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尔·戴高乐（1890～1970），生于1890年11月22日。1909年，立志从军的戴高乐考入圣西尔军校。毕业后，他服务于第33步兵团，在那里受到了当时的团长、后来的法国元帅贝当的赏识。1940年，纳粹（cuì）德匡进攻法国，贝当在维希成立了投降政府，身为准将（将军的最低一级）的戴高乐在民族危亡之际挺身而出，在英匡政府支持下，领导海外抗战运动，并成立了“自由法国”。抗战胜利后，他又领导法国人民重返法兰西，然后激流勇退，辞官隐居。12年后，戴高乐东山再起，登上了总统宝座。在执政期间，他支持阿尔及利亚的独立，完成了殖民地的非殖民化进程。他响亮地提出了“欧洲是欧洲人的欧洲”的口号，不仅使法国路身大国之列，而且为西欧逐步摆脱美国控制奠定了基础。在这一系列的事件中，他临危不乱、百折不挠，以民族利益为最高利益，他拒绝一切个人虚荣、俭朴无私，他忠于爱情、严于自律，这一切，共同构成了他作为一个伟大人物的伟大人格。1969年3月28日，戴高乐退出政治舞台。1970年11月9日，夏尔·戴高乐逝世，享（xiǎnɡ）年80岁。
从小志冲天
1890年11月22日深夜，在法国北部一个叫里尔的小城里，随着一声清亮的啼（tí）哭，一个婴儿诞（dàn）生了。他是家里的第二个儿子，父亲给他取名夏尔·戴高乐。
童年的夏尔·戴高乐，长得比较瘦弱，谁也没有把他和未来的法国的命运联系起来。小夏尔不但酷（kù）爱读书，而且和其他男孩子一样，最喜欢玩打仗游戏，并且一玩起来比谁都认真。
一次，母亲玛约正在房间里休息，夏尔的弟弟皮埃尔哭着跑进妈妈的房间，扑进妈妈的怀里，嚎（háo）陶大哭。玛约一边帮皮埃尔擦眼泪，一边不住地安抚他，问他：“可怜的孩子，发生什么事啦？让你这么伤心？”
皮埃尔抽泣（qì）着说：“夏尔打我，还说要枪毙我！”
玛约生起气来：“夏尔这是怎么啦？不是经常教导你们，让你们兄弟互敬互爱的吗？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我们玩打仗游戏，我扮情报员，夏尔扮司令员。司令官命令我送一份情报到前线去，我被敌人发现了。被俘（fú）后，我没有听从司令官先前的嘱咐嘱咐：告诉对方记住应该怎样，不应该怎样。，不但没有把写着情报的纸条吞进肚里，反而把纸条交给了敌人。夏尔恼火极了，大骂我是叛徒（tú），把我狠狠教训了一顿！”
还有一次，夏尔气急败坏地从外面冲进家门，大喊大叫：“法兰西是我的，法国是我的，谁也别想从我手里抢走它！”
在楼上的母亲玛约，闻声走下楼来，惊讶地问：“嗨，我的孩子，你在这里大喊大叫些什么呀？发生了什么事？”
“哥哥他要跟我抢法国，我决不会让步的！”
原来，在玩打仗游戏时，哥哥格扎维埃一向扮演德国皇帝，而夏尔扮成法国国王。日子长了，哥哥当厌了德国皇帝，想和夏尔交换角色。没想到，格扎维埃刚开口，瘦小的夏尔就暴跳如雷，和哥哥打了一架，才鼻青脸肿地跑回家，希望得到母亲的支持。
玛约会心地一笑，轻轻抚摸着小夏尔的头，让他安静下来，然后说：“法国是大家的，为什么这样寸步不让呢？这可不像知书达礼（知书达理：有知识，懂礼貌。指人有文化教养。）的小绅（shēn）士。”
“不行，不行！法国是我的。我一个人的，我才是法国国王，我决不会放弃，我要为我的法国奋战到底！”说完，没有得到支持的小夏尔满脸委屈又十分坚定地冲出去，准备为“他的法国”继续孤军奋战。
后来，格扎维埃见弟弟态度这么强硬，只好继续当德国皇帝，把法国国王的位子留给了夏尔。
