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方最早的撞击，是由于彼此精华的相互诱惑导致的。十三行商人主要通过向西方国家出售茶叶、生丝、丝绸和土布，换取西方的棉毛织品、金属品、奢侈品、棉花和大量白银。其中，茶叶、瓷器和丝织品是当时广州输出的主要货物，因为在西方人看来这些东西本身就带有强烈的神秘色彩。
比如说丝绸，它是由那种软绵绵的虫子吐出的丝织成的，这样的过程本身就有点匪夷所思，像一个童话，或者像是一种幻变——那种奇特的、牵涉到人类诸多本质疑惑的幻变。
18、19世纪，中国丝绸就以其卓越的品质、精美的花色、高超的技艺和丰富的文化内涵而成为西方上流社会不惜以重金争购的奢侈品。英、美、瑞典等国商人称，欧美各国皆是“不善织造之国度”，贵族们的“服饰之荣”一向仰赖中国的丝织品市场。
西方人对于东方的茶叶同样抱有一种赞美甚至迷恋的感情。以英国国内茶叶消费数量为例：1699年，英国东印度公司从中国仅订购300桶上等绿茶、80桶武夷茶，市场就为之充斥。但至18世纪末，英国每年从中国输入的茶叶，年均就达到了330万镑左右；至1834年，更猛增到3200万镑。
十三行贸易季节随每年五六月新茶上市开始时，西南季候风就把洋船吹送到口岸，七八月间内地茶叶运抵洋行货栈，九十月海上东北季风盛行，这正是洋船满载、扬帆西归的时节。这天时地利的完美结合，在当时的西方人看来，“似乎是中国的龙和他们的上帝的特意安排。”
茶之所以畅饮欧洲、畅饮全球，与中国茶的自身魅力不是无关的。中国的茶叶香味隽永，作用柔和，成了欧洲人生活品质与享受的一部分，有绅士修养或有高尚情趣的人，对喝茶颇多讲究，每日那道闲适的下午茶时光，使人联想到沙龙里的哲学和文艺氛围。
除此之外，中国瓷器也是外国人的一大爱好。瓷器仿佛是泥土的凤凰涅盘——最肮脏的、最普通的泥土，在经过烈火的焚烧之后，竟有着最洁净的品质，就像一个最下层的农夫生就了最美丽、最冰清玉洁的公主。它釉层透明，莹润光泽，清澈淡雅，秀丽美观，装饰内容多为山水松石、古装人物、神仙罗汉、仕女美妇等等。
为扩大生意，还有行商竟把瓷器的广告做到了国外。那时候的纽约报刊，和现在咱们的时尚杂志一样，登的全是来自中国的“原装进口货”广告。1804年，《普罗维登斯报》登载：“广州瓷商亚兴官，敬请转告美国商人和船长，现有一批精美瓷器，风格高雅，价格合理，一旦订货即可成交。”
当时的西方人能使用中国的这些精美商品可是身份和财富、品味和格调的象征，是“大资”穿在身上、摆在家里，“小资”看在眼中、念在心里的对象，和现在追捧LV、阿玛尼、GUCCI、瑞士名表的劲头比，有过之而无不及。
在中国的瓷器中，最受欢迎的要数广彩瓷。广彩瓷在材质上、彩料中加入了西洋红、鹤春色、茄色、粉绿等；在装饰技法上，将原本零碎、分散、单独的纹样联合起来，形成了特有的装饰程式；在表现内容上，有西洋帆船、欧洲城堡、风景花园、西洋名画、中世纪人物等。在风格上，其“绚彩华丽、金碧辉煌、构图丰满、繁而不乱”的风格成为中国陶瓷的奇葩，备受西方富豪贵族的喜爱，外国一些王室贵族常常派官员专程来广州求购。
18世纪，外商在广州商行订购瓷器发展到了顶峰。随着外国家族或企业对中国商品兴趣度日益增多，为了更好地满足对外贸易的需要，广州商人就干脆在广州设厂进行陶瓷加工，外商在定做瓷器时会让工匠们加印上自己家族或公司的徽章或商标。一般地，商人从景德镇采购素白瓷胎运回广州，然后按照外商产品订单的要求进行彩绘烘烤，在一些瓷器上还会印有希腊神话故事，并出现中英文字，真正体现了“西为中用”、中西合璧的特色。
如今，在瑞典哥德堡图书馆仍保存着一张1742年1月17日“哥德堡”号第二次离开广州时广东海关发放的船牌，上面详细地记载了“哥德堡”号离开广州时的装备情况。同时，在这张船牌上还写明了“哥德堡”号应该缴纳的一切税款。由此可见，当时十三行的对外贸易已经相当成熟，这为孕育世界首富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18世纪中国的“华尔街”
