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闻和文艺改革中不断进取的黄远生，还将灵活多变的文学笔法带到了新闻领域，给呆板、平淡的记事性新闻赋予生机和活力，使之形成真正的现代通讯。他文思敏捷，才华横溢，作品的表述手法灵活多样。如，描写宋教仁被暗杀后的北京政界，“表面似平静如常，而暗幕中之千变万化，有如愁云黑雾累叠而起，比起来大有天黑如磐伸手不能见掌之状，其或雷雨骤发扫荡一切乎，或长此沉沉不见天日乎，或更有意外之变化乎，殆非吾人神智所能预测已。”用了比喻、双关、排比三重修辞格，不仅形象逼真，气势连贯，而且巧妙地表达了记者对局势的看法。有的通讯作品将叙述与描写相结合，信手拈来，情趣盎然。如《茶话一席》，先报道了某时什么人于某地举行茶话会，中间插进几行景物描写：“是夕天气凉爽，星稀云净，花草红白乱发，短山衔接，杂树参绕，极有山林之致。”既烘托了气氛，又抒发了感情，典雅简洁，体现了作者深厚的古典文学修养。徐铸成先生评价黄远生通讯“记事则源源本本，状人都栩栩如生”。之所以达到这种效果，恐怕正是他那无所顾忌、挥洒自如之笔力所致。
第三，评戏评人，亦庄亦谐。黄远生说，我国的政治舞台，有黑幕而无明幕，他是每天在这个大舞台包厢里听戏的人，他是准备做戏评才来听戏的，他自己没有唱戏，却是极希望改良戏剧的热心家。出于这种思想基础和政治生活态度，黄远生的笔无情地挑开了黑幕，“使污浊宦海之波浪，穷形尽态，毕现纸上”。《远生遗著》中，有一部分是政论文章，其中不少篇鞭挞了统治集团的独裁专制。他的通讯作品虽然多以叙述报道新闻事件为主，但穿插其间的评论尖锐泼辣，扪之有锋，显示了他过人的胆量、鲜明的爱憎以及对问题透辟的分析力。如为1913年到来而作的《痛苦之新年》，饱蘸浓墨深情，开篇叹道：“去年贫无立锥之地，今年贫得锥也无，惨哉，国家之现状也。自临时政府成立后，北京政界之最大问题，唯借款而已……呜呼新年，奈何赍此最可悲痛之纪念，以饷吾国耶！”赤子之心，跃然纸上。再如《奈何桥上之大借款》《苦海呻吟录》之类的标题，本身就带有强烈的感情色彩。黄远生敢于“指斥乘舆，指斥权贵”，不仅在于用夹叙夹议的笔法直接抒发不满政治现状、希望社会改良的思想，更为突出的是，他把对人对事的褒贬扬抑蕴含在诙谐幽默的叙述描写性文字中，亦庄亦谐，绘水绘声，须眉毕现，影无遁形，产生了强烈的讽刺效果。如《外交部之厨子》，正面记述了外交部一个厨师如何通过行贿手段，达到“声势浩大，家业宏富”，前清时竟能“力回西太后之意”，与李鸿章对抗，民国初仍可以盘踞不动，横行霸道；侧面却深刻揭露了官场之腐败堕落。“今昔国体虽异，而官长之爱财物未必不同也”，笔酣墨饱，刻画入微，嬉笑怒骂，痛快淋漓。古人说：“无论记事、细言，其中皆须有表微意在。”黄远生的通讯作品正是这样。《三日观天记》《北京之新年》《日日记》《苦海呻吟录》等作品，都是辞兼庄谐，余味无穷的。
综上所析，我们可以看出，黄远生的通讯作品已经具备了现代通讯的基本特点，即真实性、新闻性、生动性、评论性。作为中国新闻史上现代通讯的奠基人，他是当之无愧的。当然，黄远生毕竟生活在那个特定的时代，“他知道白话好，却仍旧做他句法很长，许多‘之’字的文言”；他的通讯结构不很严谨，有时一文到底，显不出内容层次来。但这些都无损于黄远生作为中国新闻史上的划时代人物，他的作品作为现代通讯奠基之作的光彩和价值。
对新闻思想发展的重要贡献
黄远生的新闻思想，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甚至他没有写过一篇专门阐述自己办报主张的文章。但是，他在不同体裁、不同内容作品中有感而发的一些观点，却是极为精彩极为深刻的，对我国新闻思想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他的新闻观点，散见于《平民之贵族奴隶之平民》《少年中国之自白》《祝之欤诅之欤》《本报之新生命》《消极之乐观》《忏悔录》《新年闲话》等文章。粗线条划一下，可分为以下几方面来理解：