戴高乐的家庭有很深的文化传统，祖父是历史学家，对法国的历史十分熟悉。他的父亲当过教员，后来为保卫祖国，在普法战争时期志愿参军，与来犯的敌人作战，还获得了军功章。他的祖母和母亲也都是有文化有见地的人。尤其可贵的是，一家人有着很强的民族自尊心和爱国情感，经常对孩子们讲历史故事，教育他们要爱国，要为法国的荣誉（yù）而献身。
有一次，母亲给戴高乐讲1870年爆发的普法战争，讲到普鲁士军队侵入法国，他父亲勇敢地走上前线，而祖父听到法军的元帅向敌军投降时，伤心地大哭。戴高乐听了，非常激动，心想：
“我长大了，一定要当个军人，为国家的荣誉而战！”
他上了小学，仍然喜欢打仗游戏，并且爱看探险故事，最喜欢文学和历史两门功课。暑假读课外书，大都读的是历史书籍。通过读历史，他了解了法国的过去和成就，为祖国的伟大而自豪，经常对同学们讲：
“法国如果不伟大，就不成为法国了！”
夏尔的童年时代自然是在爱国主义的气氛（fēn）中度过的。当时，阿尔萨斯刚刚割让给德国不久，整个法国都在为此羞愧、不安。每到星期四的下午，夏尔便跟随着他的父母去拿破仑墓前或凯（kǎi）旋门前静默致哀（āi）；到了星期天，“老师”则带着他的孩子们去凡尔赛或斯坦战场，那儿长眠（mián）着无数法国战士。或许这一切使夏尔幼小的心灵上形成了某种“思念法兰西”之类的最初概念，因为在整个童年时代，夏尔都痛苦于1870年法国的惨败。
1900年的夏尔·戴高乐是个瘦弱的儿童，然而那时见过他的人，都能从他的眼睛里看到勇敢精神的流露。他总是习惯于垂下眼睛，可这并不妨碍人们认为他是一个非同寻常的孩子，因为认识夏尔的人都知道，他对自己十分自信。10岁时的夏尔和其他同龄的孩子一样，十分喜欢在楼梯（tī）扶手上滑下来，对于孩子们来说，这也是一项勇敢者的运动。有一次，夏尔摔倒了，大家把他扶了起来，问：“你心里不怕吗？”他静静地看着楼梯扶手说：“怕？难道我丧失了火花？”
夏尔·戴高乐10岁的生日那天，父亲送给他一份别致的生日礼物——带儿子去看了法国剧作家罗斯丹的成名之作《雏（chú）鹰》。在剧场里，他静静地坐在座位上，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完全被迷住了。于是，整个夏天他都与罗斯丹的作品相对为伴了，这一爱好一直持续到少年时代以后。
有一年，夏尔曾试着参加了一次诗歌比赛，寄去了一首押韵（yùn）寓言诗《一次不幸的遭遇》，这是他的第一部作品，在作品里他大量袭用了一位歌唱演员的写作手法，虽然平淡，却第一次显露了他的文学才气。结果，他获得了一等奖。当时杂志社允许他在获得25法郎或发表小册子之间任意选择一种奖品，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后一种，文人的风度开始出现在这个孩子身上了。
当然，他并不仅仅满足于写一些诗歌，他博（bó）览群书，竭（jié）力寻找一些能推动他向上的力量——他终于找到了柏格森，这位思想自由的代表。不过对一个孩子来说，柏格森主义显然太难了一点，尽管如此，他还是深入地学习了柏格森主义，人们发现他最大的变化无疑是性格温顺起来，思想也变得更细腻（细腻（nì）：（描写、表演等）细致入微。）了。后来，当夏尔·戴高乐成为军事理论家和政治实践家以后，在许多时候，他的确把柏格森作为自己的动力。
然而在少年夏尔的成长过程中，任何作品所起的作用都不能与历史小说的作用相比。他通今博（bó）古，从法国古代的盐税改革到当今的国家财产法，他都能如数道来。他狂热地喜爱历史小说，仔细地从中探索法国历史。为此，他常常对自己那惊人的记忆力感到很不满意，为了进一步提高，他曾和兄弟们一同练习把单词的字母倒过来拼写的方法。
