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报答刘、蔡二位的知遇之恩，张翘轩曾在家中设立二人的牌位，让后代子孙祭祀。他教育儿子，要知恩必报；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这些思想对幼小的季鸾影响极深。
张季鸾后来在谈到自己的人生观时说：“我的人生观，很迂浅的。简言之，可称为报恩主义。就是报亲恩，报国恩，报一切恩。”
这种报恩思想，影响了他一生的道路。
高扬民主革命的大旗
张季鸾少时即以擅写文章著称于当地，延榆绥道陈兆璜赏识他的文采，又同情他的家境，便召他入道署，“命与子共读”。1902年，陈还资助他到关学大师刘光办的“烟霞草堂”就学，使他在史地、文学方面打下良好的基础。
1905年，张季鸾考取官费留学日本，攻读政治经济学。当时，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正方兴未艾，日本留学生成为这一运动的一支生力军。反满反清的民族情绪激荡着每一位留日学生的心胸，在革命思潮的影响下，18岁的张季鸾开始积极参加社会活动，在战斗的生活中不断成长起来。
1906年，他首批加入同盟会陕西分会。1908年，他担任了同盟会陕西分会的革命刊物《夏声》的主编，从此开始了长达30多年的文章报国的新闻生涯。
1910年，他受于右任的邀请，赴上海参加《民立报》编辑工作。这是一份由于右任创办、高扬民族民主革命旗帜的报纸，张季鸾为它写下了许多战斗性很强的文章，为推翻清王朝披坚执锐，冲锋陷阵。辛亥革命爆发后，于右任推荐他担任了南京临时政府秘书处外交组长。1912年1月，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张季鸾从南京给上海《民立报》拍了专电，报道了这一重要新闻。这是民国成立后的第一条新闻专电。
1913年3月，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家宋教仁遇刺，张季鸾在其所办的北京《民立报》上为宋案仗义执言，痛斥袁世凯的倒行逆施。随后，在给上海《民立报》发去的通讯中，他揭露了袁世凯与英、法、德、俄、日五国银行团非法签订的出卖中国主权的《善后借款合同》，在国内引起轩然大波，成了“二次革命”的导火线。袁世凯恼羞成怒，下令封闭北京《民立报》，逮捕了张季鸾。三个月后，张季鸾经营救出狱。
袁世凯死后，张季鸾再度来到北京，主办《中华新报》，兼任上海《新闻报》记者。1918年9月，段祺瑞政府签订《满蒙五路中日借款合同》，《中华新报》披露了这一消息，使段内阁出卖国家资源的本质昭然于世。为此，《中华新报》被封，张季鸾再次身陷囹圄……
《夏声》——《民立报》——《中华新报》，勾勒出青年张季鸾文章报国的生活轨迹。他以民主革命斗士的姿态投身报界，纵横捭阖，愈战愈勇，未及而立，已露锋芒，被誉为民国初年“陕西三杰”之一。
提出《大公报》八字方针
《大公报》是1902年创办的一份老牌报纸，几经转手，到20年代已是气息奄奄，终于在1926年停刊。
这年初秋的一天，张季鸾与留日同学胡政之、吴鼎昌在天津相逢。他们踌躇满志，商定同心协力复刊《大公报》：由吴筹集资金；胡任总经理，组织编采队伍；张任总编辑，负责报纸业务。
张季鸾担任《大公报》总编辑15年，直至去世。这15年，中国社会动荡不安，阶级矛盾、民族矛盾交织在一起，《大公报》在走向辉煌的过程中记录了这一段复杂的社会发展史，而社会的多棱镜也无情地折射出张季鸾复杂的多色调的人生。