一、他提出报纸是公共的“言论机关”，它的作用在于“发挥真理，阐扬幽隐”。我国最早专文论述办报思想的人是王韬，他提出报刊的作用是“民隐得以上达、君惠得以下逮”。梁启超发展了这个观点，根据改良派政治斗争需要，明确提出办报以去塞求通、致国富强的主张。当封建制度的大厦随着武昌起义的炮声崩坍摧毁之后，黄远生于废墟中企盼着新共和的曙光照亮当时的新闻界，他办的《少年中国》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使他意识到舆论机关的威力。于是，他进一步认为，公共言论机关不应“据为私有”，主张办报应“脱离偏倚，主持正论公理，以廓清腐秽，而养国家之元气”。为达到这个目标，黄远生从文学宝库里汲取了精华，赋新闻以文学的魅力，使之能“表著民德，鼓舞国魂”。同时，黄远生还实践着“指斥乘舆，指斥权贵”的主张，认为报纸对社会负有监督责任，特别应“督责此最有权力者”。这些观点和主张，都对后来的新闻学研究产生过一定影响。
二、强调新闻报道的多面性和真实性。黄远生认为，社会是一部大机器，其中每一部分的工作都牵涉着整个机器的运转。因此，新闻记者必须多方面了解社会，作为舆论机关的报刊，“于政治的记述之外，凡社会的理论及潮流与社会事实”都要占很大篇幅。他从实践中体会到，新闻报道必须真实，新闻记者决不许“逞臆悬谈，腾其口说”。因为他认为，虚假的造谣的新闻，不仅会伤害好人，而且将有害于国家。在《忏悔录》一文中，黄远生沉痛地写道：“今自问为记者若干年，亦一大作孽之事也。以今法作报，可将一无辜善良之人，凭空诬陷，即可陷其人于举国皆曰可杀之中，盖一人杜撰，万报腾写，社会心理薄弱，最易欺蒙也，至于凭臆造论，吠形吠声，败坏国家大事，更易为矣。”其他文章里，也多次正面强调“夫新闻，以报道真正事实为主”；“象如是现，写工不能不如是写”等等。
三、提出对记者的高标准要求，奠定了采写理论的基础。黄远生说：“新闻记者须有“四能”：（一）脑筋能思，（二）腿脚能奔走，（三）耳能听，（四）手能写。调查研究，有种种素养，是谓能想。交游肆应，能深知各方面势力之所存，以时访接，是谓能奔走。闻一知十，闻此知彼，由显达隐，由旁得通，是谓能听。刻画叙述，不溢不漏，尊重彼此之人格，力守绅士之态度，是谓能写。”这是他采访经验的高度概括和总结。他要求作为一个记者，要具备善交友、广信息的气质；要养成勤于观察生活和调查研究的习惯；要培养闻一知十、由显达隐的新闻敏感；要锻炼下笔准确、文思敏捷的写作能力。他认为，即使社会环境很有利，如果本人做不到“四能”，那也是没有资格当记者的。
辛亥革命时期，陈其美曾提出过记者的“四捷”，即“口齿捷，主意捷，手段捷，行动捷”，强调的中心是“捷”字，况且没有阐发开来，局限性较大。黄远生从自己的采写实践出发，以深切的体会阐述了“四能”这一独到的见解。其中除对新闻工作者提出了高标准要求之外，还具有指导采访活动方面的意义，如“尊重彼此人格”，“力守绅士之态度”，就是说在采访过程中，记者的态度要不卑不亢，既尊重对方，又充满自信。他的“四能”思想奠定了日后形成的采写理论的基础，对中国新闻思想是极大的丰富和突破性的发展。我国第一部新闻学著作，徐宝璜著的《新闻学》，在论述“采集法”一章时，就有“见面前应做好准备，见面后开谈要让对方信任，写作要迅速”等内容，明显是继承和发展了黄远生的思想。
当然，用今天的无产阶级世界观和方法论来看，黄远生的新闻观点不少是有局限性的，如他对新闻工具的作用估计过高，没有认识到新闻报刊的阶级性等等。但是，它们毕竟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是黄远生对中国新闻史重要贡献的有机组成部分。无疑，它们将与他的名字一起永放光彩。
