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审判席上，陈独秀指出，1927年因意见不合被中共开除，组织托洛茨基派，主编《火花》与《校内生活》。"照中国现状，组织红军还不可能。革命政党要夺权，当然要暴动……说我反对国民党，我承认；说我危害民国，我不承认。"陈还说，他"与皖湘闽赣等省共党不能合作，是因政策不同"。陈还申述了主张"打倒国民党政府"的三点理由：（1）刺刀政治，不合民主政治原则；（2）军阀官僚只知集中金钱，人民则困苦无饭吃；（3）人民主张抗日，政府则步步退让，不抵抗。陈独秀宣称：托派最终目的是："世界革命，在中国需要解放民众，提高劳动者生活。关于夺取政权，乃当然的目的。"月15日，江苏高等法院第二次审判陈独秀、彭述之等。陈独秀承认托派最终目的是"推翻国民党，无产阶级专政"。
江苏高等法院第三次开庭审判陈独秀、彭述之。检察官朱傍指控陈独秀与中共一样，"主张打倒国民政府和（实行）无产阶级专政"，"都是危害民国"。章士钊律师出庭为陈独秀辩护。章士钊认为，陈独秀主张以"法定之选民投票"取得政权，"何得为罪？""国家与主持国家之机关（政府）或人物既截然不同范畴，因而攻击机关或人物之言论，遂断为危害民国于逻辑无取，即于法律不当。"章士钊还指出：陈独秀鼓吹的共产主义与三民主义不但不冲突，"而且是一个好朋友"。陈当初曾与国民党"合作"，在国民党中担任职务（广东国民政府教育厅长）；在《汪陈宣言》中苦口劝阻"主张打倒国民党的人"；陈独秀与中共分裂组织托派以反共等等，"有功于国民党"。章为陈曲为巧辩。最后得出结论：陈独秀所谓叛国、危害民国"湛然无据"，法庭应"谕知无罪"，"省释无辜"。
陈独秀在章士钊辩护后，拍案而起，发表声明："章律师之辩护，全系个人意见，至本人之政治主张，应以本人文件为根据。"接着，他发表《陈独秀自撰辩诉状》。宣称：半殖民地的中国，"外困于国际资本帝国主义，内困于军阀官僚"。"对外排除帝国主义之宰制，对内扫荡军阀官僚之压迫。然后中国的民族解放、国家独立与统一、发展经济、提高一般人民的生活，始可得而期。"陈独秀说，这就是他"五四"以后"组织中国共产党之原因"。他申明："共产党之终极目的，自然是实现无剥削、无阶级、人人‘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自由社会。"并宣称为实现这一终极目的，"中国共产党目前的任务"是："反抗帝国主义以完成中国独立"，"反抗军阀官僚以实现国家统一"，"改善工农生活"，"实现彻底民主的国民立宪会议"。并表示他过去、现在及将来，"所思所行，亦此物此志"；"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一息尚存，挺身奋斗"。接着，陈独秀从法理和历史事实上，阐述了何为"国"，何为"民国"；论证了何为"危害民国"，何为"叛国"。他表示对所控"危害民国"及"叛国"之罪，"绝对不能承认"。陈独秀指出："国者何？土地人民主权之总合也"；卖国于外敌，毁坏民权之内政，才是"叛国"、"危害民国"的实质。他抨击国民党政府"对日本侵占国土，始终节节退让"；对内"以党部代替议会，以训政代理民权，以特别法（如《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及《出版法》）代替刑法，以军法逮捕审判枪杀普通人民，以刺刀削去了人民的自由权利，……试问谁为‘危害民国’？"这才是真正的"叛国"，真正的"危害民国"。陈独秀慷慨激昂，义正辞严，语惊四座，把自己变成了原告。他对国民党政府的揭发和控诉，证明"危害民国"和"叛国"罪的不是陈独秀，而正是国民党政府自己。为此，他要求法院"即应毫不犹疑的宣告予之无罪，并判令政府赔偿予在拘押期间经济上的健康上的损失！"