在通览了法国十五个世纪的历史以后，夏尔·戴高乐得出了两大认识：法兰西历史是一个整体，法兰西民族也是一个整体，除非出现分裂主义分子，否则人人都可以为国效劳；其二，在政治活动中，至关重要的是保持国格。这成为了他一生的理论基础。
戴高乐15岁那年，到圣马丽亚学校读书。他那时已喜爱上文学，阅读了许多文学名著，还尝试着自己创作小说。有一次，他写了一篇题为《德国的战役》的短篇小说。一开头，他就描写了假想中的“法德之战”，而他自己，已经是法军的指挥官了：
“1930年，德国军队向法军宣战。……戴高乐将军统率20万军队，580门大炮，很快制定了作战方案，要在德军会师前将他们粉碎（suì）……”
接着，“戴高乐将军”调兵遣（qiǎn）将，向德军发起进攻，最后把德军打得落花流水，而德军被打败的地方，正是当年普法战争中法国被德军打败的地方麦茨（cí）。这说明戴高乐是怀着雪耻的心情写这部小说的。
1909年，19岁的戴高乐如愿以偿，考入了圣西尔军事学校。新生入学前，要先当一年兵。戴高乐被分配到第33步兵团第9连，每天进行军事训练，还干各种杂活。他十分认真地做这些事情，很快成为一名合格的军人。
在圣西尔学校，戴高乐是个很引人注目的人物。他长得身材高大，又有一个高大的鼻子，表情总是很严肃（sù）的样子。所以很多同学给他起外号，叫“好斗的公鸡”、“警察总长”。可时间一长，大家发现戴高乐是个情感丰富又很活跃的人。有一次开联欢会，有些同学和他开玩笑，让他朗诵诗剧《贝热拉克》中一段描写大鼻子的台词；戴高乐并不介意，立刻爬上桌子，高声朗诵起来，引得众人哈哈大笑。此后，“大鼻子”便成了戴高乐的另一个外号。
1912年10月，夏尔·戴高乐以全校第13名的成绩毕业了，他决定去阿拉斯的第33步兵团。在这里，夏尔·戴高乐少尉和未来的法国大元帅菲力浦·贝当相遇，并建立了特殊的友谊。
有一天，当时的第33步兵团团长菲力浦·贝当上校，在斯卡贝河岸给手下的军官们讲解火力武器的重要性。当时，法国军队中有不少人固步自封，不愿意接受新事物，认为刺刀比枪炮更优越。为了打破旧观念，贝当上校在手下这些年轻军官面前，威严地踱（duó）着方步，反复阐述（阐述（chǎn）：记述。）火力武器的重要性。
当上校举例说明火力武器的重要性时，戴高乐一时忍不住，插了几句话，发表了自己的观点。
他刚开口，旁边的军官们不由得倒吸了口冷气，因为，按照惯例，上级军官训话时，下级军官是不可以插话的，否则就是蔑（miè）视（蔑视：轻视。）上级的尊严。大家屏（bǐnɡ）住呼吸，暗自为戴高乐捏了一把冷汗。
幸好，贝当上校只是微微一愣（lènɡ），并没有责备戴高乐的意思。相反，他那张严肃的脸，突然变得温和了不少，似乎对戴高乐的话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做了个手势，示意让队伍解散，然后，贝当上校走到戴高乐面前，满面笑容地对他说：“很高兴听到你的见解，我们还是单独找个地方，好好聊一聊（liáo）吧。我想知道，你对战争中火药的应用有什么看法？你觉得用火药有哪些优缺点呢？”
说完，他挽起戴高乐的胳膊（bó），两个人一边走一边高谈阔论起来。
这是戴高乐第一次受到贝当的赏识，从此，未来的法西斯傀儡（傀儡（kuǐlěi）：比喻受人操纵的人或组织（多用于政治方面）。）政权维希政府的首脑贝当，和未来的反法西斯英雄戴高乐，结下了不解之缘。
当时的戴高乐虽然深受贝当的器重，但是只要他觉得对的事情，仍然毫不让步，和贝当据理力争。
