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篇之中，《债与偿》最早，不能说是成熟的作品，这类假借逼债而欺男霸女的事，旧中国所在多有，关键在于能否写出新意。小说中丁媛是个新式人物，小学毕业后又上过四年学，当过图书管理员，追求新思潮，向往新生活，然而困顿之际，面对恶势力的逼迫，叔父的无能，她的抗争竟是那样的懦弱，那样的陈腐，枕上饮泣，一死了事，虽有其刚烈的一面，整体说来，与前面人物身份的交代毫无关涉。如此处置，难说有多少新意。《惠民壕》和《杜鹃》都不能说是真正意义上的小说，只可说是小品。前者宣传的意义要大于文学的功效。想来是登在当时《战地通讯》一类的宣传品上，告诫敌我交错地区的村干部，虽说两面都要应付，主要的还是应当倾向于中国军队，若一念之差，倾向于日伪军，修起“惠民壕”封锁了中国军队，且不说丢了国格人格，本人的下场也会极为悲惨。《杜鹃》只能说是一个改写了的民间传说，多少有些民俗学上的价值。
最为成功的是《蝙蝠》，这是一个立意深邃，结构完整，叙事流畅的小说佳作。数十年后阅读，仍能感到作者思想的敏锐，叙事的从容。主要人物的思想脉络，虽几经转圜，仍了无挂碍，让人信服。这对于一个当时只有二十二三岁的年轻人来说，是极为难得的。
通观这四篇作品，最让我感兴趣的，也是作者最为擅长的，是语言的运用。修饰语的繁复自然，曲尽其妙，尚是其轻浅之处；最为可贵的，是外部景色、人物心情，与事件的推进，紧密绞合而又浑然一体，既顾及时势的倾仄，更萦系人物的命运。呈现在读者面前的，则是畅达的叙述。这一特色，无论在其最早写成，尚显青涩的《债与偿》，还是稍后写成，成色已然纯净的《蝙蝠》，乃至只可视为小品的《惠民壕》《杜鹃》里，都有上佳的表现。当然，最能看出这一行文特色的还要数《债与偿》。且看这些段落：
一个阴沉沉的夜里窗子外面飘着很大的雨点，隆隆的雷声断续地响着，她父亲咳嗽的声音也比往常紧促一些，血也比前几天吐的多，丁媛扶着父亲慢慢的睡下去，不到二分钟的安静接着又是一阵窘人的干咳，窗外的雨刚听得和缓便又是一阵急促，丁媛的心弦像被一支巨手在无节奏的拨弄出恐怖和不幸的曲调。（《债与偿》）
一盏幽暗的菜油灯吐着抑郁而纤弱的光芒，和黑暗的侵袭勉强抗拒着。炉子上的水壶发出像秋天墙根下微虫的细小音响，如同听到悠扬的远方在奏着呜呜的丧乐，更助增着这所病人房里的阴魆悲惨的意味，同时也助增着丁媛无限的苦闷。（《债与偿》）
当然，这都是精心挑选的段落和句子，事实上在平常的叙述中，作者也仍然具备着这一特色，没有这样强烈，反而显得更其平和，更其本色。也不必说是怎样了不起的能耐，想到作者不过是个二十一二岁的热爱文学的青年，一切都来自阅读，一切都来自模仿，只能说其心性中某样东西借此得以充分地拓展，灵动地体现。作为反证的是，心性稍一懈怠，僵直立马便来。且看这样的句子：
一双久遭风雨剥蚀而将已破烂的不堪再用的恐怕遗弃在路旁也不会被人郑重地拾去的箩筐子，却又偏偏系紧了他全家的生命。一家三口每日的饱暖，全凭着它，无疑的它在他们命运中是起着一种相当的作用。（《债与偿》）
扭转身来，我们要考究的是这样一句话，序中说将几篇小说集为一本小册子，为了保持他当年写作时的情绪，决意在故事的结构上与造句上不多修改，一则纪念那时影响他生活的环境，一则纪念永挂在他心头的一件伤感之事，究竟是哪篇小说中的哪个人物身上，承载了作者的这一情感的寄托。
我的看法，只会是《债与偿》中的丁媛，极有可能是，作者写这篇小说，就是要将这么一个人物记录下来。她曾经在作者心里占有相当的位置，然而，世事诡谲多变，一个不经意的漩涡，已将她冲出了他的视野，也是他的追求之外。待心绪平静下来，一切都已无可挽回。少年男女，处此动荡的时代，谁能没有一次两次感情的纠葛？
前面说过，作者酣畅自然的行文特色，呈现最为明显的还要数《债与偿》。一面是故事的落于俗套，一面是语言的激情喷涌，造成这一蹊跷现象的原因，是否也与作者这一实有的感情纠葛有关？虽说迫于时势，佳人悄然离去，然而，一旦形诸笔墨，依旧宛若眼前。情感于胸臆间冲撞激荡，文辞在笔下恣意流淌，会有什么样的效果，也就不难想象了。
