裴庆生走了，急促匆忙地走了，在大雪飘飞的黄昏，在万家灯火闪亮的时候。他坦坦然然地走了，带一身正气，携两袖清风。在他的灵前，并肩战斗的同志们哭了，从乡下奔来的农民哭了，从企业赶来的工人哭了，教师哭了，炊事员哭了，养花工哭了，理发师哭了，颤巍巍相互搀扶的老干部哭了……自发前来吊唁的人群络绎不绝。省委书记胡富国、省人大主任卢功勋、省长孙文盛等对裴庆生同志的一生作了高度评价，他们在吊唁厅里含着眼泪，深情地题写挽言：“无私才能无畏，才能赤胆忠心地为人民的事业鞠躬尽瘁”。“无私无畏，鞠躬尽瘁”。“忠心耿耿为党工作，兢兢业业奉献一生”。老裴生前对党赤胆忠心，为人民鞠躬尽瘁，他走后，漫天飞雪为他送行，正气清风伴他长眠。他那高尚的品格将与日月同辉，他那无私的精神将永留人间！
§§§第30节永不磨灭的记忆——裴庆生妻子原玉兰访谈录
坐在我对面的，是一位面容清秀的中年女性。她就是已故中共晋中地委书记裴庆生的妻子原玉兰。
当我自报家门，并把采访提纲交她过目时，她的嘴角现出一丝温和的微笑：“请坐，请坐吧！”泪水在她的眼里打转儿。
我感觉得到，裴庆生同志去世虽然已四个多月了，原玉兰仍然沉浸在极大的悲痛之中。
窗外，柳丝绽绿，迎春吐艳。清明节快要到了。
我们的话题，就是从清明节开始的。
原玉兰：清明节快要到了，庆生已经走了四个多月了。清明的时候，我准备带上孩子们去给他扫扫基。然后到晋中再看看他住过的房子，整理整理他的遗物。我的心情矛盾极了，不去，想去；想去，又怕去，看到摸到他用过的东西，揪心地难受……
说着，她泪如雨下，哽咽着说：“我太脆弱了！”
待她稍平静些，我们的谈话继续进行。
记者：裴书记是党的好干部，人民的好公仆，他走过的地方，人民都传颂他，怀念他。
原玉兰：庆生确实在老百姓当中留下了好名声，怀念他的人很多很多。他刚去世那些日子，许多不相识的人，有工人、农民、基层干部，到家里问我：“裴书记真的不在了？”他们得知真情后，有的悲痛地哭泣，有的跪在庆生遗像前磕头。看到此情此景，我很感动，心里也得到一点安慰。庆生平时要求别人严，要求自己更严，要求别人做到的，自己先要做到。他这个人最大的特点是无私无畏。他心里经常想着别人，想着工作，敢为老百姓做主。因为无私，所以他也无畏。凡是不符合党的政策的事，再大的官他也敢顶，可是对平民百姓提出的问题，他总是想方设法予以解决。他常说：当共产党的官就得为老百姓办事，能得到党的信任和人民的拥护，就是最大的幸福。他这个人表里如一，在家里说的和在外面做的是一致的，从不说假话。
记者：我去晋中进行过采访，大家都说裴书记生活清廉，一身正气，两袖清风。您能就这方面谈一谈吗？
原玉兰：庆生在生活上没有过高的要求，我们共同生活30多年，我最了解他，他是个把钱看得很轻的人。我们的生活一直很清贫，有些事说出来，也许别人会笑话。我们结婚时庆生穿的新衣服还是借用别人的。直到1975年从黎城调回太原，家里除了几床被褥和几个包袱外，仍然一无所有。我们找了几个板凳、支起一块床板，就算搬新家了。我和庆生工资都不高，还要赡养老人，抚育孩子，庆生还断不了接济亲戚朋友，所以我们直到大儿子参加了工作才有了存款折。后来，庆生当了领导，许多人笑话我们家房子小家具旧，太寒酸，但我们觉得生活比以前好得多，都心满意足了。他当领导后要求自己更加严格，还经常叮嘱我和儿子：“咱们凭党性和良心办事，要为官清廉，否则老百姓可是要戳脊梁骨的！”对跑官买官，庆生最反感。庆生从当组织部办公室主任到当地委书记，都是组织上决定的，他从来不向党伸手要官，更没有求过人，送过礼，几次职务提升，他事先连知道都不知道。这些情况省里的老同志都是了解的。他活着的时候，到我家里的人也不少，有谈心的，有反映问题的，但大多数是经常交往的朋友、基层的同志和普通工人农民，当官的不多，从没有听说过有人敢向庆生伸手要官。
