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子长同志回到陕北，只有短短几个月时间，根据地大发展，局面大改观。他带领部队转战安定、清涧一带，连打胜仗，部队走一路，人民群众欢迎一路。路旁树上，村屋墙上，贴着一张张标语，“欢迎老红军回来”“欢迎谢青天”！出现了许多父母送儿子，妻子送丈夫参军的动人情景，部队每到一地，老乡主动帮助我们放哨，煮饭。过春节时，谢子长同志把打土豪没收来的羊肉，分给穷苦百姓，每人两斤肉，包顿饺子吃，深得群众爱戴。当时，在陕北群众中普遍传颂着这样一首歌谣：
陕北游击队，老谢总指挥。
打开安定县，“犯人”放出监。
下到南梁堡，见了刘志丹。
老刘亲热说，欢迎歇几天。
五
1934年8月，我又调回一支队，在谢子长同志的直接领导下工作。这时，蒋介石疯狂地发动了对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围剿”。陕北军阀井岳秀也发动了对陕北根据地的第一次“围剿”。谢子长同志指挥部队灵活果断，同敌人在安定、清涧一带周旋。记得我们在安定景武家塌歼敌两个排，打了胜仗，路过安定北区强世清同志被俘的地方时，谢子长同志命令部队停下，下马肃立，静默3分钟，向英勇牺牲的强世清、强龙光、强世光、白德胜、任志珍同志致哀。谢子长同志在队前讲了话，他说：“强龙光、强世清、强世光他们弟兄3人，还有白德胜、任志珍同志都是党的好儿女，人民的好战士，他们是为革命牺牲的，今后革命胜利了，我们不能忘记他们。”谢子长同志对牺牲了的同志念念不忘，这样关心，给我们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
紧接着就是河口战斗。我记得这是一个夜晚，天下着雨。谢子长同志下达攻击命令早一些，天不亮战斗打响，佳县四支队在谢子长同志带领下，冲上山去，击溃敌人，占领了山头阵地。不幸的是，谢子长腿负重伤，被抬了下来，四支队见我大队人马攻进镇街上，自动放弃山头阵地，一哄而下。敌人趁机重占山头，我在平坦坡地进行攻坚，打了好长时间没有攻下，还伤了几个同志，直到上午，我见谢子长同志倒在一个坡上，一声不吭。当时，谢子长同志已经“带彩”。可我没有发现，还气呼呼地对谢子长同志说：“这么个鬼地方，我们千把人，打不下他两个连，乘下雨，我们再攻一次，不信打不下。”谢子长同志听后，叫我把各支队领导同志找来，我们一起商量了一会儿，再次发起冲锋，仍然没有攻克，但给了敌人很大杀伤。下午，部队撤出战斗，转移到王家沟，此时敌人也放弃河口，逃回清涧县城。
谢子长同志负伤后，他仍然随军行动，指挥作战。回到安定县的李家岔，我带的前卫部队与敌高双成部一个营遭遇，谢子长同志指挥部队在南山上同敌人打了好几个钟头，我虽有点伤亡，但对敌人杀伤很大。天快黑时，敌人扔下不少尸体、武器，逃跑了。接着，我们再次攻入安定县城，消灭了安定民团。在崖窑沟，以一支队为基础，由谢子长同志正式宣布，成立了陕北红一团，贺晋年任团长，我任政委，路文昌任参谋长。
以后，红二团、三团和五团也都相继成立。10月间，谢子长同志病情严重，再也无法坚持工作，才恋恋不舍地离开部队到扬道村养伤。敌人时刻在打探谢子长同志的行踪，到处贴出告示悬赏捉拿。红军指战员和广大群众冒着生命危险去看他，给他送东西吃。为了避开敌人追踪，我们把谢子长同志从扬道转移到周家岘，又转移到灯栈湾。