不觉在小书房里已待了两个钟头，那边，国喜就一篇文章请教张先生如何修改，其事已毕，我过去坐下。
韩：编者序是谁写的？
张：记不清了，想来该是智力展的手笔。
韩：你说你将这几篇小说合在一起出版，一则纪念那时影响你生活的环境，一则纪念永挂在你心头的一件伤感之事，纪念当时的生活环境，这好理解，而纪念永挂心头的一件伤感之事，当时不便明说，可以理解，现在已过去几十年，该说了吧？
张：这是我的一个恋爱经历，还是不要说了吧。你的分析是对的，看来你有福尔摩斯的本领。
韩：读《姑射之山》，我有一个惊喜的发现，你年轻时还学过木刻。书中有两幅木刻插图，都是为《债与偿》配的，一幅画的是丁宏遇挑着担子去卖菜，一幅画的是丁媛与曲演道在图书室相遇，说明文字是：“他曾独自一人到图书室乱翻书籍，不期然的邂逅，使他认识了丁媛。”这句话是有意味的。序中你说，《债与偿》里面的两幅木版插画，也是在晋西刻的，而且是写成《债与偿》后三四天“趁热”制成的，缺点也很不少，本来想重刻一下，但因为每天的事情繁如猬集，丝毫没有空暇，刻刀也残缺不全了，虽然自己也感到有些不大满意，也只好勉强穷凑一下。我想问的是，什么时候学的木刻，此后还刻过吗？木刻与你未走出介休前，在行余学社学过篆刻有没有关联？
张：学木刻，想来也是到了孝义以后。此前东奔西忙，居无定所，不会有此闲情。此后再也没有刻过。要说技艺，肯定与行余学社的治印有关联，但不是很大，我这人，凡是自己想做的事，就是没人引教，自己琢磨琢磨也就会了。端看是不是适合我的性情，动不动那个心思，下不下那个功夫。
张先生这个回答，我是信服的。看他后来制作的那些小玩意儿，比如司南、旋栻、无影塔，就知道他是如何的心灵手巧了。如此灵慧的人，这世上只有他不愿意做的，没有他愿意做而做不好的。
想到先前看《西里维奥》的一个疑惑，问道：《西里维奥》的小说文本，可是余振先生翻译的？在改为叙事诗的过程中，余先生可有润色？
张：小说文本确为余振先生所译，改为诗歌的过程中，余先生起了怎样的作用，确实记不清了，想来该是帮助过的。毕竟他懂俄语，又是研究普希金的专家嘛。
时间不早了，道别之后，和国喜一起退出。
晚上整理白天的访谈。今天只顾了阅读，访谈甚少。尤其是对《西里维奥》，几乎没有涉及。为补上这一缺憾，还是让我在此将《西里维奥》作一介绍，虽有违全书的体例，也顾它不得了。
《西里维奥》，长篇叙事诗，一本薄薄的小册子，仅三十二个页码。作为叙事诗，篇幅却不能说小，一页两栏，一栏十七行，全诗当在九百行。出版时间一九四八年五月十五日，发行者北风社，经售处与《姑射之山》一样，都是黄河书店。系北风丛书之一种。着者张颔，却不能说是原创，这在扉页上有显示，下端一行小字标注：“普希金底《射击》”。“底”字是那个年代的一种特殊用法，大略与“的”同，区别在于，“的”表示性质，“底”表示从属，比如说“红”色的东西，要说成“红的”什么，而“我”的东西，要说成“我底什么”，这儿是说“普希金”的作品，就要写成“普希金底《射击》”。
由俄到汉的译者，是他的好朋友，山西大学教授余振先生。原作是小说，张先生将之改写成诗歌，说是着，也说得过去。书前有余振的序，普氏原作的意义，张先生改写的优长，都有简要的评价。
关于原作的意义，余氏说，一八三〇年秋天，普希金在波罗金诺住了差不多三个月，在这个着名的“波罗金诺的秋季”里，普氏写下不少的作品，在完成《欧根·奥涅金》的最后两章之后，还写了《别里金小说集》，用“别里金”这一假想作家的名字发表。共有五篇，长诗《西里维奥》的蓝本《射击》便是其中一篇。《别里金小说集》在普氏创作由诗向散文的转变过程中，有其标志性的意义。作为一位伟大的诗人，他的任何作品，不管用散文写出的也好，用韵文写出的也好，都是意境高超结构精美的诗篇。
像这篇完美的小说《射击》换了一套服装以后，依然是一篇完美的诗作。对张颔改作的评价则是：
《西里维奥》之所以能够改作得这样好，固然，主要是因为普式庚原作写得本来就很好，但是，我们也不能不惊服张颔先生改作技巧底高妙，我想，假如普式庚这篇东西原来就用诗体写出来，也不过就是这个样子。在中国新诗还没有一个确定方向可走的今日，这一部由外国大诗人散文作品改作过来的长诗，无论如何，是值得向读者推荐的。
