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原吉是明仁宗重用的一位大臣。夏原吉尽职尽责，敢于直言，不怕犯上。明成祖永乐十九年（公元1421年）冬天，成祖朱棣准备征讨瓦剌，向夏原吉询问边镇粮草情况。夏原吉告知粮草只够边军，不足以供应大军，并借机劝谏——成祖身体欠安，不宜出征。成祖朱棣大怒，将夏原吉下狱，籍没家产。当查抄夏原吉的家产时，除了皇帝的赐钞之外，别无余财，家徒四壁，只有些布衣瓦器。后来，成祖朱棣在军中病逝前，想到了夏原吉，不禁慨叹：“原吉爱我！”朱高炽得知成祖的噩耗后，立即将砟原吉从监狱中释放出来，官复原职，共商丧礼之事。后来“罢西洋宝船，迤西市马及云南、交阯采办”，都是“从夏原吉之奏也”。郑和下西洋虽然是世界航海史的壮举，但是如此巨大规模的远行，所费人力、物力十分巨大，加之成祖五入漠北、出兵安南，国力渐有不支。因此，停止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和再下西洋，转而发展社会经济、稳定社会秩序是必要的。
杨士奇也受到仁宗朱高炽的倚重，擢礼部侍郎兼华盖殿大学士。杨士奇能够秉公办事，敢于直言。一次，蹇义、夏原吉在便殿奏过事情后还没有退下。仁宗朱高炽看见杨士奇来了，对他们说刚任命的华盖殿大学士前来一定有事要奏，让他们一起听听。杨士奇进奏说：仁宗下旨减岁供刚刚二日，惜薪司就征枣80万斤，因此请求减免。仁宗朱高炽觉得有道理，马上下诏减其半。
明仁宗朱高炽还重视学校师儒的选择，以保证学校教养有道，为治国培养人才。仁宗朱高炽要求吏部应慎择师儒，并声称：“师儒之职不可滥授，此欲其成就人才德。古以模范称之，模范不正，其所造器何由得正·”显然，仁宗朱高炽希望选择那些通晓儒家经典并深谙儒家治国平天下理念的饱学之士任学校教官，以期培养出更多的忠君爱民、廉能贤明之士，为治国所用。
重农恤民，洁身自好在经济上，明仁宗朱高炽处处以唐太宗李世民为楷模，爱民如子，下令停止宝船下西洋，停止了皇家的珠宝采办，以减轻百姓负担；减免赋税，对于受灾的地区无偿给以赈济；开放一些山泽，供农民渔猎。在朱高炽为太子的时候，就格外关心百姓的疾苦。明成祖永乐十八年（公元1420年），北京皇宫修建完毕，成祖朱棣命朱高炽由南京前往北京。一路上，朱高炽没有游山玩水，而是关注百姓的生活。沿途，朱高炽详细地查访当地军民的实际情况，了解国家政策在地方的施行情况以及效果，不时和随行的臣属讨论政策的得与失。
当路过邹县时，朱高炽发现当地人挎着筐篮在路边捡拾草籽，就急忙停下车马，询问他们这是做什么用。原来这是当地人留作荒年当粮食充饥之用的。朱高炽听后很久没有说话，心中很不是滋味。有时朱高炽下车走进路边的贫民家中，打开锅灶，看看他们的食物，看看家中的余粮。如果遇到一贫如洗的，朱高炽总是赏赐些宝钞，让他们买些粮食度日，有时甚至将自己的食物赏赐给他们。山东布政使石执中前来迎接，朱高炽询问石执中有没有想些办法来周济这些贫民。石执中说他已经奏请朝廷停止今年的秋税。朱高炽十分不悦，认为百姓都快饿死了，还谈什么收不收税的，要求马上开仓放粮。石执中奏请每人拨3斗，朱高炽说3斗不够要6斗，自己会和成祖朱棣解释。到达北京后，朱高炽将此事向父亲禀报，朱棣很高兴。