月26日，江苏高等法院开庭，法庭以"共同以文字为叛国之宣传"等罪名，判决陈独秀、彭述之，各处有期徒刑13年，褫夺公权15年。法庭宣判后，陈独秀起立大声抗议："我是叛国民党，不是叛国。"同日，国民党《中央日报》发表社评：《今日中国之国家与政府——答陈独秀与章士钊》，宣称："反对并颠覆国民党者，即为反对并颠覆国家，即为危害民国，亦即为叛国。"月15日，陈独秀写成《上诉状》，驳斥国民党"政府即国家"之谬论，批驳法院的判罪是"莫须有"，"于理于法两具无当"。6月16日，律师蒋豪士将上诉书带到上海，与章士钊研究后，即递交国民政府最高法院。
江苏高等法院将检察官的《上诉答辩书》送陈独秀和彭述之，说《上诉状》"牵引他国之政制，图卸罪责，其理由自不成立"，"殊难认为有理由"。同日，陈独秀立即提出《再答辩书》，再次驳斥所谓"危害民国与叛国"罪。
国民政府最高法院终审判决陈独秀、彭述之以文字为叛国之宣传，各处有期徒刑8年，驳回上诉。
陈独秀被判刑后，即被押解到南京第一模范监狱（又称"老虎桥模范监狱"）执行。1937年七七事变后，鉴于当时的国际国内形势，中国共产党要求国民党政府释放政治犯。8月21日，国民政府将原处陈独秀有期徒刑8年，减为执行有期徒刑3年。8月23日，陈独秀无条件出狱，彭述之亦获释。
中国国家社会党成立
中国国家社会党，简称国社党。主要代表人物为张君劢、张东荪。早在1921年他们就鼓吹基尔特社会主义，到20年代末期，开始鼓吹国家社会主义。他们既反对共产党，又对国民党的腐败表示不满，企图以所谓国家社会主义为中国指出一条出路，并且积极筹备组织政党。1931年10月，张君劢、张东荪联络罗隆基等人在北平发起组织"再生社"，寓再造中华民国之意。在北平设总部，发行《再生》周刊。在天津设特别区委，在上海、武汉设立分部，从事宣传活动。《再生》创刊号上发表长篇政论《我们所要说的话》，正式提出了他们的政纲和具体方案。其中心思想是以所谓民族立场、民族观念，反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立场、阶级斗争观念。认为"民族观念是人类中最强的。阶级观念决不能与之相抗。无论是已往的历史，抑是目前的事实，凡民族利害一达到高度无不立刻冲破了阶级的界限"。"所以民族观念是深中于人心而较阶级为强。""马克思想以阶级作大的横断而有以打破民族国家的纵断，实是一种迷梦。……只有民族的纵断而能冲破阶级的横断，却未有阶级的横断而能推翻民族的结合。""中国前途的一线出路亦就在于这个有民族自觉心的民族。"他们的政纲可用三句话来概括，即："绝对的爱国主义"，"渐进的社会主义"，"修正的民主政治"。前两句是理论基础，后一句是其政治主张。以反对阶级斗争和暴力革命。
"再生社"作出建立国家社会党的决定。1933年4月，张君劢召集"再生社"成员在天津秘密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国家社会党政纲》和《国家社会党宣言》，宣告中国国家社会党正式成立。会议选举张君劢、张东荪、罗隆基、陆鼎揆、诸青来等11人为中央总务委员，张君劢为总务委员兼总秘书，总揽党务。大会通过的政治纲领表明了国社党的政治主张，即在政治方面，主张国家民族本位，反对阶级斗争，建立民主政治，提出"以民主政治为根本原则，以国情充量实行之"；在经济方面，主张实行国家社会主义，保留私有制，反对共产主义；文化教育方面，发扬民族文化，普及国民教育。国社党的组织分为中央、支部和分部3级。最高权力机关为全国代表大会，休会期间由中央总务委员会设总秘书1人行使职权。总务委员会下分设文书、组织、宣传、财政4处。国社党群众基础薄弱，成员多属上层知识分子及政治人物。
