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邓小平同志当时担任党中央书记处总书记，他对《中国青年》有过具体指示吗？
邢方群：那倒没有。不过，有一次我随小平同志下去搞调研，他沿途谈了不少教育青年的问题。1957年春，党中央书记处为贯彻执行毛主席讲的《论十大关系》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由刘少奇同志带领一些同志到河北、河南、湖北、湖南、广东等地考察，由邓小平同志带领一些同志到山西、陕西、甘肃、四川考察。小平同志是3月12日由北京出发的，随行人中有国务院有关部门的负责同志，如万里、刘秀峰、梁津，中共中央办公厅的何钧、章泽，全国总工会的陶泊、何守忠，团中央的杨海波和我。
小平同志沿途听取当地负责人的工作汇报，参观一些工厂和城市建设，同基层干部座谈，并派随行人员到基层了解情况。我在太原、西安、兰州几个大中学校调查学生和教师中的问题，并及时向小平同志汇报。他在听取大家汇报和座谈时，随时插话，并作指示。4月17日，我们由成都返回北京。我感到小平同志在沿途讲话中，几次提到对青年的教育问题，这对青年团的工作关系重大，所以除了向团中央书记处汇报外，我把它整理出来，拟在《中国青年》第12期上刊登。但此文未送小平同志审，所以见刊时没有提小平同志的名字，用的标题是《一位领导同志谈教育青年的问题》。
1989年我读《邓小平文选》，书中《今后的主要任务是搞建设》《共产党要接受监督》两篇，都是小平同志1957年4月8日在西安干部会上所作的报告的一部分，于是我联想到我当年写的那篇文章可否把“一位领导同志”改成“小平同志”而重新发表呢？因为小平同志所谈的几个问题，对现在的青年工作同样有重大指导意义，如任何时候都不能放松思想工作、要教育青年懂得艰苦、要号召青年做傻瓜带头吃苦等等。我给小平同志秘书王瑞林寄了一封信，并附上我改好的那篇文章，请他审阅或送领导审阅。他回信说，由你自己定，不需送审。这样，《中国青年报》在1989年10月12日重新发表了此文。
胡耀邦对《中国青年》的重要指示
记者：胡耀邦同志1952-1964年间一直担任团中央书记，他的思想和作风对《中国青年》是不是影响很大？
邢方群：是的。这十多年中《中国青年》的宣传能够取得一定的成绩，与他的领导有密切关系。耀邦同志对《中国青年》的多次讲话，我都做了记录，可惜在“文革”中我的笔记大部分丢失了。好在当时出过一本关于改进杂志工作的小册子，还保存了一些珍贵资料。
耀邦同志多次强调，要明确《中国青年》的性质，《中国青年》不是一般的刊物，而是充满着思想性和战斗性的刊物，“要结合当前政治生活、群众生活中的大事，以马列主义理论来改造青年的思想”。比如，青年最关心的是世界往何处去，中国往何处去，自己往何处去，我们杂志的主要任务就是应该配合国内外大事，宣传党的方针政策，解决青年的思想问题。耀邦的这些思想就是指刊物的定位要准。
1956年11月20日，耀邦召集《中国青年》《中国青年报》和中国青年出版社的有关编委，专门研究《中国青年》的办刊问题。他提出要提高刊物的质量，甚至具体地指示说，每期刊物都要有一篇挂帅文章，让人觉着不看挺可惜。他还讲，每期的这些重要文章，“好比工业中的156项，没有它，就压不住，杂志的分量就显得轻飘……”他还主张刊物要有生动活泼的风格，但“生动活泼不应该只从形式上来考虑，生动活泼务必与思想指导、战斗性相结合”。耀邦的这些观点，对我们办好《中国青年》帮助很大。
耀邦是一个充满活力、作风很踏实的人。他读《中国青年》时看得很仔细，有时还在一些文章上用红笔圈圈点点、划道道。如果发现问题，就毫不客气地指出来。他很注意文风，对文章的通俗化有很精辟的见解。他说：“一个能够说出深刻理论的人，一定是一个善于用通俗形式表达的人。”他还说，我们的一些论文，应该掺和一些历史知识、科学知识来写，不要堆砌概念，不要板起面孔，更不要用大话去吓人。
