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月五日星期四
整整一下午，从《庚儿鼎解》谈到《陈喜壶辨》，话题没离开张先生的这两篇文章。重点在后者。
韩：翻看你的文集，我发现你还是喜欢跟人辩论的。
张：是吗？我一直觉得自己是老老实实做学问，不跟人辩论。
韩：可你一起手，做的就是辩驳文章，比如《陈喜壶辨》，后来还有《“贝丘”布文字辨正》《“贵海”铜印释文正误》《镜铭释文正误》《太原段帖释文指瑕》，不都是辩驳文章吗？
张：有的是辨正，有的只是个由头。
韩：看你的学术文集，觉得自从“鸟书戈”之后，你的学术文章进了一个层次。有两篇真是好。
张：哪两篇？
韩：《陈喜壶辨》和《庚儿鼎解》。这两篇文章，能看出你后来的学术风格。
张：你是说，从这两篇小文章，就能看出我后来形成风格的考证方法？
韩：是的，可用精细二字概括。我注意到这两篇文章的写作时间，《庚儿鼎解》发表在一九六三年第五期的《考古》上。《陈喜壶解》发表在一九六四年第九期的《文物》上，这样的文章去了就会安排发表，也就是说，一九六四年夏天你还在写文章。这年十月你就抽到“四清”工作队集训，不久就进村了。接下来就是“文化大革命”。可不可以说，“鸟书戈”那篇，是你考古学术生涯的肇始，而这两篇文章，才是你一生事业的分水岭。如果说此前你还是个懂业务的领导干部，有了这两篇文章，就是一个文物考古方面的专家。具备了这个资格，后来挂帅整理《侯马盟书》，就成了顺理成章的事儿。
张：你这个分析有道理。从一九五八年担任考古所所长，这些年我一直在钻研业务，巴望自己能成为一个合格的考古学者。
韩：你看，这些年山西的考古发掘在不停地前进，你也在不停地前进，发掘需要考证才能见出更大的成绩。就像两个人都在往前走，总会在一个路口遇上。侯马盟书的发现，就是这样的十字路口。今天不着急谈盟书，还是说说你怎么在“壶”里做道场吧！
张：怎么说我这是壶里做道场呢，同样的意思，说“壶里春秋”不好吗，也暗合了“皮里阳秋”的说法。
韩：我的这个说法，是从“螺丝壳里做道场”套过来的。壶里做道场，虽说地方逼窄些，但能在这么小的地方做开道场，得有大本事。至少你是在这里练下了大本事。还是先说“庚儿鼎”吧。
张：这事儿我记得清楚。侯马上马村有个东周墓群，一九六一年省文管会和考古所，做了一次考古发掘。十三号墓出土铜器最多，其中有两个大鼎，大小相同。看看书（翻出《张颔学术文集》），口径是四十厘米，足高十六点五厘米，腹部有两层蟠螭文，中间绹索纹相隔。两鼎花纹、铭文大致相同。铭文三行二十九字，在腹内，断开是：
隹正月初吉丁亥王之子
庚儿，自作飤緐，用征用
行用龢用鬻，眉寿无疆。
同徐。从铭文上看，这是徐国的器物。铸鼎者是徐王的儿子，按业内规矩，可叫做“庚儿鼎”。那些年我对青铜器的着录做过研究，查看了一些资料，对这一对鼎的来路就有了大致的判断。
《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是郭沫若早年在日本完成的一部重要的着作，权威性很高。书中着录了七件徐器，跟我们的庚儿鼎文字风格大致相同。徐国七器铭文都有韵，此鼎也一样。细看鼎上文字，笔势流畅，舒朗奔放，与七件徐器中的沇儿钟和王孙遗者钟非常相近。庚儿鼎中的“庚”字，与沇儿钟铭文“徐王庚”三字中的“庚”字写法非常相近，两器上的“儿”字也非常相近。还有一些相近的字就不必说了。关键在于，这个“庚儿”在徐国王室中排在什么位置。
郭老《大系》的考释，对徐国七器排列了先后次序（指指文集里《庚儿鼎解》一文）。前面的对比别看了，重要的是这一段。你自个看吧。
张先生有点累了，仰靠在垫高的枕头上闭目养神。我接过书看下去。这段文字是这样的——