国社党在北平召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成员近千人。选举出中央总务委员会常委5人，张君劢仍任总秘书。并在苏、浙、皖、粤、桂、川和香港等地建立了支部和分部。
国社党成立后，极力鼓吹国家社会主义，并进行反共宣传活动。例如，1934年7月1日《再生》2卷10期发表的《反共战线》一文，诬蔑共产主义是一种策略，是骗局，叫嚣要用"治本"的办法，即树立一个"能够同共产主义比高低的独立思想体系或主义"来反对共产党，还号召一切反共势力联合起来，帮助"剿共军事"，"使共产党拿不到政权"。1936年11月23日张君劢跑到瑞金，发表《瑞金是精神上防共的第一线》的反共演说，攻击共产党和马克思主义学说。
七七事变后，张君劢先后参加了蒋介石的庐山谈话会、国防会议。1938年4月13日张君劢代表国社党致函蒋介石、汪精卫，表示拥护国民政府，"遇事商承，以期抗战中言行之一致"。愿追随蒋、汪之后，"勉竭愚诚，冀赞盛业"。国社党取得了合法地位。同年7月，国民党聘请国社党的张君劢、罗隆基、胡石青、徐傅霖、陆鼎揆、梁实秋等人为国民参政会参政员。12月10日，张君劢发表《致毛泽东先生一封公开信》，诬蔑共产党"自有党军，自有特区，自标马克思主义"，陕甘宁边区无异于"封建割据"，造成国内党派合作的障碍，是现代国家所不能容许的。他要求共产党将"八路军之训练任命与指挥"之权，完全交给蒋介石，"取消特区之制"，"将马克思主义暂搁一边"。其目的就是要共产党交出军队、政权，放弃马克思主义。张君劢的公开信，理所当然地受到了中国共产党的批驳。同时，国社党内部罗隆基等人也不同意张的观点，张因此受到孤立。在1939年国民党掀起的第一次反共高潮中，国社党也受到冷遇和打击。因此，政治态度有所变化。
国社党加人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为团体会员。1946年8月，国社党在上海与伍宪子等人领导的民主宪政党合并，改称民主社会党，简称民社党。同年11月，因该党领导人参加国民党召开的伪国民大会，被中国民主同盟开除。从此，完全成为依附于国民党的政治组织。1949年随国民党去台湾。
冯玉祥组建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
3月，日军占领热河，5月长城抗战失利，南京政府对日采取妥协政策，日军越过长城，分兵进犯察东和冀东，华北形势危急，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民族义愤，在部分国民党将领中也产生了强烈的反响。身为国民党中央委员、国民政府委员、军委委员的冯玉祥，在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和推动下，联合方振武、吉鸿昌等于5月组建了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
上海抗战失败后，冯玉祥怀着愤懑的心情于1932年3月退居山东泰山，但他始终不忘抗日救国，并认为必须有实力和地盘才能实现抗日主张。这时，因主张抗日、反对内战而被迫出洋的吉鸿昌从国外归来，亲往泰山拜晤冯玉祥，共商抗日大计。10月9日，冯玉祥移居张家口（察哈尔省会）抗日前线，当地驻军多为冯的旧部。11月，中共代表萧明会晤冯玉祥，具体商谈合作抗日问题。冯要求中共派人帮助组织新的抗日军队和政府。之后，中共即派出一批干部到张家口同冯筹建抗日武装。
初，中共北方党组织首先将由原汾阳军官学校改编成的二十九军教导团调到张家口扩编为师，作为基干；经吉潘昌联络，方振武由沪赴山西介休集合旧部，扩编为3个师。3月1日在绵山誓师，打出"抗日救国军"的旗帜，通电抗日。于5月抵达察省，成为抗日武装的主力之一。这时，冯玉祥旧部高树勋、孙良诚、张凌云等先后到达张家口，并扩充军队。