黄远生算得上中国新闻史上的风流人物之一，他的功绩是不可磨灭的。
§§§第3节《向导》周刊“读者之声”专栏研究
《向导》周刊是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政治机关报，1922年9月13日创刊于上海。它从第7期起开辟了“读者之声”专栏，直到终刊，陆陆续续出过63次，共刊登读者来信99封。四一二政变后不久，《向导》迫于时势艰危而停刊。终刊是201期，但就在第200期上，还发了最后一次“读者之声”。
读者之声是民众之声，它永久地回荡在历史的长廊里，记录着那个时代的风云雷电。今天，我们研究《向导》和它的“读者之声”，对于学习历史，特别是对于学习革命新闻史，总结无产阶级办报经验，继承和发扬党报联系实际、联系群众的优良传统，有着重要的意义。
（一）
这99封读者来信，有热情而真诚的赞扬，有勇敢而无畏的追求；有希望的寄托，有灵魂的剖露；有烦恼的倾泻，有不平的申诉；有疑惑和不解，也有良好的建议与深情的赞助。在《向导》中，“读者之声”所占篇幅虽然不多，但内容是相当丰富的。笔者主要概括为以下三种：
1、“读者之声”见民心所向。
自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人民饱受帝国主义侵略之苦。辛亥革命不几年，军阀割据和内战的烟尘又弥漫天空。帝国主义和反动军阀互相利用，狼狈为奸，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灾难。五四爱国运动，显示了人民的反抗力量和民族的不屈精神；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在党的领导下，这种力量得到更广泛的动员和组织，这种精神得到更有力的鼓舞和发挥。《向导》是在党的“二大”后决定出版的，它一创刊就宣布了自己鲜明的政治倾向，将“以统一、和平、自由、独立四个标语呼号于国民之前！”（《向导周报宣言》，《向导》创刊号）在党的直接领导下，《向导》集中力量宣传了党的“二大”的主张，提出了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的战斗口号，宣传了建立各革命阶级统一战线，统一中国为真正民主共和国的主张。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看，《向导》不仅是那一时期正确舆论的先导，而且是要求解放、追求光明的广大人民心中的“向导”。
“贵报同人，竟能在这黑暗的中国，给人民一个很光亮的道路，创一种向导周报，全国人民没有一个不欢迎，不庆祝。”（《向导》第13期“读者之声”。以下凡引此刊此栏文，只注期数。）《向导》创刊不久，便收到不少这样激动感奋、热情洋溢的读者来信，他们把《向导》称作“黑沉沉”社会的“一线曙光”（27期）；“阒然无声的社会当中的木铎”（12期）；“黑暗中国社会的一盏明灯”（104期）；“二千年来历史上破天荒的荣誉作业”（34期）！有的读者甚至用“笔底惊雷万鬼苦，天昏月暗一星赤”（25期）的诗句来评价《向导》出版的意义和作用。
由于《向导》的宣传代表了进步，代表了人民，所以广大的读者用各种方式支持它的出版和发行。刚出十几期，《向导》就遇到了经济困难问题。第15期上，编辑部刊文“希望广大读者予以赞助”。时过不久，读者纷纷来信。一位叫郑彦之的读者将钱与信一同寄来，信中说：“我现在很愿意将我每月十余元的薪水，按月一元供给贵报。这虽是杯水车薪，无济于事，只求其能将我的同情表现出来。”（20期）遥居德国的三位爱国赤子，寄来英金四磅和一封短信。他们说：“你们的声光，已飞渡重洋，传入我们的心灵，如梦初觉。英金四磅，聊祝公等笔墨之资，四方传布，必有闻风兴起者矣。”
