探索，创造性地运用中西医结合的办法，针灸、中药一齐上，防治效果大为显著，最终使列宁格勒白喉病发病率降到了零。年轻的冯理达被授予“列宁格勒科学大奖”，为年轻的新中国争了光，一时间成为新闻人物。《真理报》《红星报》都曾报道过她的事迹，社会各界也纷纷寄来感谢信，感谢这位来自中国的留学生。
当年，国家副主席刘少奇访问苏联期间，在驻苏大使馆接见留学生时，紧紧握住冯理达的手说：“你不仅有很好的学问，还有很深刻的思想，我为中国有你这样的专家而高兴。”
1958年毕业后，获得免疫学副博士的冯理达归心似箭。她毅然谢绝苏联有关部门的真诚挽留，回到祖国，积极投身到社会主义新中国建设事业中。冯理达作为年轻的西医专家，怀着对中国传统医学的挚爱，把探索运用中西医结合研究中国免疫学作为义不容辞的责任，倾其所学，竭尽全力。她在中国医学科学院流行病研究所工作期间，组织筹建了新中国第一个消毒研究室，并担任该室和流行病科负责人。她先后作为中央、国务院和卫生部防治传染病工作组负责人，29次带队奔赴浙江、湖北、湖南、广东、广西、河南、北京郊区等血吸虫病、流脑、霍乱、浮肿、痢疾等重疫区一线，以及邢台地震中心区，冒着被感染的危险，与农村基层干部同吃同住，深入偏僻农村，挨家逐户防病治病。期间，她的14份经验总结和研究论文，被国家卫生部转发用于指导全国防疫工作和被学术期刊转载。
冯理达把个人价值与党的事业紧紧联系在一起，为我国免疫学的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上世纪50年代，她开始运用针灸、中药和西医相结合的方法进行免疫课题研究，并用于临床治疗，取得突破性成果，其论文被前苏联编成医学教科书发行，作业和实验报告被印成专著出版，讲课材料被前苏联1960年编辑成《中国针疚学》作为各医学院的必修课教材；上世纪60年代，她以农村传染病重疫区为平台，将免疫学研究成果用于各种传染病防治，取得一系列实践性成果；70年代，她把免疫学研究提高到中西医结合整体论层次；80、90年代，她率先提出中国特色免疫学学科建设思想，创立了免疫物理学、免疫宏观学、免疫微观学、免疫康复学和部队免疫学等基础理论，创造性运用电学、力学、电磁学等知识，进行机体免疫研究，取得一批开拓性成果。我国著名科学家钱学森曾两次到冯理达工作的免疫中心，与她一起探讨交流运用现代科学手段研究人体信息流的体会，并在给冯理达的信中对她的研究成果给予了充分肯定。冯理达先后主编学术专著8部260万字，发表研究论文60余篇，3项课题获军队科技进步奖。
冯理达属牛，不仅钻研业务有股“牛”劲，对待病人也像牛一样“吃的是草，挤出的是奶”，只求奉献，不求回报，吃得了别人吃不下的苦，受得了别人受不住的累。她说：“我愿做中国劳苦大众的‘牛’，为党的事业拉车不止。”
1973年，在周恩来总理和邓颖超大姐的关怀下，冯理达调到海军总医院工作，当时她已经48岁。刚到医院时，被分配到传染科当住院医生，专业并不对口，但她拖地板、倒痰盂、救治患者，样样工作抢着干，从未叫苦叫累。该科室原护士李永妹至今记得，有一次抢救一名肝病患者，整整五天没能回家，“我们让她去值班室睡一会儿，她却说：‘你们去吧，你们正是长身体的时候。我年龄大了，睡眠够了。’”1974年冬天来了一位病毒性疟疾的病人。这种患者经常会把大便弄得到处都是，护士们多少有些畏怯心理。冯理达知道后主动要求负责这个病人。那天恰好李永妹值班，已经晚上11点了，她看到冯医生还在整理病案，就劝她赶快回家。谁知冯理达还是不放心病人，转身又进了病房。一开门，一股恶臭迎面扑来，病人身上、床上沾满了粪便。冯理达赶紧就把病人抱起来，清理脏物，还打来热水，为病人擦拭身体。等收拾完，已是凌晨一点了，李永妹填好当天的病情日志正准备休息，却发现冯医生在洗手间正为病人清洗刚换下的脏衣服……
大爱无声。这种爱，冯理达给了第一次针灸不敢下针的护士王瑞，她后来成了免疫中心的针灸骨干；给了结核性脑炎患者王惠，本来被判为没救的女孩，经过冯奶奶精心治疗，奇迹般恢复了健康；给了畸形习武、燃烧着复仇烈焰的王玉洁，使她化解心结，走上正常的奋斗之路；给了大同散岔村的那些“党娃”，孩子们至今记着冯奶奶的话：“我们的社会没有丢下你们，你们一定要成为对党、对祖国有用的人啊！”这样的事情还有很多很多……
临终遗言——“妈妈是党的女儿”
在海军总医院设立的冯理达事迹展览馆，一张标有“中0002501号”的党费收据格外引人注目。收据上写着：“冯理达同志自愿多交党费计人民币一万元，特此证明。”时间落款为2008年4月22日。
冯理达的儿子罗悠真清楚地记得，2008年1月20日下午，妈妈病情恶化。她紧紧拉着儿子的手说：“你要永远记住，妈妈是党的女儿。我死之后，帮我代交一万元党费……”
“妈妈是党的女儿”，冯理达的临终遗言凝聚了多少深沉的情感！“妈妈是党的女儿”，这句朴素的话语表达了冯理达毕生秉持的坚定信念！
起点在哪里？或许定格于父亲《告全国同胞书》发表之际，或许就升腾在“胜利号”一片火海之中。冯理达从青年时代就追随父亲，向往光明，渴望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一员，坚定追求，无怨无悔。无论在国外还是在国内，无论身处顺境还是逆境，不管遇到多大的困难和挫折，她始终坚定对党的信赖。即使在“文革”期间，家庭受到严重冲击，母亲被批斗，自己被污蔑为“双料特务”，失去了工作权利，甚至被软禁，她依然痴心不改、执著如初。
冯理达把加入党组织看得比生命还重要。1949年赴苏留学的冯理达刚到苏联，就向时任驻苏大使的王稼祥提出了入党要求，并向中国留学生党支部递交了第一份入党申请书。1951年回国探亲时，她又向时任中组部部长的安子文提出入党要求，以后每年都向党组织提出入党申请。1973年她到海军总医院工作后的一年多时间，就先后五次向党组织递交入党申请书。她的入党介绍人、刚满20岁的护士张杰当时曾问她，为什么这么大岁数还要坚持入党。她饱含深情地说：“我母亲62岁加入党组织，我比母亲年轻多了。我只要活着，就要入党。”她生前接受媒体采访时，也每每总要谈及自己的入党认识：“我亲身经历了两种社会制度，所以，我坚信只有共产党才能带领中国走向光明，只要我活着，就要入党，我要把自己的一切献给党。”1975年12月23日，正在病房工作的冯理达得知组织批准自己加入共产党的消息后泪流满面，她激动地说：“我终于入党了，我终于实现了自己26年的夙愿。”这一年她整整50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