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8月，朱卫华调任中共山西省委常委、组织部长。翌年8月召开的山西省委第一届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他当选为省委书记处书记、监委书记。从此，他一直主管山西省组织干部工作和纪检监察工作。
对组织干部工作，他十分强调领导班子的思想、作风、组织建设。为配备好各级领导班子，他不仅要求组织部门的同志经常下去对干部进行全面的历史的考察了解，而且经常亲自下去找干部谈心，了解干部的思想、作风和工作情况。朱卫华十分关心爱护干部，1958年他发现不少干部由于劳累过度，生病人员增多，及时建议省委成立了省保健委员会，他亲自担任省保健委员会主任，医院增设干部病房，修建干疗院，对干部的身体定期进行检查。这一制度一直延续至今。
对培养年轻干部，朱卫华倾注了大量心血。他认为，党的事业需要成千上万的接班人，而培养接班人有两条路必须走，一是上党校以增强政治理论修养和党性锻炼，二是放到基层领导岗位上压担子，进行实践锻炼。60年代，他亲自主持把省直机关的一批优秀青年干部下放到地、市、县进行培养锻炼，这些同志经过实践锻炼，后来大都走上了重要领导岗位，有的还担任了省委书记。1985年当他从省纪委领导岗位退下来之前，又郑重地向省纪委推荐了一批优秀年轻干部，这些同志也都受到重用，担任了重要领导职务。在注重干部年轻化的同时，他还十分重视干部的革命化。60年代，当他发现有些地方片面强调干部的年轻化而忽视其政治素质时，及时进行了纠正。他多次指出，只注重干部的年轻化而忽视其革命化是形而上学的，年龄没有阶级性，革命的有年轻人，不革命或反革命的也有年轻人，用干部不但要看年轻不年轻，更要看他革命不革命。80年代中后期，他已退出领导岗位，但当有人提倡用生产力标准选拔干部时，他敏锐地觉察到这种用人导向有偏差，所以表示反对，他认为使用干部必须坚持德才兼备的原则和四化标准。事实证明，他的这些观点和实践都是正确的。
坚持实事求是
朱卫华长期主持山西省委的纪检监察工作。他认为，必须对党员不断地加强党性、党风、党纪教育，从人生观、世界观上解决问题，从制度上建立预防和制约腐败现象的机制。他既对干部严格要求，坚定地执行党的纪律，又能做到不论在什么样的政治大气候下，都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重事实，重证据，反对搞逼供信。“三反”“五反”运动时，朱卫华担任察哈尔省委秘书长，当时宣化地区向省委报了一桩“白糖贪污大案”，说当事人贪污了几十吨波兰进口白糖。省委认为这是一只“大老虎”，派朱卫华带队督查处理。到达宣化后，朱卫华不是只听汇报，而是亲自查阅证据，结果发现该案有许多疑点。经过多方查证落实，终于在海关找到了进口这批白糖的原始材料，证明不存在贪污问题，于是避免了一起重大冤案的发生。当事人感激不尽，而朱卫华却指出，当事人没有贪污却承认贪污，这也是错误的，不实事求是，所以也给了这个同志警告处分。
1956年到1957年农业合作化实现不久，他深入晋南、晋东南考察农村工作，不带随员，不通知地、县领导，直接深入田间地头，察看土地墒情和庄稼长势；走村串户，了解群众生产情绪和农民生活情况。在掌握大量第一手资料的基础上，他向地、县领导提出工作建议，帮助农民和基层领导解决问题，深受农民群众的欢迎和拥护。1958年“大跃进”时，他对离奇的高指标、浮夸风深表怀疑，当他知道在侯马发现“亩产万斤红薯”是用大头针串起来的情况时，明确指出不能搞弄虚作假；当在保德视察时发现，炼铁土炉还没有装炉但在第二天早晨却广播说已放了“卫星”，他当即找忻州地委负责人说：“这不行啊！这样做群众是不满意的！”
当时各条战线都在放“卫星”，监察部门有的同志提出，处理人也要放卫星，朱卫华明确表示反对，并强调指出，处理人要慎之又慎，决不能赶时髦、放卫星。70年代末、80年代初，在处理几位地委书记的政治错误时，有的人无限上纲，提出要追究这些人的刑事责任。朱卫华严格把关，多次召集有各方人士参加的座谈会，征求意见，核实材料，最后根据党的政策提出了恰如其分的处分意见，被省委和中央采纳、肯定。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山西造反派的一个头头找朱卫华，让他参加夺省委的权，他义正辞严地坚决拒绝：“省委不是黑省委。我和卫恒、王谦、王大任一起工作多年，他们不是走资派。如果他们是走资派，我也是走资派，我坚决反对夺省委的权。”不久，朱卫华被揪斗、抄家、赶出家门。省委被夺权后，有些同志情绪低落，找朱卫华谈心，他坚定地对这些同志说：“不要怕，只要我们不是走资派，那么，他们造反派夺了权，将来我们再夺回来嘛！”他被审查期间，扫厕所，挨批斗，但他坚定沉着，相信自己不是走资派，不写虚假不实的证明材料，不说违心话，不办违心事，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崇高品质和坚强的党性。