1926年9月1日，“新记公司”《大公报》正式出刊。张季鸾在《本社同人志趣》一文中，提出“不党、不卖、不私、不盲”的八字办报方针。他这样解释：不党，就是“纯以公民之地位，发表意见，此外无成见，无背景。凡其行为利于国者，拥护之，其害国者，纠弹之”。不卖，就是“声明不以言论作交易，不受一切带有政治性质之金钱辅助，且不接受政治方面之入股投资”。不私，就是“对于报纸并无私用，愿向全国开放，使为公众喉舌”。不盲，就是不随声附和。他认为：“一知半解，是为盲信；感情所动，不事详求，是为盲动；评诋激烈，昧于事实，是谓盲争。吾人诚不明，而不愿陷于盲。”
八字方针的提出，反映了张季鸾对资产阶级新闻自由的倡导。他试图站在“不偏不倚”的立场上，去尽报人的职责，事实上根本行不通。因而他后来也不得不感叹：“彻底的无私，难矣！”
蒋介石的座上宾
蒋介石拉拢报界名人的办法很多，软硬兼施，恩威并用。陈布雷，曾因办《天铎报》而名重一时，结果被蒋介石用“礼贤下士”的伎俩俘虏了去，干了半辈子违心的事，最后以悲剧方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邹韬奋软硬不吃，蒋介石则下令封报抓人。对张季鸾，蒋既不强行投资于《大公报》，也不派人参加编务，更不控制报纸言论，而是对主笔大人“优礼有加”，尽量让《大公报》保持表面上的独立，实际上却要达到抬举你、让你服从我的目的。
1929年岁末，蒋介石向全国各大报馆致电，假惺惺地表示，希望各报对于国事“宜具灼见，应抒谠言”，而政府“凡属嘉言，咸当拜纳”。这封电报的抬头是“大公报并转全国各报馆”，赫赫然《大公报》列于各报之首。张季鸾没防住蒋介石来这一手，自然十分感激，认为蒋对他有知遇之恩。
1934年，蒋介石在南京励志社大宴群僚。赴宴者有几百人，张季鸾被当作首席主客，落座于蒋介石之侧，举座皆惊，羡慕不已。从此，张季鸾与蒋介石的关系尽人皆知，他可以不待通报，直接面见蒋。如果出报过程中有了什么麻烦，一个电话过去，“这是委员长说的，我对委员长负责”。于是，一路绿灯大开。
张季鸾认为：“一枝笔是公众的，不应使其受自己的好恶爱憎之影响。”实际上，由于他对蒋介石感恩戴德，所以报纸言论在根本上往往以蒋的意志为转移。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让于右任给张打电话，要《大公报》支持他的不抵抗政策。张发表《日军占领沈阳长春营口等处》社论，主张不动刀兵，“一切问题由两国政府以外交谈判解决”。结果，报馆被爱国志士投了炸弹，张也接到不少指责他的信件和一只装有炸弹的邮包。
当然，张季鸾对蒋介石也曾有骂的时候。1926年，张写了三篇骂人的社评，一为《跌霸》，骂吴佩孚；二为《呜呼领袖欲之罪恶》，骂汪精卫；三为《蒋介石之人生观》，骂蒋与宋美龄的婚姻，“……累累河边之骨，凄凄梦里之人，兵士殉生，将帅谈爱，人生不平，至此极矣……”骂得痛快淋漓。不过，随着蒋介石与他的关系越来越密切，他便奉行一条“只要不碰蒋先生，谁都可以骂”的原则，有时即便骂了蒋介石政府的腐败统治，也会用其他的正面宣传手段在报纸版面上求得一种平衡。所以人们说他对蒋是“小骂大帮忙”。
首次报道红军长征的消息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张季鸾对中国共产党及其所领导的革命事业是不理解，甚至是反对的。他曾在回陕西榆林探家之时，写成《归乡记》一文，攻击陕北中学生参加革命是“入了歧途”，诬蔑革命根据地“正赤化蔓延，到处恐怖”。
但是，随着民族危机的不断加深，张季鸾出于基本的爱国忧国报国之情，开始从宣传“缓抗”的泥淖中自拔出来。1932年1月28日淞沪之战爆发后，他尖锐地指出：“中国一旦被迫自卫，则无论如何，必须抗拒至最后之日，非将中国自日本侵略征服主义完全解放，对日无和平可求。”积极抗日的坚定信念已蕴含其中。
