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代理海关事务。外国商人来华贸易，进口货物应纳税银，但并不直接向粤海关纳税，一律由行商代收代纳。十三行督令受货洋行商人于夷船回帆时输纳。至外洋夷船出口货物应缎税银，洋行保商为夷商代置货物时，由行商报验货物，核明税额，填单登簿，俟货物逐渐销售，照例陆续交库随货扣清，先行完纳。
为了保证关税的及时征收，清政府规定：行商如有“欠饷之案，俱移会督抚，将乏商家产，查封变抵，其不敷银两，着落新办行业之新商，代为补足。如行闭无人接开，众商摊贴完结”。清廷希望以“行商”制度，达到“以官制商，以商制夷”的目的，将夷人隔绝于中国主流社会和官宦阶层之外。
但是，“十三行”还并不仅仅是海关，“十三行”还有一个重要作用：就是出资调节市场供需关系，保证市场价格的平稳。也就是说：广州“十三行”不但要向国家提供关税银，而且还必须将市场的风险全部担当起来。
第三，转达外商与政府之间的一切交涉。外商无权进入广州城晋见政府官员，“凡夷人具禀事件，应一概由洋商代为据情转禀，不必自具禀词”，意思是说，外国商人的要求要通过行商转达中国官方，而中国官方对外商的政策及态度等也通过行商转告外商。如“外国人想去澳门或者从澳门回到广州，必须通过行商请求当局发给护照”。
在道光十年所发生的盼师夫人事件中，可以十分清楚地看到行商所承担的官吏的职责。当时，两广总督李鸿宾命令广州知府转饬总商伍受昌等令其（盼师夫人）退回澳门，不得在省城停留，严禁乘坐肩舆。所以，行商与其说是经营对外贸易的商人，毋宁说是清政府的外交官。
第四，监督外商。中国人将所有的来访者称为“洋鬼子”，觉得他们不通情理，“孺子不可教”，把他们的对外贸易称为朝贡贸易，把外国人称为“贡商”，不但不给予平等的待遇，而且还要用种种禁令束缚对其进行限制。
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清政府制定的《防夷五事》规定：外国人可以在每月初八、十八和二十八这三天进城，但是进城之后不能想逛哪儿就逛哪儿，必须在中国通事（翻译）的引领下前往指定地点购物或是玩乐。不能骑马乘轿，因为天朝子民抬夷人有损天朝尊严，不能携带女眷（就是不准外国女人进城，也许因为那些“番妇”的穿着袒胸露背，有伤我天朝风化吧），清政府甚至把妓院都给外国人指定好了，要想逛窑子，仅此一家。
有作者对他们的生活描述道：“他们被圈定在离广州城西南角约两百码远的河边，那城墙日趋破敝但依然威风凛凛。他们时常爬上他们所租寓所的屋顶，隔着城墙凝视这座中国城池里那些熙熙攘攘的街道和庭园宽敞的住宅。他们获准沿西城的外墙边散步，在路过城门口那些成群的中国兵丁身边时，可以透过长长黑黑的城门过道向城里观望……”（史景迁《天国之子和他的世俗王朝》上海远东出版社）。
一些好奇心太重而冒险出游的洋人，还有可能遭遇当地农民充满敌意的石块袭击。此外，洋人的老婆如果上岸溜达溜达，每人要缴8两的“太太税”，粤海关的人得了便宜还卖乖，说，之所以收“太太税”，是因为洋太太金贵，是看得起你们洋人。
嘉庆十四年（1809年）清政府还颁布了《民夷交易章程》，行商要依政府的法令监督外商，外商如有违法之事，政府唯保商是问。
尽管这些规定使外国商人哭笑不得，甚至光怪陆离，1787年曾在中国做过短暂停留的法国探险家拉佩鲁斯，他这样写道：“人们在欧洲喝的每一杯茶，无不渗透着在广东购茶的商人蒙受的耻辱……”但没有办法，要想在中国做生意那就必须严格遵守大清天朝的法令。