耀邦同志在团中央工作期间，是《中国青年》杂志兴旺发达的时期，也是编辑同志们在政治上和业务上受到教育和锻炼较大的时期。可以说，在耀邦的领导下工作，领会他的思想，感受他的作风，使我们终生受益。之后，杂志社一些年龄较大的编辑人员先后走上新的领导岗位，大家还常常怀念耀邦同志重视报刊工作、关心和指导《中国青年》的种种事情。今年11月，是耀邦同志90周年诞辰。他长我一岁。我很敬重他，也很怀念他。
去拜访邢方群老人的那天，正好赶上一场淅淅沥沥的秋雨。走在泥泞的返程路上，我们彼此交流着感受，觉得从邢老的回忆中能够获得不少启示：比如政治类期刊的使命和责任及其与社会运动的关系问题，期刊的科学定位问题，期刊的思想性与文章的通俗化问题，期刊选题策划的针对性问题，等等。《中国青年》的过去虽已成为历史，但历史并不模糊。对于20岁的《党史文汇》来说，任何有益的借鉴都有助于她的成长和成熟。作为这本刊物的编辑，我们清醒地知道：任重而道远。
§§§第17节灵魂的升华生命的绝唱——再读邹韬奋《遗嘱》
1944年四五月间，邹韬奋的病情日益加重。癌细胞无情地吞噬着他的生命，他常感脑部剧痛难忍，有时出现昏厥，死神的魔影分明正一步步向他逼近……邹韬奋是个坚强的人，已同病痛进行了两年多的斗争，但病情未有丝毫减轻，反而每况愈下。6月1日夜，再次出现昏迷现象。6月2日，邹韬奋召集亲友聚于病床前，口授了一份遗嘱：
我自愧能力薄弱，贡献微少，二十余年来追随诸先进，努力于民族解放、民主政治和进步文化事业，竭尽愚钝，全力以赴，虽颠沛流离，艰苦危难，甘之如饴。此次在敌后根据地视察研究，目睹人民的伟大斗争，使我更看到新中国光明的未来。我正增加百倍的勇气和信心，奋勉自励，为我伟大祖国与伟大人民继续奋斗。但四五年来，由于环境的压迫，我的行动不能自由，最近更不幸卧病经年，呻吟床褥，竟至不起。但我心怀祖国，眷念同胞，愿以最沉痛的迫切的心情，最后一次呼吁全国坚持团结抗战，早日实行真正的民主政治，建设独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国。我死后，希能将遗体先行解剖，或可对医学上有所贡献，然后举行火葬，骨灰尽可能带往延安。请中国共产党审查我一生奋斗历史，如其合格，请追认入党，遗嘱亦望能妥送延安。我妻沈粹缜女士可参加社会工作，大儿嘉骅专攻机械工程，次子嘉骝研习医学，幼女嘉骊爱好文学，均望予以深造机会，俾可贡献于伟大的革命事业。
这份遗嘱，浓缩了韬奋的奋斗足迹，寄托着韬奋崇高的人生理想。它是一个真理追求者的生命绝唱，更是一位真理追求者灵魂的升华。每次读起它，我的心灵都会受到强烈的震撼。
人生的道路各有不同，但生命却都有终点。走过不同生活道路的人，面对死神作出的人生终极思考，是一面镜子，可以折射出不同历史背景下的不同生命轨迹。走向进步，走向革命，这就是韬奋生命及其灵魂升华的基本轨迹！
邹韬奋出生于19世纪末的1895年，也正是中日甲午战争以清政府惨败告终后《马关条约》的签订之年。《马关条约》把中国推向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深渊，尽管许多进步知识分子和有志之士力图挽回清王朝颓败的命运，但都无济于事。在风雨飘摇的社会环境中，邹韬奋一天天成长起来。
受祖父和父亲的影响，韬奋幼时接受了一些改良主义思想。他一度在南洋公学攻读电机工程，就是要走“实业救国”的道路。后来由于对数学和物理提不起兴趣，成绩很糟，才被迫放弃了做工程师的幻想，而转入圣约翰大学学文科。韬奋少时聪慧勤奋，有一种穷其根底的追求精神，稍长更善思考，尤其关心社会政治。他曾为在万头攒动的人群中一睹孙中山戴着“拿破仑帽”含笑走过的场面而兴奋不已；他曾为梁启超《新民丛报》上那酣畅淋漓的时政评论和有声有色的人物传记而激动得夜不成寐；他曾关注过杜威的学说，还翻译过杜威的《民本主义与教育》……动荡的社会涌动着各种旨在救国救民的新思潮，令韬奋眼花缭乱。