粉碎“四人帮”后，朱卫华先任省政协副主席，又于1978年3月任山西省委书记、山西省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书记。省纪委重建后，在朱卫华的主持下，各地、市、县和各部门的纪检机构也陆续重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朱卫华主管全省的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工作。朱卫华按照党的“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原则，对这一工作始终紧抓不放。他不仅多次召开全省会议进行动员安排，抓督促落实，还经常亲自接待上访的干部群众。有一次，一位蓬头垢面、衣服破烂的农民找到他家上访，一进门就跪在地上大喊：“青天大老爷，我有冤枉！”朱卫华立即上前扶起这位农民兄弟，并问寒问暖，关怀备至，了解情况后，指示有关部门很快为这位农民落实了政策。据省纪检系统的不完全统计，从1978年至1984年，全省共复查处理了受党纪处分的历史案件35359件，为一大批受过处分的党政干部落实了政策，促进、发展了山西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在此期间，朱卫华还领导了全省打击经济领域中严重犯罪活动的斗争，从1982年至1984年，全省立案查处各类经济犯罪案件5721起，1030名党员受到党纪处分（其中开除党籍的445人），1294名干部受到了行政处分，1903人受到了法律制裁，追缴赃款1734万元。这场斗争有力地打击了形形色色的经济犯罪分子，保证了改革开放政策的顺利贯彻执行，为山西的社会安定和党风好转做出了重要贡献。
朱卫华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以后，仍以一个老共产党员的政治责任感和敏锐政治嗅觉，关心国内外大事。他曾深情地对省委领导说：“我人离休了，但作为一名共产党员不能离休，追求共产主义的信念不会离休，我将一如既往地支持省委的工作。”他经常向看望他的省领导反映情况，提出建议，提醒他们不论在什么时候都要重视党的建设，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民主集中制原则，要紧紧扭住经济建设这一中心不放松，同时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加强党风廉政建设，深入开展反腐败斗争，要积极做好思想政治工作。80年代，当时的一位领导人提出要改造党的思想政治工作。朱卫华说这种提法不对，不能是改造，应该是加强和改进；当听到这位领导在讲话中不提党性锻炼时，他郑重给省委写信，指出应加强党性教育，增强党员干部的党性修养；当有人宣传“腐败难免”论时，他说这种宣传不利于反对腐败；当一段时期只提党政机关要廉洁，不提抓企事业单位的廉洁时，他说不抓企事业单位的廉洁是不对的，所有的党员干部都要讲廉洁。
在举国上下庆祝建党80周年的日子里，我们一同去医院看望朱卫华老人。他半靠在病床上，双目微闭，似在思考着什么。当我们再次谈到党的80年奋斗历程和他的革命生涯时，他平静地说：“我已到暮年，当我见马克思的时候，不要那么多头衔，只要一个就够了，那就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这句话他曾多次对我们讲过，此刻听来，更感凝重而深沉。沉默片刻，他又缓缓地说：“当然最后还要组织和历史来评价。”
这，就是一个老共产党员的人生追求。
§§§第28节融入大地——裴庆生在生命的最后日子里
1994年11月19日，晋中榆次天空阴沉，大雾弥漫。
上午，殡仪馆内哀乐低回。自发从晋中各地赶来的3000余位工人、农民、知识分子、老干部，胸戴洁白的小花，为党的好干部、他们的好书记裴庆主同志送行。人们怀着沉痛的心情，迈着缓缓的步子，轻轻地向安放在鲜花翠柏丛中的裴庆生同志遗体鞠躬告别。肃穆的送别队伍中，不时传来隐隐的啜泣声：老裴啊，你为什么走得这样早？为什么走得这样突然？你是为我们劳累而死的呀！
人们不敢相信，几天前还在主持会议、听取汇报、研究工作、精力充沛的裴书记会突然而去。人们宁可相信这是一个误传的噩耗，是一场噩梦。然而，事实无情。裴庆生同志真的走了，走得那样急促，带着对未竟事业的深深眷恋，离开了他辛勤耕耘了六年的这片热土；走得那样匆忙，怀着对党的无限忠诚和对人民的赤子之情，撇下了他日夜牵挂的晋中300万人民；走得那样坦然，带一身正气，携两袖清风……