朱高炽非常重视农业生产，与民休息，多次下诏宽恤百姓，减轻百姓的困苦。明仁宗洪熙元年（公元1425年）四月，朱高炽听说山东及淮、徐地区百姓缺乏食物，可是地方官员依旧征税，于是就在西角门命大学士杨士奇草拟诏书，减免当年夏税和科粮的一半。杨士奇进言应当让户、工二部事先上奏。仁宗却说：“救民之穷当如救焚拯溺，不可迟疑。有司虑国用不足，必持不决之意。”他认为救民如同救火，迟疑片刻不知要有多少人饿死，因此令杨士奇当即书写诏书，盖上玉玺立刻付有司遵照执行。对于遭受天灾的地方，仁宗朱高炽要求当地官府马上上奏，赈济饥民。朱高炽告诫官吏，凡是地方受灾而不能马上请求赈济灾民的官员将严惩不贷。明仁宗洪熙元年（公元1425年），隆平饥荒，户部请旨要用官府的麦谷贷给灾民，仁宗却说：“即赈之，何贷为？”开封黄河决口，淹了许多地方，仁宗下诏免除税粮，派遣右都御史王彰前去抚恤。
明仁宗朱高炽体恤民情，担心自己的行为加重了百姓的负担。一次，太常寺上奏祭祀用的纯金色的羊越来越少，请求内库拨发钱钞到市场上购买。仁宗朱高炽想起去年采购的官员用洪武朝的价格从市场上购买物品，使得百姓受到了损失，因此没有同意，并告诫以后必须按照市价从百姓手中购买物品，严禁低价收购，损害他们的利益。
这一切都使得洪熙朝人民得到了充分的休养生息，生产力得到了空前的发展，明朝进入了一个稳定、强盛的时期，也是史称“仁宣之治”的开端。明仁宗朱高炽爱惜民力，对自己也要求严格。礼部奏请在冬至时接受大臣的朝贺，朱高炽没有同意。朱高炽时常以历史上的明君自励，以历史上的昏君自警，曾经谕蹇义、杨士奇、夏原吉、杨荣、金幼孜等人，说：“前世人主，或自尊大，恶闻直言，臣下相与阿附，以至于败。朕与卿等当用为戒。”
明仁宗洪熙元年（公元1425年）五月二十九日，仁宗皇帝朱高炽由于心脏病突发猝死，终年四十八岁。有人曾因为仁宗朱高炽在位不到一年，对于他的贡献提出了质疑，但是殊不知成祖在位期间有大部分时间都在北征，朝中的政务一直是交给朱高炽来掌管。因此，朱高炽有充分的时间来推行自己政策，为自己即位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如果加上这段时间，朱高炽对明朝做出的贡献就毋庸置疑了。明仁宗朱高炽不愧为一代仁主的称号。朱高炽即位后所推行的仁政，实质上就是一种宽松政治，这也正代表了当时文人士大夫们的利益与追求。
连清朝清高宗爱新觉罗·弘历都说，如果朱高炽多活几年的话，明朝不会衰败得那么快！尽管朱高炽在位时间很短，但后人却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认为“当靖难师起，仁宗以世子居守，全城济师。其后成祖乘舆，岁出北征，东宫监国，朝无废事”。朱高炽在靖难之役中以弱敌强，保卫朱棣的根据地北平；永乐朝为太子期间，辅助朱棣治理国家，多有惠政。在位短短的一年间，改变了朱棣的治国方策，结束了朱棣屡出大军、军民疲惫的状况，使明朝过渡到稳定发展的环境；同时，在用人行政方面，朱高炽也有很多可以写入史书的地方。甚至许多人相信，如果朱高炽更长寿些，“德化之盛，岂不与文、景比隆哉”。虽然朱高炽治理国家的时间只有一年，但是他的儿子宣宗朱瞻基继承了他的传统，沿着他的道路继续前进，迎来大明盛世的“仁宣之治”局面。
身后谜团
朱高炽暴死之谜
明仁宗洪熙元年（公元1425年）五月，仁宗朱高炽暴卒，享年四十八岁，葬于献陵。从登基到去世，朱高炽在位时间不足十个月。去世前三天，朱高炽还在日理万机地处理朝政，而从身体不适到“崩于钦安殿”，前后仅两天时间，故明人黄景昉称他“实无疾骤崩”。