1926年韬奋接办《生活》周刊，并将原名恩润改为笔名韬奋。他曾对人说：“韬”是韬光养晦的韬，“奋”是奋斗不懈的奋。这名字蕴含着一位青年爱国者自勉之意，但此时韬奋的生命之舟还在改良主义的死水里摆荡。他还在幻想“政治的清明”和“实业的振兴”，他声称《生活》周刊的宗旨是“暗示人生修养，唤起服务精神，力谋社会改造”，因之《生活》最初几年所发的文字内容大都还是职业教育和青年修养。
然而，事实教育了韬奋，也推动他加快了追求真理的脚步。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日本帝国主义的武装侵略，全国人民的抗日怒潮，蒋介石政府“先安内后攘外”的不抵抗政策，中国共产党的团结抗日主张……所有这一切，都令韬奋震惊，进而发生了思想上质的转变。他对改良主义、实业救国、教育救国产生了越来越多的怀疑，对民族民主革命有了更多更进一步的认同。他表示愿竭尽心力，“随同全国同胞共赴国难”。就在1931年9月26日出刊的《生活》周刊上，韬奋抑制不住激愤的情绪，连写四篇言论，呼吁全国人民正视中华民族面临的严重危机，“以决死的精神，团结起来作积极的挣扎与苦斗”！此后各期《生活》周刊，全是以抗日救国为中心内容，并逐渐成为新闻述评性质的周报。直到《生活》被国民党政府查封，它始终高擎着抗日救国的火炬。与此同时，韬奋的思想也随着这场伟大的民族解放运动的深入而进一步成熟，他丢掉了幻想，经受了锻炼，自觉地“追随诸先进”，逐渐地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革命主张。1932年他说：“我们应努力把国家从少数压迫阶级手中夺回来还给全国民众，使国家为全国民众的生存而存在，非为少数压迫阶级的生存而存在。”
一旦认识了真理，韬奋就执著地追求下去。作为立于大众立场的文化斗士，他“全力以赴”地致力于“民族解放、民主政治和进步文化事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一生所办六刊一报，无一不是为民族解放运动而高歌呐喊的，国民党政府查封了《生活》，他办起《大众生活》；查封了《大众生活》，又办起《生活日报》《生活星期刊》；又被封，再办《抗战》三日刊……百折不挠，勇往直前。
1933年1月，邹韬奋参加了宋庆龄、鲁迅、蔡元培等发起组织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被推举为执行委员。这年6月18日，该同盟秘书长杨杏佛被国民党特务暗杀。当时谣言四起，人心浮动，韬奋和鲁迅等人的名字都被列在了黑名单上。在杨杏佛入殓那天，白色恐怖笼罩着万国殡仪馆，吊者寥寥，韬奋却表现出异常的镇静和无比的勇敢，他从容地走到逝者灵前深深鞠躬，以“表示哀忱”。“环境的压迫”非但没能动摇他的信念和锐气，反而愈挫愈奋，愈战愈勇。
在追求真理的途程中，韬奋有着严格的自我解剖精神和科学探索精神。1933年5月，韬奋根据美国康恩教授所著《高尔基和他的俄国》一书，编译完成了20万字的长篇人物传记《革命文豪高尔基》。鲁迅得知消息后给韬奋写信说：“这实在是给中国青年的很好的赠品。”并建议增加插图，“使其更加有趣味”。韬奋接信时，书稿已付排，但鲁迅的关怀深深鼓舞了他，他立即复信表示同意。该书初版本用了13幅插图，其中10幅是由鲁迅提供并由鲁迅亲自翻译了说明的。《革命文豪高尔基》出版后，引起了瞿秋白的注意。瞿秋白接连写过两篇评论文章《关于高尔基的书》和《“非政治化”的高尔基》，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对该书进行了分析，既肯定了这本书的价值和意义，也指出了一些明显的错误。韬奋对瞿秋白的批评非常重视，在该书重版付印前作了认真的修改。