女作家陈亚珍闻此噩耗，痛不欲生地奔来，跪倒在他的遗体旁：裴书记，您真的就这样去了吗？您还没有读完我的剧本，您说过要给我提提意见的。裴书记，您生前曾开玩笑说如果能有我这样的女儿多好，就让我在这儿叫您一声“父亲”吧！您给了我事业的生命，您是我的灵魂之父啊！
炊事员小陶哭着说：裴书记，您不是说得好好的，买上白菜土豆，在这儿过冬吗？为什么突然就走了？您最爱吃我做的面条呀！
年近七旬的理发师高有财师傅哭着为裴庆生同志理了最后一次发：老裴，你就真的这样结束了？5号那天你还好好的，我给你理发时你还说，当官的要廉洁，收了人家的礼就腰杆不硬，还会被人戳脊梁骨。几天没见，你怎么就不在了？你比我年轻10岁，怎么就先走了？
载着裴庆生同志骨灰的灵车缓缓开出榆次，驶往太原双塔寺烈士陵园时，天空依然阴沉，雾气依然弥漫，阵阵寒风直吹得人心里发抖。老百姓说：这是天地同悲，都在为裴书记送行呢！
在裴庆生同志逝世两周后的11月28日，我来到榆次进行采访。
公务员小王揉着哭红的眼睛把我带到裴庆生在晋中的住所。房间里除了陈旧的床铺桌椅和普通的沙发外，别无长物。墙壁上挂着老裴的遗像和几帧书画条幅。据小王讲，老裴生前非常喜欢那帧题有“梨花一枝春带雨”字样的画幅，非常反感追求豪华的奢侈之风。置身这简朴无华的居舍，谁会相信这竟是一位地委书记的住房？可就是这套设备简陋的住房，裴庆生也是在秘书长的再三劝说下、在办公室住了五个年头之后，才搬进去的！
裴庆生同志身边工作人员的追思，其家属的泣述和地县领导的回忆，把我的思绪引到了裴庆生同志在最后日子里忘我工作、无私奉献的情景之中。我的心被震撼了。我要把这位无私无畏、廉洁奉公、对党赤胆忠心、为人民鞠躬尽瘁的共产党员的事迹介绍给那些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祖国的人们。
其实，由于劳累过度，裴庆生同志在1990年就被检查出患有心脏病；1992年5月在主持召开地委会议时，突然发生十二指肠溃疡出血，病倒在会议室里；1994年8月，又发现了门静脉高压症。他曾两次晕倒，可他没有休息一天，依然下农村，到工厂，帮助基层解决实际问题。8月，他在全省小康建设工作会上介绍了晋中地区“抓发达乡镇强化发展，抓贫困地区攻坚开发，实现全区小康建设快速发展”的经验。9月，他在全省反腐败斗争工作会议上介绍了晋中“深入持久地开展反腐败斗争”的经验。10月下旬，省委召开六届八次全会，他还主持小组会议，和同志们一道认真地研究如何加强党的建设；在全省经济工作会议上，他还在想方设法解决昔阳群众吃水难的问题；在全省教育工作会议上，他还激动地陈述了自己关于加强学校德育工作的意见；在晋中青年晋剧团赴京汇演前夕，他还专门看望了剧团的演员，殷切希望大家齐心协力，演出水平，力争获取“梅花奖”。
可有谁知道，10月份的大部分时间，他是白天工作，晚上输液。到10月底，他已发现大便带血。妻子原玉兰以为是十二指肠溃疡又犯了，劝他住院检查治疗。他对妻子讲，地区其他主要领导外出开会不在，他不放心，搁不下工作，还告诉妻子晋中的发展如何快，希望妻子能随他一起到晋中居住，看看晋中的新面貌。在他再三劝说下，原玉兰决定提前退职休息，跟随他来到晋中。11月初，在妻子的精心照料下，他的便血稍有好转。接着，他又相继主持召开了地委委员会议、地委扩大会议，认真落实省委提出的每一项任务，每一项工作，精心筹划着全面完成全年经济工作任务的措施。
11月6日。这是裴庆生同志度过的最后一个星期天，和往常一样，也是一个从早忙到晚的星期天。
白天，他把几个重点产棉县的主要负责同志一一请来，听汇报，澄底子，想办法，要求提前足额完成棉花收购任务。晚上，他看文件，看报纸，渐渐地，感到疲倦了。他实在太累了，不知什么时候就靠在沙发上迷迷糊糊睡着了。
隐隐的，他听见院外有人哭泣。一问才知，刚才有位中年妇女因离婚问题上访。妻子原玉兰怕他太劳累，想让他多休息一会儿，让那位妇女去找法院解决。裴庆生一听，忽地坐起来，生气地说：“这不行！在晋中这个地方，绝不能让人觉得共产党的官不给老百姓办事。万一她想不开，出了问题怎么办？快，快把她叫回来！”妻子知道丈夫的脾气，虽然心疼他，但终也拗不过他，只好同公务员小王一起把那位妇女请了回来。裴庆生耐心地听完妇女的哭诉，开导她对人生遇到的挫折要想得开，挺得住，要相信党和政府会妥善处理问题。接着他又立即打电话把司法机关的领导找来，嘱其查明情况，实事求是地协调有关方面予以公正解决。
这是老裴在病体难支、精疲力竭的情况下接待的一次上访，也是老裴生前亲自处理的最后一次上访。
谁也说不清，裴庆生同志在晋中六年多的时间里，为多少人排了忧，为多少人解了难。但是人们清楚地知道，对于普通百姓的喜怒哀乐，他时时挂在心上！
当他得知科技人员王雪平的发明取得国家专利，苦于条件所限无法进行开发研究时，亲自出面协调，帮助他解决了科研经费等一系列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