因此这些不堪入耳的种种条款禁令产生了一些今天看起来的笑料：外人一切行动听从行商约束，不得随意外出游览，直到乾隆末年，才允许外人每月两次去隔海的陈家花园和海幢寺“游玩散解”。嘉庆二十一年规定的时间多了一天，但必须于日落前回馆报到。
总之，举凡中外商品之交易，关税船课之征收，贡使事务之料理（包括招接、贡使护送及贡物接纳等），外商事务之取缔（包括招接、翻译，以及传达政府的命令，调停中外纠纷等项）及商务、航线之划定，无不操之行商之手。行商一方面要进行对外贸易，另一方面还要作为中间人处理好与清朝政府、与外商的关系，像伍秉鉴那样能在中外的夹缝中踢打出属于自己的一片天地，实属不易。
行商与外商的贸易往来
1745年9月12日，瑞典东印度公司的仿古商船“哥德堡”号装载着大约700吨的货物，经由西班牙、巴西、南非、澳大利亚和印度尼西亚，航行到离目的地哥德堡港大约900米的海面、船员们已经可以用肉眼看到自己故乡的时候，船头突然触礁沉没。一次穿越了南中国海、印度洋和好望角、长达8个月的辛苦航程就以如此不幸的方式结束了。
据说，这批货物如果能全部运到哥德堡市场交易的话，估计价值约在25亿-27亿瑞典银币之间，总价值可以超过当时瑞典一年的国民生产总值。
此后数百年间，人们利用现代手段从沉船上捞起了30门大炮、30吨茶叶（这些茶叶在海底埋藏了200多年，闻起来居然还残留着香气）、80匹丝绸和大量的精美瓷器，以及比星星还要多的瓷器碎片。打捞上来的物品在市场拍卖后竟然足够支付该船这次广州之旅的全部成本，而且还能够获利14%。
这些宝物来自一个遥远、神秘、富庶的财富特区：大清帝国的广州十三行。
据介绍，“几乎所有亚洲、欧洲、美洲的主要国家和地区都与广州十三行发生过直接的贸易关系。这里拥有通往世界各主要港口的环球贸易航线。从世界商贸的角度看，一口通商是贸易上的一种束缚，但客观上却造就了一个时期里着名的中西贸易中心和广州历史上令世人瞩目的经济文化的辉煌时代”。
每年春夏季节，欧亚各国商船经过半年多的海上航行来到广州进行贸易。十三行街附近设有接待外商住宿、储货和交易的场所，也就是所谓的夷馆。夷馆朝南而建，由东至西面江排列，依次为：小溪行（或称怡和行）、荷兰行（或称集义行）、英国行（或称宝和行）、周同行（或称丰泰行）、老英行（或称隆顺行）、瑞典行（或称瑞行）、帝国行（或称孖鹰行）、宝顺行、美洲行（或称广元行）、明官行（或称中和行）、法兰西行、西班牙行、丹麦行（或称兴行）。各国国旗每日在商馆广场前升起，这里俨然是一个世界商务机构的博览会。
这些夷馆在外观建筑、室内装饰及生活方式上都带有异域风情，美国商人亨特曾描述当年的洋馆“布置豪华，待客奢靡，宴会厅极为宽敞”，拱形廊柱式的西洋楼与木板平顶型的中国行号交相辉映，构成了一幅中西合璧的人文景观。
每所都有横列的几排房屋。据外商记述：“商馆的房屋第一层为账房、仓库、堆房、买办室及其助理、仆役、苦力的房屋，及具有铁门、石墙的钱库……第二层为饭客厅，第三层为卧房。每楼都有宽阔的走廊。”
这里还设有一座漂亮宽敞的中式建筑，打磨得非常光亮的两扇大门，是用贵重的暹罗柚木制作的，这是洋行会馆，里面有很多用来接待客人和办事的房间以及露天庭院。到广州的外国人要想了解中国官方的规定，也要进入公所。
夷馆背后井字状街区全是一刀切开似整齐的临街双层店铺、商号、作坊、货栈，由华人主营茶叶、丝绸、瓷器三大宗，兼有仿西洋工艺如玻璃、珐琅、钟表、皮裘之类造作。
据外国书籍记载，外商与十三行互市之初，每舶俱占有夷馆一所，每舶俱有一“行”为其主顾，通过行商收购自己带来的货物，并且为船只回航采购相应的中国商品，外商又把这种贸易称为“商馆贸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