1933年7月，邹韬奋第一次流亡国外，历时两年，足迹遍及欧美。他不仅深入考察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和苏联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状况，而且在伦敦大英博物馆里读了许多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著作和大量人物传记，并作了详尽的读书笔记。从这一时期完成的《萍踪寄语》内容看，韬奋此时已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并能够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来分析研究社会问题了。1935年8月韬奋回国后，在党的号召影响之下，全力参加抗日救亡活动，随着实际斗争的发展，他逐步地彻底摆脱了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而最终成为坚定的共产主义者。
韬奋和党发生联系，是比较早的。1933年他编译的《革命文豪高尔基》曾得到瞿秋白的热情关注；1935年第一次流亡归国后写的《萍踪忆语》，曾得到周恩来的高度评价；1936年在香港创办《生活日报》时，刘少奇曾化名“莫文华”在该报星期增刊上发表过重要文章。党的领导人对韬奋工作的关心和支持增进了他对党的认识。1936年7月15日，韬奋与沈钧儒、陶行知等联名发表《团结御侮的几个基本条件和最低要求》，全面阐述了救国会的抗日救国主张，公开响应中国共产党的号召，赞同党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在国统区引起强烈反响。文章传到陕甘苏区后，受到党中央的充分肯定。9月18日，毛泽东亲笔写信给邹韬奋等人并托潘汉年亲转，信中说：“先生们抗日救国的言论和英勇的行动，已经引起全国广大民众的同情，同样使我们全体红军和苏区人民对先生们发生无限的敬意！”
党对韬奋的信任和理解，韬奋对党的景仰和追求，都化作一种神圣的为争取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而战的力量。韬奋在狱中时敌人说他是“共产党”，他毫无惧色，公开表明自己的立场和观点：“有害苍生的党，有确能为大众谋幸福的党；前者的帽子是可耻的，后者的帽子却是很光荣的。”出狱后不久，韬奋在武汉与周恩来见面。周恩来说：“我们见面就是朋友了。当然我们没见面的时候已经是朋友，是好朋友了。”此后，韬奋自觉地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把生活书店建成了影响巨大的进步文化堡垒，把《大众生活》《抗战》等报刊办成了号角和响箭，无情地揭露和抨击国民党政府的黑暗统治，鼓舞全国人民团结御侮，迎接抗战的胜利。
韬奋多次向周恩来提出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周恩来说，你以党外民主人士的身份和国民党作政治斗争作用会更大。韬奋牢记周恩来的嘱托，在国统区复杂的斗争形势下披坚执锐，坚守阵地。他曾对妻子说：“我虽然不能用枪杆，可是我能用笔杆。正因为这里的环境恶劣，就要求我用这一枝笔与敌人更坚决地战斗，将来有机会，延安我们总是要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