日伪军攻占沽源，察省形势日益险峻。
冯玉祥、吉鸿昌、方振武等在省会张家口召开察哈尔民众御侮救亡大会，决议正式组成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公推冯玉祥为总司令，佟麟阁暂代察哈尔省主席，吉鸿昌为察省警备司令。冯玉祥在通电中指责国民党当局"以不抵抗而弃三省，以假抵抗而失热河。迩者，长城全线不守，敌军迫攻平津，公言将取张垣，不但冀察垂危，黄河以北，悉将不保。当局不作整军反攻之图，转为妥协苟安之计"。通电中冯玉祥称：将"率领志同道合之战士及民众，结成抗日战线，武装保卫察省，进而收复失地，求争取中国之独立自由"。并派员赴广州、济南、天津等地向有关方面说明抗日决心。
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总司令部发布免除苛捐杂税、释放政治犯、党费不得由公帑开支等三道命令。
同日，抗日救国军方振武部第一军军长张人杰、原马占山旧部军长邓文分别通电响应冯玉祥组建民众抗日同盟军，表示愿率所部，誓死追随。28日，吉鸿昌、佟麟阁、高树勋等14名将领自张家口联电冯玉祥响应抗日，以"保我河山，复我失地"；抗日救国军总指挥方振武、新编六十三军军长冯占海等也通电响应加入察哈尔抗日同盟军。29日，原东北民众抗日救国军将领李忠义、第四军团总指挥刘震东等通电拥护冯玉祥组织抗日同盟军。
冯玉祥举兵抗日，得到全国人民和各界爱国人士、团体的拥护和支持。参加同盟军的武装力量和人员十分广泛。除以冯、方、吉等的旧部作为基本队伍外，还有察省的地方武装、原防守长城各口的爱国军队、原西北军旧部和从东北各地撤退到察省的义勇军等。北平、天津、太原等地学生也成批地到张家口参加同盟军。中共领导的人民抗日武装也参加了同盟军。同盟军由几千人迅速扩大到10万多人。
国民党西南政务委员会常委萧佛成、邓泽民、李宗仁、邹鲁等致电冯玉祥，支持同盟军抗日杀敌，表示西南当力图为后盾。
15日至20日，民众抗日同盟军在张家口召开了第一次代表大会。到会军民代表61人，进一步确定了民众抗日同盟军的性质、纲领和任务。大会通过了《关于民众抗日同盟军纲领决议案》、《关于民众抗日同盟军军事问题决议案》和《关于民众抗日同盟军军事委员会组织大纲决议案》等文件。纲领决议案共13条，主要有：（1）同盟军为革命军民之联合战线，以外抗暴日，内除国贼为宗旨；（2）同盟军否认一切卖国协定，并反对任何方式之妥协；（3）同盟军誓以武力收复失地；（4）同盟军主张对日断绝国交；（5）同盟军主张联合全世界反帝国主义势力共同奋斗，以完成中国之独立与自由；（6）同盟军为完成抗日任务计，必须肃清汉奸国贼；（7）实现抗日救国的民众政权；（8）取消苛捐杂税，改善工农、贫民、士兵生活；（9）释放因反抗帝国主义及汉奸卖国贼而被拘禁之政治犯；（10）保障抗日民众集会、结社、言论、出版、武装之自由；等等。大会选出军事委员，组成军事委员会。由军事委员会互推冯玉祥、方振武、佟麟阁、宣侠父等11人为常委。并制定了抗日的具体方案。
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的组织与活动，得到了中国共产党的大力支持与积极合作。
冯玉祥任命第二军军长吉鸿昌为北路前敌总指挥，邓文为左副指挥，李忠义为右副指挥。兵分三路向北迎击日伪军。接着，又任命抗日救国军总指挥方振武为北路前敌总司令。方振武、吉鸿昌、孙良诚、佟麟阁等26名将领联名通电：表示"为民族生存而战争，应民众要求而奋起，敢对国人一掬肺腑，凡与吾人同一战线者，皆为吾友；凡与敌人同一战线者皆为吾仇"。宣布"重整义师，克日北指，克复察省失地，再图还我河山。……四省不复，此心不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