1934年冬，刘志丹同志来到安定灯栈湾看望谢子长同志。刘志丹同志紧紧握住他的手，摸着他盖的薄被子，深情地说：“你的被子太薄了，应当换个好的。”谢子长同志笑了笑说：“只要能把伤养好，被子薄一点不要紧。”刘志丹同志告诉谢子长，要成立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请他担任军委主席。谢子长同志连忙说：“不，我以中央驻西北军事特派员的名义，指定你为主席。”两人相互谦让起来，以后在选举中，同志们考虑到谢子长同志正在病中，建议由刘志丹同志担任主席。刘志丹同志坚决表示：“老谢是老大哥，只要他在世一天，就应当选他。”
1935年2月，我和几个同志去看望谢子长同志时，谢子长同志的侄女婿，红一团一连连长陈文波、谢子长同志的爱人洗秀英在照顾他。他的伤势已经恶化，又染上肺痨，呼吸困难，气短得使他白天黑夜坐着，不能睡觉。他见我们来，让我们坐到炕上，紧紧地拉着我们的手，气喘着断断续续地说：“你们看……我们住的这个山圪垃子……敌人都不给我们……要靠我们自己的力量……我不行了……不能和大家一起战斗了……革命任务还没完成……要继续战斗……革命到底！”我和几个同志都流下泪来。
没想到，这竟成了我和谢子长同志的最后一次见面。1935年2月21日，谢子长同志不幸与世长辞，终年38岁。噩耗传来，我和同志们都万分悲痛。
谢子长同志从青年时期接受革命思想，就走上革命道路。他为党为国忠心耿耿，不怕挫折，不怕牺牲，坚定不移，英勇奋斗的革命精神，我一辈子都忘不了。谢子长同志的家庭是个革命的熔炉，被人们誉为“满家红”。从1932年到1936年，他一家有9个亲人先后英勇牺牲。谢子长同志关心群众，爱护群众，在西北广大党员和群众中享有很高的威望。1935年，中共西北工委决定，将他的家乡安定县改名为谢子长县，永志纪念。1939年春，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接见了谢子长同志的亲属谢绍业，给谢子长同志以很高的评价，勉励其亲属继承谢子长同志的未完事业。同年，中央陕甘宁边区党委和政府决定，在谢子长同志的家乡修建了谢子长烈士墓，毛泽东同志曾两次亲笔题词：“谢子长同志、民族英雄”，“谢子长同志、虽死犹生”，并亲自为谢子长同志写下了碑文。1946年，中共中央西北局和陕甘宁边区政府在瓦窑堡为谢子长同志修建了陵墓，举行公葬典礼，毛泽东同志再次题词：“谢子长同志千古，前赴后继，打倒人民公敌蒋介石”。朱德同志也题了词：“谢子长同志，陕北人民领袖，前赴后继”。
子长同志的英名将永垂青史，他永远活在广大党员和人民的心中。
刘经国提供，黄怀远整理，1982年10月12日
木头峪暴动
回忆中国工农红军陕北第四支队的成立
及其初期的战斗活动
1938年2月上旬，正是旧历年关将要来临的前几天，在陕北高原东北隅的佳县境内，紧靠着滔滔黄河岸边的一个较大的村子——木头峪，爆发了一次威慑敌胆，声震一方的暴动。这次暴动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派阴谋在佳县一带进行“剿共”，镇压群众革命斗争，搜捕共产党人的反动计划，杀了一批土豪劣绅，收缴了敌民团武器，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陕北第四支队。这支部队是在毛主席“实行工农武装割据”“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光辉思想指引下，在刘志丹、谢子长等同志领导的红二十六军转战陕甘边的影响和支持下，继中国工农红军陕北第一支队、第二支队、第三支队在陕北腹地相继成立起来之后的又一支红军部队。它的成立，犹如一把锋利的匕首，刺入敌人的心脏，威震佳、吴一带，在创建陕北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历史中，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一、中共陕北特委第四次扩大会议前后