且看这原本是怎样一个动人的俄国故事，张颔又是怎样用他那“普希金也不过就是这个样子”的文笔改写的。
故事是以沙俄时代，一个年轻军官的讲述展开的。我们团，驻扎在一个小镇上，生活呆板，穷极无聊，终日酗酒赌博，谈论女人。镇上有个退休军官，名叫西里维奥，跟我颇能谈得来。这是个神秘而奇怪的人，不知他有什么进项，却能时常请我们去他家喝酒。他最大的爱好是玩枪，大小手枪有三十多把，子弹无数，没事的时候就在家里练习射击，四面墙壁上，全是蜂窝般的弹痕，枪法之准无人能比。一次在他家喝酒，有个新来的军官，冒犯了他的尊严，我们都以为西里维奥一定会跟此人决斗，等了好长时间竟然没有，连我都看不起他了，西里维奥有些不自在了：
有几次，
他好像要和我解释什么，
我坚决地巧妙地，
躲开那卑鄙的机会。
西里维奥，
不得不把这个念头，
轻轻放手。
以后，
我们之间的交情，
永远保持溪水一样的冷淡。
西里维奥的信也寄到我们团部。一天西里维奥收到一封信，读信之后神情很是亢奋，对我们几个军官说，今天晚上他就要离开这个地方，邀请我们去他家喝酒。我们去了，行李已整理好，桌上只留下酒瓶和菜盘。饭后，大家都走了，只有我留下，西里维奥这才对我说，此前他没有跟那个冒犯他尊严的军官决斗，我一定奇怪。有件事情没有完成，他不能轻易结束自己的生命。六年前，他的脸上也曾挨过一巴掌，对方是个英俊而富有的年轻军官，他气愤不过，便跟对方决斗。抽签时，对方抽得头签，一枪穿透了他的帽檐，轮着他了，以他的枪法对方必死无疑。然而，当他拿起枪的时候，对方竟然悠闲地吃着樱桃，毫不慌张，这种漠然的态度，反而弄得他心里不安：
我的心里，
这时涌起了一个狠毒的念头。
我坚决地放下了手枪，
对他说：
“你不准备死吧？
好！
我不妨碍你用早点。”
他慨然地：
“你一点也不妨碍我，
请你开枪！
不然，
可以听便，
这一枪反正是你的，
我随时都准备听教——
迎接阁下的这粒子弹。”
西里维奥说，他随即辞去军职，来到这个小镇生活。今天上午他接到一位代办人的信，是从莫斯科寄来的，说那人和一位美丽的姑娘结婚，现在他就要去莫斯科，看他在结婚的晚上，和当年视死如归的态度是不是一样。说罢跃上马车，飞驰而去。
一转眼四五年过去，我也退伍了，搬到另一处乡村，过着平静的生活。离我家不远，新建起一座山庄，住着一位伯爵夫人。她只在这儿度过蜜月，又去了别处。第二年伯爵夫人回来了，我去拜访。在山庄的书房里，我见到了漂亮的伯爵夫人，还有她的丈夫，一个三十多岁的美男子。闲聊中我注意到，墙上的壁画上，有两个弹孔，一个紧挨在另一个上。我惊奇地问这是什么缘故，伯爵对我说，此乃西里维奥所为。于是伯爵对我讲，五年前，他们在这儿度蜜月，西里维奥突然来到他的书房，说是要兑现他的那一枪。当时他太太不在书房，他很是惊慌，浑身颤抖，只求对方在他太太没有进来之前赶快结束这一切。他甚至按照西里维奥的吩咐，点起了一根蜡烛，西里维奥举起了枪，他闭上眼睛，静等着枪响。不料西里维奥说，不行，他不能欺侮一个毫无武装的人。他让我跟他抽签，我抽得头签，但我太紧张了，一枪打过去，只在壁画上打了个小孔。轮着他了，他已举起枪，恰巧我太太马夏推门进来，看到我太太惊恐的面容，西里维奥说，我们不过是开个玩笑。伯爵乘机陪着笑脸说：“先生，你现在开枪吗？你看这女人多可怜！”
西里维奥拍了一下胸脯：
“好！
我现在不打你了，
而看了你如此狼狈，
足够我开心。
请你永远地记着我，
让你自己反省去吧！”
于是西里维奥走开了。
但又在门槛外边停住脚，
回头看了看，
看着我子弹穿透的那幅画片，
随便举起枪，
简直没有瞄准，
子弹已发向了刚才被我打穿的那个小洞，马夏立刻晕倒了。
在我还没有清醒的时候，
西里维奥已经坐着他的四轮马车去了。
故事的结尾是一个简单交代：过了半年，听说西里维奥在一个叫“亚历山大·易卜西兰提”的地方，领导着一群独立党徒“叛变”。后来终于替人民牺牲了，死在了“库斯梁那”战场。
余振先生所说，基本符合张作实情。我的看法是，虽是改写，情绪饱满，节奏明快，自然流畅，堪称佳作。可惜的是，这样一首优美的长诗，别说在中国新诗史上，就是在山西的新诗史上，几十年来，也从未有人提起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