当《向导》遇到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政治迫害时，广大读者更是爱憎鲜明，自觉向《向导》靠拢，用“读者之声”筑起一道舆论的长城。1924年12月9日，《向导》上海通讯处遭到帝国主义巡捕的无理搜查，群众立即呼吁，广大读者联合起来，“拥护中国人的言论出版自主权”，“拥护这引导全国群众到自由之路的向导周报”！（96期）有的读者冷静分析这次事件的原因，是由于“贵报代表全国人民呼吁，揭露彼等种种侵略之阴谋”（98期），可谓一针见血。有的读者认为“向导精神早已深入广大群众中间”，预见这一事件后，“中国人民愈能接受‘向导’的向导”，成为“言论和行动的后盾”（同上）。1925年初，段祺瑞政府通令邮局禁寄《向导》，企图阻扼真理的传播。读者得知，又纷纷致函，鼓励编辑人员不要因暴力压迫而减勇气，应该以“艰苦不足畏，生命不足惜”的精神，把“中国唯一的明灯”——《向导》办下去！（104期）
在“风雨如磐”的年代里，《向导》的确是“一盏明灯”，无论遇到何种风雨，它始终没有熄灭，一直亮在广大读者心中。它的发行量由开始的几千份很快增至四五万份，最高达10万份。它的读者不仅遍布国内，而且远及越南、德国和法国等地。（《中国新闻事业简史》第110页）
民心所向，民灯正亮，我们党是伟大的擎灯人，是风雨中的向导。正因为如此，《向导》周刊才会深深撼动“读者”的心灵。
2、“读者之声”是一块回声壁，可以听到“向导”呼唤在人民心底里引起的共鸣。
1923年5月5日，津浦路北上火车在山东临城被土匪抢劫，中外乘客300多人，被架往匪巢勒赎。这就是所谓的“临城案”。因为有20几个外国人被绑，以英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国家便乘机大肆敲诈。他们向北京政府提出通牒，要求改组护路警队，实行铁路共管。在这种国家主权又将沦丧的关头，《向导》挺身而出，大声疾呼“国亡在即”！（37期“中国一周”专栏）同时，组织宣传力量进行了集中报道，动员全国人民团结起来，打倒帝国主义，争我主权。“读者之声”立即作出立场鲜明的响应。他们深刻地揭露道，英国等帝国主义国家趁这一件事“宿怀吞并我国铁路管理权的野心”（38期）。当时，日本帝国主义四处散布舆论，假意责怪英国，并在《读卖新闻》《东京朝日新闻》《东京日日新闻》上喋喋不休地讲什么，“希望”中日关系能日臻“亲善”。《向导》读者对这“亲善”的本质有着清醒的认识：“日本与中国的‘互助’，不啻是狼与羊的‘互助’”。提出“无论是英美法日，凡一切侵略我国的帝国主义都应当一致的反抗和排斥”的原则；（38期）提出使侵略者胆战心惊的战斗口号——“打倒勾结军阀的国际帝国主义”！（37期）
对于反动的北洋军阀政府，人民群众深受其压迫，愤怒地控诉道：“我们这些平民的肤，已经被他们剥尽了，髓也被他们吸尽了。”（35期）曹锟媚外亲日的嘴脸，在“读者之声”中也得到了淋漓尽致的揭露。读者将他与日本记者长冈的谈话摘录出来，公诸于世，然后下了一个历史性的论断：“曹锟，直可列沦亡中国犯罪碑的第一等！”（37期）从这里可以看出人民对勾结帝国主义的卖国贼、反动军阀的切齿痛恨。在《向导》和同时期其他进步报刊的宣传启发之下，群众的觉悟有了一定的提高，他们中的先进部分已经认识到，北洋军阀，是国人所同疾，天地所不容的，是应一致打倒的（31、32合刊号），应该“快快团结起来”，“向着北洋军阀放第一炮”！（35期）
“读者之声”配合了《向导》反帝反封建军阀的宣传，是党与人民心灵呼应、思想共鸣的记录。
（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