1935年，《大公报》派青年记者范长江进行西北采访，并从11月起，连续发表范长江的长篇通讯《中国的西北角》，第一次向全国报道了红军长征的一些真实情况，扩大了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政治影响，引起全国震动。蒋介石对此大为不满，而《大公报》的销数却因此扶摇直上。1926年复刊时只有2000多份，1936年光津沪两馆行销已逾10万份。
全面抗战爆发以后，《大公报》不仅在言论上宣传积极抗日，提出“一开战，就要战到底”，而且自觉肩负起拯救民族的社会责任，号召全国各阶层人民团结一心，“抵御暴日”。张季鸾撰写的一篇篇《大公报》社论，充满深厚的爱国报国之情和对全国民众热忱的希望。“我不救国，谁救国，我不牺牲，谁牺牲！”这激昂的话语曾经使多少青年人热血沸腾！抗战，抗战，在抗战的旗帜下，《大公报》聚集、成长起一批进步的青年记者：范长江、孟秋江、杨刚、彭子冈、徐盈……固然张季鸾的基本立场是反共的，但他作为一位资产阶级报人，在民族危亡关头，能以“爱国”为中心，兼容并蓄，传达时代声音，亦属难能可贵。
“西安事变”后的不光彩表演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蒋介石被扣。消息传出，举世震惊。进步舆论界认为这是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逼蒋抗日的一个契机，是拯救民族的正义之举，而张季鸾和《大公报》的表演却是很不光彩的。
从12月14日至2月4日，张季鸾先后为《大公报》写了《西安事变之善后》等六篇社评，严厉谴责张学良、杨虎城。他说：“你们大概听了许多恶意的幼稚的煽动，竟做下了这样的大错……你们把全国政治外交的重心、全军的统帅羁禁了，还讲什么救国？”他认为像蒋介石这样的领袖，“决再找不出来，也没机会再培植”。他苦口婆心地劝说：“你们要信蒋先生是你们的救星，只有他能救这个危机，只有他能了解能原谅你们。你们赶紧去见蒋先生去谢罪吧！你们快把蒋先生抱住，大家同哭一场！”他认为，解决事变的最好途径是张、杨忏悔而感动蒋，求得蒋的谅解，并从此“自责自奋”，“集思广益，负责执行民族复兴的大业”，“那么这一场事变就立刻逢凶化吉、转祸为福了”。
事实证明，张季鸾此举才是错而又错的，他维护了蒋介石的个人利益，却损害了国家和民族的根本利益。南京政府把12月18日《大公报》社评《给西安军界的公开信》翻印数万份，用飞机散发到西安，进行蛊惑宣传。张学良将军真的去向蒋介石谢罪，亲自送蒋回南京，却被蒋秘密扣押，终生囚禁。
《季鸾文存》中的这六篇社评也就成了作者本人这段不光彩表演的历史见证。
总之，张季鸾在自己的一生中，一方面奉行报恩主义哲学，一方面又在追求独立的人格与报格，这本身就是一种矛盾。由于这种矛盾的作用，他的大量文章有顺时而进之歌，有逆时而退之墨，色彩斑驳而复杂。但是，作为一位多才而勤奋的报人，作为一位恪尽职守的总编辑，张季鸾当之无愧。他一生写了大约3000多篇文章，儒雅流畅，大多以理服人，颇受读者喜爱；他主编《大公报》15年，注重业务改革，注重培养新人，报界有口皆碑。
笔墨生涯30年，张季鸾留给后人的，除千古文章外，更多的是深深的思考。
§§§第14节“我三次见到了毛主席”——《大公报》老报人王文彬访谈录
1945年8月，毛泽东从延安飞抵重庆，率中共代表团参加国共谈判，经过43天的艰苦努力，终于促成《双十协定》的签订。尽管全国人民的和平愿望最终由于国民党蒋介石的背信弃义而被彻底击碎，但毛泽东的重庆之行却使中国共产党和平民主的建国思想如随风飘撒的春种，落地生根，征服了人心。