1932年冬，中共陕北特委派崔运、鲁学增两同志到中共中央北方局（在天津）请示汇报工作，1933年3月顺利返回，带来了北方局指示。陕北特委根据北方局的指示精神，决定6月底召开特委第4次扩大会议。利用会议前的间隙，特委的一些负责同志，分工到各地去巡视检查并布置会议的准备工作。当时，有高长久同志陪同特委代理书记马明方同志去佳县中区一带，工作了一个时期，于6月初转到木头峪村。
木头峪地处黄河岸边，北距佳县县城40里，南至螅镇（即螅蜊峪）60里，西通陕北内地，有骡马大路直达宁夏、甘肃，东隔黄河与山西临县曲峪镇相望，每日有渡船来往，络绎不绝。木头峪村有居民300多户，商号、旅店颇多。最大的商号有聚丰厚、春和荣等，资本以万元计，生意兴盛。该村是个地主聚居地，有地主、破产地主60余户（1947年土改时的统计）；最大的地主苗兰田，年收租子一千三四百石，放债上万元；其次是张春光、苗念祖等，年收租子都在七八百石以上；其余年收租几十石至几百石不等。有许多地主还兼营商业。该村文化比较发达，有钱人家的子弟在外求学的不少，中学及师范毕业生很多，大学生也不罕见。在国民党政府和军队中做官的亦大有人在，佳县财政局局长苗晋仁，佳县黑水元镇民团团长张东郊，长年在外县当县长的苗天成，近水关税务局局长张汉皋等，都是本村大地主。所以，这里是国民党在佳县南区一个较大的反动据点。
我们党的影响和力量在这里有相当的基础。1926年，学生中已经有了共产党员。1933年6月，这个村也建立起党的中心支部，党员有20余人。木头峪附近的倍甘、王宁家山、刘木瓜沟、前畔上、寨子上、黑心圪等村，都有了党的支部，党员有20多人，属于木头峪中心支部领导，中心支部书记是张鹏图同志。为了便于党的活动，在前后村开设了两个小旅店，由党员张衡和张岗、苗丛桂同志分别负责。木头峪一带的劳苦群众，在党的领导下，同反动统治进行了长期的斗争，抗粮、抗捐、抗税的斗争此起彼伏，搞得敌人焦头烂额，苦于应付。为了镇压群众，反动派组织了20余人的乡团，但是未配备武器，正在设法筹措中。当时，我们派了七八个党员，打入乡团当团丁，刘子义同志还取得了乡团教练的职务。我们的方针是，加强领导，积蓄力量，等待时机，夺取敌人武装，木头峪的暴动计划初步定下来了。在巡视中，马明方同志还指定张岗同志为出席特委第4次扩大会议的代表。
1933年6月底，中共陕北特委第4次扩大会议如期召开了，地址在佳县高齐家坂高录忠、高录孝同志的家里。出席会议的省特委代理书记兼宣传部长马明方，组织部长常学恭，共青团书记马文瑞，军事部长王兆卿及特委委员毕维舟、崔运、鲁学增等和各地代表共二三十人。会议由马明方同志主持，崔运同志传达了北方局指示，马明方同志作了陕北革命形势和党的工作任务的报告。报告指出：陕北现在党组织共有党员850多名（不包括陕甘边、延川、延长、延安、宜川和米脂东区，因暂时失去联系，党员数字未统计在内），在国民党极端严重的白色恐怖下，我们能保存这么多党员，是十分宝贵的。广大人民群众，不堪忍受国民党军阀和封建地主阶级的压迫和剥削，迫切要求革命，要求解放，一个新的革命形势即将到来。报告中他还提出了党的工作任务主要是：继续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大力开展农村群众工作，扩大红军，进一步广泛开展游击战争，建立根据地等。