此次侯马东周墓所出土庚儿鼎，与沇儿钟铭文中“徐王庚之子沇儿”的徐王庚当为一人。因之，它在文字风格上和沇儿钟、王孙遗者钟极相近似。但在时间上，庚儿鼎较沇儿钟要早一些。如前所述，徐王鼎和宜桐盂是较早的徐器，宜桐是前器徐王之孙，当铸造于同时，二器文字风格相近，比较端庄浑厚。庚儿鼎是徐王庚为世子时所作，沇儿钟是庚儿为王时其子沇儿所作。此二器时间先后衔接，文字风格由规正变为豪放。王孙遗者钟的文体既与沇儿钟“如出一人之手笔”，遗者自称王孙，很可能是徐王庚之孙，亦为徐王庚在位时之铸造器。如果遗者是容居的话，那末容居往吊于邾，他代表的或许是徐王庚或其子沇儿。因此，庚儿鼎、沇儿钟和王孙遗者钟应在春秋中叶以后，即郭院长所说“与鲁襄公同时”。
由上所述，侯马所出庚儿鼎，不但为徐器增加了一件新材料，并且使已着录的徐器的相互关系得以更明显一些。
至于这个庚儿鼎怎么到了晋国，还有墓主人的身份，张先生文中亦有考证：
由以上引述不甚完备的材料来看，可知徐与邻国接触最多的是吴、楚两国，其次是齐。我们没有找到徐与晋有过什么来往，既未一同参与盟会，也未有过战争。因此，为何会在晋国出现徐国的铜器，成为问题。由两鼎铭文来看，它们不是媵女之器，所以可能是通过吴、楚等国的关系辗转流入晋国的。
徐与吴、楚、齐的关系，或友或敌，时常变化。吴有时伐徐，有时救徐。楚既与徐、蔡等共同伐吴，有时又伐徐。齐亦伐过徐。徐最后在公元前五一二年为吴所灭，徐子章羽流亡至楚，作了楚的附庸。与徐有关系的楚、齐、蔡等，都与晋有过战争与盟会的关系。特别是吴与晋更较密切。通过这些关系，徐器流入吴、楚，再由吴、楚流入于晋，都是很可能的。关于诸侯之间以宗器相赂，《左传》屡有记载。
歇了一会儿，精神好些，又坐了起来。
张：侯马第十三号墓主人的身份，当时没有看到其他文字材料，不易推断。这个墓规格不大，随葬品数量也属中常，还称不起大墓，恐非晋国君卿显族之墓。晋国从平公以后，三卿强大，但晋室仍然维持其奢靡的排场，若为晋公族之墓，应该不会如此简单。但墓中出土了别国的较大的宗器，则又非一般人而可能是晋国大夫一类人的墓。墓中随葬的别国宗器，可能由晋侯受赂于他国而转赐其臣下的。《左传》有记载，襄公十一年郑“赂晋侯以……歌钟二肆及其镈磬……晋侯以乐之半赐魏绛”。也可能是接受别国赠予的，如《左传》襄公十九年，鲁“贿荀偃束锦加璧乘马，先吴寿梦之鼎”。
前面说过，庚儿鼎与沇儿钟、王孙遗者钟为同时之器，它们可能作于鲁襄公（公元前五七二——前五四二年）时，正当晋悼公、平公之际。此时期，吴季札、郑子产和齐晏婴都到过晋国。庚儿鼎之入晋，或许在这个时期。
张先生说话的当儿，我不由得想，《庚儿鼎解》毕竟只是一种印证，有“徐王之子庚儿”的既有铭文，等于给了个路径，只需照直前行就是了。真正见出张先生考证功夫的，该是一年后在《文物》上刊出的《陈喜壶辨》，那才叫个精彩。果然，一提陈喜壶，张先生就精神一振，眼睛也亮了起来。
韩：我发现一辩驳个什么，你特来精神。
张：“余岂好辩哉，余不得已也”。山西的这么一个铜器，让人家说来说去，我们自己提不出一个看法，太丢人了。我这个考古所长脸上也无光。
韩：记得以前聊天时你说过，嵩山一个庙里的墙上有首诗，其中两句是“争似满炉煨榾柮，漫吞吞地煖烘烘”。这篇《陈喜壶辨》虽有点激愤之作的意思，但从考证的态度上说，却是“漫吞吞地煖烘烘”。
张：你算是说对了。考证这种活儿，不能急，急了不定哪儿要出丑。这个壶是山西博物馆的老家当了。还是省政府文物室的旧物。我记得清楚，一九五二年的时候，太原有个古董商人叫王复元，我们叫他王掌柜，手里有这么件铜器，文物室的何泽农先生知道了，买了过来。再后来文物室撤销，这批铜器就归了省博物馆。我有时去省博库里，见了这个壶总觉得很亲切。至于考证，从没有想过。有人做过研究，断定为田齐之器，铸造风格还是拿不准。最重要的是，铭文多处剥落锈蚀，难以解读。都知道这是个正经课题，该做深一步的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