壮年天子，登基未足一年，“无疾骤崩”，其中必有缘由。但《明仁宗实录》、《明史·仁宗纪》等，都只字不提其死因。究竟朱高炽因何暴卒，已成历史之谜，多年来人们对此有两种不同的看法：
一种观点认为，朱高炽死于嗜欲过度。朱高炽之贪欲好色人所共知，大臣李时勉在朱高炽即位不久就曾上一奏疏，其中有劝朱高炽谨嗜欲之语。朱高炽览奏后，怒不可遏，当即令武士对李时勉动刑，李时勉险些丧命。直至生命垂危之际，朱高炽仍难忘此恨，说“时勉廷辱我”。由此可见，朱高炽确实纵欲无度，李时勉奏疏触及其痛处，否则不会如此耿耿于怀。继朱高炽即位的宣宗朱瞻基，曾御审李时勉：“尔小臣敢触先帝！疏何语，趣言之。”李时勉叩首答日：“臣言谅阁中不宜近妃嫔，皇太子不宜远左右。”朱瞻基叹息，称李时勉“忠”，复其官职。可见，朱瞻基对仁宗朱高炽嗜欲之事也一清二楚。朱高炽因纵欲过度而得不治之症，在明人陆武《病逸漫记》中有记述：“仁宗皇帝驾崩甚速，疑为雷震，又疑宫人欲毒张后，误中上。予尝遇雷太监，质之，云皆不然，盖阴症也。”“阴症”之说出自朱高炽时一太监之话，应当有一定可信度。限于当时的医疗水平，治疗此等“阴症”恐无特效良药，这使一些奸佞之徒有机可乘。对此，《明史·罗汝敬传》中曾有记载，“……先皇帝（仁宗）嗣统未及期月……献金石之方以致疾也。”由此看来，导致朱高炽死亡的直接原因，可能是服用治“阴症”的金石之方而中毒不治。
另一种观点认为，朱高炽是被其长子朱瞻基即继他之后登位的宣宗害死的。朱高炽生性温厚懦弱，嗜欲享乐，朱棣生前对他大为不满，只因礼教和祖训的关系，才立朱高炽为太子，但朱棣一直有废朱高炽储位之心。
但朱高炽的长子朱瞻基与其父相反：善骑射，谙武事，热衷权利，工于计谋。朱棣在世时，朱瞻基深得祖父赏识。朱棣死后，朱高炽即位，虽立朱瞻基为太子，但已察觉他非安分之辈，故屡有劝诫之语。可是，朱瞻基迫不及待地为自己早日登位筹谋，为此不顾亲情。明仁宗洪熙元年（公元1425年）三月，朱高炽命朱瞻基南行祭陵（凤阳的皇陵与南京的孝陵）。朱瞻基于四月十四日离京，随侍朱高炽的宦官海涛是朱瞻基的亲信，他按预先密谋于五月十三日加害朱高炽。朱瞻基离京后，却没有按既定日程行进，而是直奔南京。但在离开南京前，南京城中就有传言“仁宗上宾”。要知道，当时北京还未发丧，亦无如今现代化的传播工具，可见朱高炽“上宾”是在一些人预料之中的。当时，朱瞻基还说：“……予始至遽还，非众所测。”显示朱瞻基有人们难以想像的重大安排。朱瞻基匆匆北返，在途中等待赍诏而来的海涛，于六月三日抵北京。就有大臣劝诫：人心汹汹，不可掉以轻心。朱瞻基答曰：“天下神器非智力所能得，况祖宗有成命，孰敢萌邪心！”显示一切都在自己的掌握之中，流露出对弑父谋位活动的自信和自得。
当然，这两种看法孰是孰非，谁也没有确凿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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睁眼看世界
1425年，莫斯科公爵瓦西里一世卒，瓦西里二世继位，犹里二世起而争夺公爵之位，莫斯科王朝内战爆发。1453年，瓦西里二世平定内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