经过行商的共同努力，十三行的滔天财富滚滚而来，一直到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十三行经历了长达86年的黄金发展阶段。
从世界商贸的角度看，一口通商政策是对大清国对外贸易的一种束缚，但客观上却造就了一个时期着名的中西贸易中心和广州历史上令世人瞩目的经济文化的辉煌时代。
乾隆期间，曾有《南海竹枝词》对当时的繁荣景象作了如下描述：
自是繁华地不同，鱼鳞万户海城中。
人家尽蓄珊瑚鸟，高挂栏杆碧玉笼。
奇珍大半出西洋，番舶归时亦置装。
新出牛郎印光锻，花边钱满十三行。
十三行的璀璨繁华由此可见一斑。
在当时的西方人眼中，中国是个丝国、瓷国、茶国，中国有无数美不胜收的工艺品，中国还有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他们都经十三行来到中国。英、法、丹麦、瑞典、荷兰、巴西、俄罗斯、葡萄牙、西班牙和东南亚数十个国家都与十三行发生过直接的贸易关系，一时间，十三行内外樯舶奔辏、彩旗飞扬、熙熙攘攘、商贾云集，一包包绫罗绸缎、茶叶、陶瓷堆积如山。十三行将他们梦想的财富装上开往西方的航船，向世界各地传播着东方的文明，在时间流动中留下了属于十三行的辉煌。广州十三行由此成为18、19世纪世界透视中国的一大窗口，被誉为“海上丝绸之路”和当时世界的“华尔街”。
英国商人威廉·希克在1768年便称：“珠江上船舶运行忙碌的情景，就像伦敦桥下的泰晤士河。不同的是，河面上的帆船形式不一，还有大帆船。在外国人眼里，再没有比排列在珠江上长达几英里的帆船更为壮观的了。”
纽约时报年轻记者NSD1871年对广州这个充斥着浓郁的商业气息的东方城市描写道：“广州城内商店林立，有些商铺非常宽敞明亮，而且布置得相当精美……我们还参观了制绳厂、面粉厂、印染厂、陶器厂、马具厂、铸铁厂、刀具厂和制模厂等，这些技术精湛的小工厂活力四射，让我们感到惊奇。”
由此可以想象当年十三行外的波澜壮阔、千帆竞渡的热闹场面了。
作家辛磊和祝春亭也在其合着小说《大清商埠》中对十三行的繁华景象描绘道：耸立在江边的夷楼高大宽敞，窗户棂条拼成几何图案，嵌着晶莹剔透的彩色玻璃。夷楼后面有少量的茶铺、食肆、瓷器店、兑银店、估衣店、杂货店……西洋人把这条街叫做“中国街”，街北正中是令人仰慕的十三行会所。
广州十三行商近水楼台先得月，在自家门口占尽了商贸的便宜，既为清政府赚取了大量的关税收入，也为自己制造了财富和荣誉。
十三行就像一面招财进宝的风水招牌招来了滚滚财源。据清宫档案记载，在乾隆二十二年（1754年）至四十五年（1784年），平均每年洋船到港27艘，税银仅52万两。而到鸦片战争前夕，洋船每年到港已达200艘，税银突破180万两，单单一个广州十三行就向清朝政府缴纳了全国40%的关税。仅就茶叶出口而言，粤商和晋商就有很大的区别，晋商当时主要通过恰克图与俄罗斯进行茶叶贸易，明显属于生意中间商，而粤商则主要在自家门口与各国商人交易，属于坐贾。
大量的外国银元从印度和欧美各国流入中国，粤海关税收高额递增，中国在对外贸易中处于出超地位，光是嘉庆十七年（1812年），出口贸易值为白银1500两，进口货物总值1270万两，出超额为230万两。
这是近代广州的魅力，它创造了商业奇迹，也在悄悄孕育着一代世界首富，尽管这一切有着强烈行政力量的推动，但通商后的商业运作，更多体现的是十三行商人的智慧与勤劳；而伍秉鉴和伍家的怡和行则是众多行商中的一个奇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