1913年法国国庆日，贝当团长检阅部队。当他来到戴高乐少尉（wèi）负责指挥的队列时，发现戴高乐已经把队伍解散了。这是严重违反军纪的，所以贝当勃（bó）然大怒，不由分说就下令把戴高乐禁闭。戴高乐其实是奉命行事，代人受过，但也只有乖乖地进禁闭室，他不能和往常一样去巴黎度假了。
可是，星期天一大早，贝当上校突然撤销了一切处分。戴高乐欣喜万分，赶紧一口气跑到火车站，气喘吁吁（xū）地跳上了刚刚开动的火车，走进一间包厢，这才发现包厢（xiānɡ）里坐着的正是身穿便服的贝当。
贝当微微一笑，半开玩笑地说：“哈，小伙子，差一点你就赶不上火车了吧？”
“是啊，上校。不过，我相信自己肯定能赶上的。”戴高乐对贝当行了个军礼，很镇定地回答。
贝当剑眉一挑，反问道：“哦？可是你一直都在禁闭室里呆着呢！你怎么知道会撤销对你的处分？”
“当然啦！虽然我那会儿还在禁闭室。但我认为自己没有做错什么，既然处罚不公，我相信您一定会收回成命的。”
于是，他们俩互相对视一下，不约而同地笑了起来。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24岁的戴高乐参加了战争。1916年的一天，德军装扮成法军偷偷进攻上来。等“法军”走近了，戴高乐才恍（huǎnɡ）然大悟：
“不好，是德国兵！他们戴上了阵亡的法国士兵的头盔！”他想着，立即下令，“快，上刺刀，杀呀！”
这时候，那一伙假扮援军的德国兵已率先开了火。戴高乐正在指挥，一颗子弹穿透了他的大腿，他立即昏倒在地，不省人事。战友们见他浑身是血，以为他牺牲了，就只顾与敌人搏斗起来。战后，上级发布表彰命令，说戴高乐作战英勇，不幸阵亡，追授最高荣誉的十字勋（xūn）章，还说：
“该员在激战中以身殉（xùn）国，不愧为在各方面都无与伦比的军官。”
其实，戴高乐并没有战死。当他醒来的时候，被敌军发现，成了俘虏（俘虏：打仗时捉住的敌人。）。起初，他被关在弗（fú）里德贝格的战俘（fú）收容所。经过一段时间的恢复，他的伤痊愈（痊愈（quányù）：病好了。）了。难道就在这里当战俘吗？他不甘心，就悄悄地在牢房里挖地道。不久，地道果然挖通了，可以通到野外。有一天，他顺着地道爬出牢房，到了外面。可他的身材高大，长相奇特，很快被人发现，又给抓了回来。不久，他弄到一套德军服装，再次逃跑。可那套军装太小，穿着很不得体，又被人发现。后来，他第三次越狱逃跑，仍然没有成功。德国人把他送到巴伐利亚的惩罚营严加看管。
戴高乐在这里过了两年多的俘虏生活。他没有灰心，而是在狱中抓紧时间学习，利用阅读德文报纸的机会，学习德文，还把作战的心得体会记录下来，为后来写作第一部军事专著。《敌人内部的倾轨（ɡuǐ）》积累了大量材料。他在笔记上写道：
“必须要做一个有志气的人。……领袖（xiù）人物是不尚空谈的人。”
1927年，夏尔·戴高乐晋升为少校，奉命指挥第19轻步兵营，驻防特里尔。特里尔原来是德国的领土，一战中德国战败，被迫把特里尔在内的莱茵河畔大部分地区，交给战胜国英法等国“管辖”。
按照惯例，只有当过轻步兵的优秀军官，才有资格得到这一任命。但是，法军总司令部的步兵总监马泰将军对戴高乐的才华十分赏识，就破格任命了他，并且私下里说：“我现在派去第19轻步兵营的年轻人，将来一定会成为法国的大元帅！”
到军营的第一天，戴高乐少校按照惯例，把士兵们召集起来，准备发表就职演讲。士兵们听说来了位年轻的新长官，都抱着十分好奇的心情迅速集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