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我新写的一部传记，传主是张颔先生。
老先生还健在，已九十岁了。
他是一位考古学家、古文字学家，也可说是一位历史学家。作为学者，他的成就是很高的，堪称大家。又是一位功底深厚的书法家。这两项是他惯常示人的面目。还是一位诗人，作旧体诗的诗人。《侯马盟书》《古币文编》《张颔学术文集》这类着作，见出的是他的才学，而那些旧体诗词，见出的是他的性情，还有他的风骨。他有他的自尊，也有他的谦抑，但我最喜欢的，还是他的自嘲，一种更高的人生境界。
若不是有这样的人生境界，一个人怎么能经历那么多的磨难，活到耄耋之年又有这样大的成就？
我写这部书，不是谁人的托付，也不是哪个部门的任务，是我觉得张先生这样的人，值得我为他献上这么一部书，就写了这么一部书。很想仿效某些大作家的派头，说写什么人就是写他自己，比如郭沫若先生，就说写蔡文姬是写他自己。但我知道，就我来说，无论德行还是才具，哪样都配不上。我枉上了历史系，虚耗国帑，荒废时日，成不了历史学家。能为历史学家写部传记，也算是聊补此生的缺憾吧。
若说此书，写作上有什么可称道的，那就是从容，采访一年多，写作大半年，修订又是大半年。从开始采访到定稿，不觉已四个年头了。
再就是，写法上还是费了些心思，采用一种我过去从未用过的新体例——访谈体。它有它的好处，也有它的局限。最大的好处，是将历史与现实糅合在一起，又以一种随意的方式出之。最大的局限，也正在这里，一种固定的方式，用于这么长的一部书中，显得太单调了。我竭力想做到的是，两端之间，允执其中，将它的好处尽量地扩大，将它的局限尽量地缩小。纵然如此，仍要提请读者体谅的是，它毕竟只是一种写作的体例，又是一种新的尝试（对我而言），迁就之处多多，不尽如人意之处亦多多。
我不敢说这是一部什么人都可以看的书。就我所知，在中国，除了某一特殊时期，有一种书全国人民都要读以外，世界上还不曾有过这样的书。但我可以大胆地推测：它对那些少小就有志于学术，一时又昧于方法的年轻人是有用的；对那些已有相当成就，又不以眼下的成就为满足，年龄已然不小的学问中人是有用的。再就是，对那些不想着述，也不想精研某种学问，只是喜欢看看书，增加一点与朋友的谈资的风雅之士，也是有用处的。可以从中得到许多在别的书里得不到的东西，比如诗文掌故什么的，既滋润自己，也娱悦同侪。
不管是哪种人，有一种功效是敢肯定的，就是让你在短时间内，振作起来，聪明一些。至于这种功效能延续多久，那就看你的造化了。这也是我为什么给此书加上“一位睿智的学者”这么个副题的道理。
感谢降大任、张庆捷、姚国瑾、张继红、苏华、薛国喜、张崇宁、梁金平、李海涛诸位先生与女士，在写作过程中对我的帮助。感谢林鹏先生为本书题签。感谢三晋出版社，肯为我这样一个已然淡出文坛的作家，出版这样一本书。
二〇一〇年三月十五日于潺湲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