记者：那有没有送礼的呢？
原玉兰：有。有的人被提拔后，带上土持产来感谢庆生。庆生对此很生气，也很严厉。他总是说：“提拔你是组织上决定的，如果你要送礼说明你不称职，就撤你的职！”大同和晋中的干部对庆生的脾气很了解，如果没有工作上的特殊事情，是不会到我们家的。因为庆生从来不搞拉拉扯扯那一套。我们家里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除了过节时亲朋好友的礼尚往来，不管什么人什么借口的送礼，我们一律拒收。但有时候也会出现这种情况，有的人放下东西就走，当面推辞不掉，只好过后想办法将东西送还。我儿子结婚时，有位女同志不知怎么知道了，送来一辆高级自行车，放下车子就走了。我把这事告诉了庆生，庆生把她叫到办公室，狠狠批评了一顿，让她必须把车子拿走。最后她还是拿走了。还有一次，家人都不在，有人送来一台北极星牌高级座钟，弄不清到底是谁送的，我和庆生商量后，就把它送给了地委机关食堂。
记者：听说裴书记参加工作40多年，向组织提出的唯一个人申请，是想调整一下住房。您家的房子也确实太小了。
原玉兰：是的，除了调整住房外，我没有见过庆生向组织上提过任何别的要求。其实，在省委组织部工作时，他曾有好几次机会能分到好房，但他都让给别人了。后来，我们的两个儿子都成了家，有了孙子，全家祖孙三代八口人挤在一起，实在住不开。我们家又是一个和睦、民主的大家庭，一到星期天，庆生的五六个在太原上学的侄儿侄女都要回家来，再加上有人来找庆生，常常连坐的地方也没有。在这种情况下，我多次劝他写个申请，调整一下住房。这次，他听了我的意见，给省委领导写了调整住房的申请。但他又说，提个人要求心里很不安。在我的再三催促下，他终于把申请送了上去。省委领导很快批复，同意给我们调整住房，可庆生没有看到这一天就走了。
记者：听说你们两个儿子结婚都是勤俭办事，也不告外人，裴书记顾不上管，连车也不让用一下。
原玉兰：我们两个儿子结婚的确都很简单，也花钱不多。庆生怕人上礼，所以很保密，他的同事部下都不知道。老大结婚时，几年积蓄的钱基本够了。1992年老二结婚时，物价上涨了，钱不大够用，为选购一台价格比较适中的彩电，我和庆生利用一个星期天几乎跑遍了太原市卖彩电的商店。最后还是我和同事在燕兴商场排了一上午队，买了一台“厦华”牌的，雇了辆三轮车拉回家来。庆生很疼爱儿子，但他工作非常忙，儿子办事，都是我筹办，他的任务是买烟。大儿子结婚时买的“红梅”烟。二儿子结婚时，他从厦门开完会赶回来，买回了南方的“双喜”烟。他的任务完成得不错。你说用车？我们全家除了个别时候顺路搭过他的车外，从来没有专门用过他的车，儿子结婚时也没用过。他在大同工作了22个月，我一共去过三次，两次乘火车，一次搭顺车。1988年3月10日，庆生离开大同到晋中赴任，路过太原也没在家里停留，径直去了榆次。我不放心，一天下午乘公共汽车去看他，下了车找不见地委，一路走一路问，才找到地委大院，找到他的办公室。可是不巧他下乡去了。我在办公室的台历写下“我来看你了”几个字，随即又走到公共汽车站，准备回太原。地委办的同志知道后派了小车要送我，车子都开到了公共汽车旁。我知道他们的一片好意，可我还是谢绝了他们。后来，我经常去看他，帮他洗洗涮涮，整理整理书报，来回都是坐公共汽车，虽然累些，心里头很踏实。庆生廉洁奉公，严以律己，我们家属不能给他抹黑，应该支持他才对。
记者：这些事要不是您亲口讲，我真不敢相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