无疑，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的大仁大义之举——重庆谈判，是20世纪中国历史上最具震撼力的事件之一。记者所采访的王文彬老人，至今回忆起重庆谈判期间的所闻所见，仍然激动不已。
王文彬算得上一位世纪老人了。他1907年出生于陕西蒲城，1930年开始从事新闻工作。1944年担任重庆《大公报》采访主任。熟悉中国现代史的人都知道，《大公报》是一份以少数无党派职业报人为核心创办起来的、以“文章报国”自诩、以“文人论政”为主要特征、以“不党、不卖、不私、不盲”为标榜的政治性大报。它由于对国民党政府的“小骂大帮忙”而备受蒋介石的青睐，也由于在国民党新闻封锁情况下较早披露红军长征胜利的消息、坚持抗战反对投降等出色表现而赢得广大民众和中国共产党的刮目相看。《大公报》记者队伍中活跃着一批地下共产党员和进步青年，为该报最终转向人民立场发挥了重要作用。
王文彬是《大公报》老报人，亲身经历过许多重大的历史事件，重庆谈判期间他曾三次见到毛泽东。1996年夏天，当我在上海参加中国新闻史学会年会时偶然闻知王老专程从重庆赶来赴会，不禁心中怦然一动：这不是最佳的采访对象吗！
年逾九秩的王文彬欣然应允接受记者采访。晚饭后，我与河北大学的乔云霞副教授、《山西财经大学学报》编辑部的武志勇一同前往王老下榻的复旦大学东苑宾馆301房间。显然王老已做好了准备，我们叩门而进的时候，新沏的茉莉花茶正散发着淡淡的清香。王老坐在沙发上，身着整洁的中灰色西装，满头银发梳理得一丝不乱，目光炯炯有神。回答记者提问时，语调舒缓而平和，仿佛轻轻地掀开历史的篇页——“毛主席留我们吃便饭”
记者：毛泽东1945年8月28日到重庆时，《大公报》记者彭子冈前往采访，写了著名通讯《毛泽东先生到重庆》，文中说毛泽东纯朴平易，像一位“来自乡野的书生”。您第一次见到毛泽东是什么印象？
王老：重庆谈判期间，毛主席工作十分繁忙，日夜辛劳，但在百忙之中，仍抽出时间分别会见了爱国民主人士和中外记者。其间，毛主席和《大公报》负责人有过几次令人难忘的接触。
我第一次见到毛主席是8月31日。那天下午3点多，在红岩新村中共中央南方局办公处，毛主席同时会见了我们重庆《大公报》三个负责人，一个是总编辑王芸生，一个是编辑主任孔昭恺，一个就是我，我是采访主任。我们进入客厅后，很快见到了毛主席。他微笑着和我们一一握手。谈话开始时，我们还有些拘谨。看到了毛主席那样诚恳、慈祥、平易近人，像老教授一样，我们的紧张也就消除了。毛主席和王芸生谈话最多，孔昭恺和我插话很少，在旁记录的，只有王炳南一人。
记者：毛主席当时谈了些什么？
王老：当时，我们的思想认识还是有局限的，幻想抗战胜利后国共两党能够合作，只要和平团结，不打内战就好。毛主席对我们不理解的问题反复作了解释。主席深知大后方人民热望和平，反对内战，曾反复强调“和为贵”。毛主席还对我们讲解了和平、民主、团结的方针和三者的关系，以及如何实现和平，如何实现民主宪政，反对独裁，才能保护人民的基本利益，也才能达到团结建国的目的，讲得很透辟。此外，还谈到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等问题。
这次谈话进行了约三个小时，直到天色已晚才结束。毛主席还留我们吃便饭，同桌有周恩来、王若飞、董必武等同志。饭后又派车把我们送回报社。当时我们三人都感到很荣幸，很兴奋。由于此行纯属探望，所以毛主席的讲话我们都没有进行报道。
“毛主席为《大公报》职工题词”
记者：您第二次见到毛主席是在什么场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