会议经过认真的讨论作出了如下决定：（1）发动群众广泛开展抗粮、抗捐税、抗租债的群众运动；（2）武装群众开展游击战争，建立工农红军；（3）普遍组织农民联合会、妇女会、赤卫队、少先队、游击小组，向敌人进行各种斗争；（4）打土豪分田地，没收豪绅地主财产，分配给无地少地的劳动农民；（5）建立革命根据地，在革命活动比较成熟和巩固的地区，成立革命委员会，建立工农苏维埃民主政权；（6）大力发展党和共青团的组织，恢复和加强县区党组织的建设，加强党在各方面的领导作用。会议补选张达志、崔天民、崔田夫、高长久四位同志为特委委员。
会议结束后，为了加强工农红军陕北第一游击支队（当时有百十人，百十条枪），特委派毕维舟、王兆卿、高录孝等同志去整顿，被叛徒东倍义发现告密，他们于7月9日路过米脂镇川堡时，不幸被捕，同时被捕的还有在米脂县区委工作的王守义、崔达卿、高寿三等同志。这些同志在敌人严刑拷打下，赤胆忠心，坚贞不屈，于8月3日在米脂县清水沟英勇就义。这6位同志被捕的当天，叛徒东倍义还领着敌人，前来搜捕特委机关，幸被我事先发现，迅速安全转移。从此，特委机关迁到了南坂村张达志家中和神堂沟高长久的家中办公，并在佳县寨子沟张玉敏、张鹏图同志家里召开了临时紧急会议，研究了6同志遇害后的工作问题。马明方同志亲自决定去安定第一支队整顿工作，传达特委会议的决议。
根据特委扩大会议精神，在马文瑞同志主持下，成立了中共佳县委员会，高长久任书记，刘子义任组织部长，高均耀任宣传部长。从此，佳县的革命工作，出现了新局面，走上了新的阶段。扩大会议后，陕北各县的革命运动，蓬蓬勃勃地开展起来了。清涧县的抗粮、抗捐斗争，首先在苏二里地区发动，很快扩大到全县各地，伪政府下乡收粮催款的委员、差役，有的被群众痛打，有的被群众驱赶，弄得反动派狼狈不堪。
9月，在绥德与清涧的解家沟附近，成立了一支新的红军部队——特务队，高朗亭同志任队长，我任政委。这支部队是吉鸿昌领导的抗日同盟军在绥远失败之后，由冯大胜等3人携带3支短枪退到陕北，经崔天民、崔正冉等同志联系，并以此为基础成立起来的。特务队成立后，首次战斗，出奇制胜，杀了绥德县续家峁国民党民团团总，给了敌人狠狠打击。不久，这支部队扩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北第二支队，在绥、靖、清一带开展游击战争，声势很大。
1933年11月，第一支队经过整顿后，力量加强了，战斗力提高了。根据特委决定，由贾养钦、刘明山和我率领该支队第二分队，从安定转到吴堡开展游击战争。接着，特委又派我和马万里等同志，在高长久家带走两支短枪，到神木、府谷地区开展工作，同当地党组织一起，很快地打响了武装斗争第一枪，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陕北第三支队，神府一带的革命局面焕然一新。
12月，特委又把我从神府调回，同刘子义同志研究了木头峪乡团起义问题。因乡团枪支还未到手，不宜提早动手，起义暂缓进行。这时吴堡宋家川有一批大烟贩子，被国民党政府通缉，走投无路，和我们联系，要求参加红军，特委当即派我去联络，开始，初步联系到18人，个个身强力壮，精勇彪悍，其中有当年冯玉祥五原誓师后，率军东进，路过陕北时的散兵游勇因生活无着落，流落为烟贩。我去后，很快和这些人谈妥，成立了抗日义勇队，队长由薛俊山兼任，我兼政委。我们这支部队当时只有两支土造的“毛里拴”单响短枪，暂时隐蔽在宋家川一带，待命行动。这支部队是即将发生的木头峪暴动和中国工农红军陕北第四支队力量的基础。
二、首次攻打木头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