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石华
20世纪70年代，我与马烽在西沟曾有一段相处。这段岁月，对我来说，受益终身，至今仍萦绕心头。这段记忆，是我与他在太行山大山深处的记忆，更是我内心深处永生难忘的珍藏。
20世纪60年代，我在晋东南文工团工作期间，曾编演过一些小歌剧，但当时只是尝试一下写剧本，以便更好地组织领导本团的戏剧创作，偶尔为之。真正决心长期从事编剧，以此为终身职业，还是在认识马老，受了他的熏陶之后。
文革时，我插队西沟。李顺达听说马烽也要下乡插队，就亲自跑到省文联动员他带全家来到西沟。我与这位全国着名的作家一下子成了队友，共同生活、劳动，确实是缘分。
初次见面，我表示要向他好好学习文艺理论和写作技巧。他淡淡地笑了笑，说：“我文化低，没啥理论。”
我不信：“您别客气。”
他一本正经地：“真的，初中还没毕业呢！”停了停又说：“有啥作品，帮助看一看，提提意见，倒是可以。”
在西沟，我先后请他看了三个小戏剧本。
头一回，他对剧本没提什么具体意见，只说了句：“好好深入生活。”就聊起了村里的“闲事”。事后，我才意识到他是在引导我如何深入生活，认识生活呢！这个本子由于求教心切，写得实在太匆忙，太粗糙，头一回求教，就给他留了个不太好的印象，心里很不是滋味，后悔不已。第二回，相隔时间较长，他看了本子很高兴。说：“不错，人物、结构都挺好。不过政策上我拿不稳，还是听听大老李（李顺达）的意见，作者卢石华（右一）和马烽（中）、孙谦（左）在西沟合影留念要没问题，是出好小戏。”
第二天，大老李听我念了，说：“不妥。”
马老知道后宽慰我：“没关系，吃一堑长一智嘛，吹了个小戏，换了个大教训，值！”接着语重心长地说：“写东西，首先要考虑好主题、政策什么的，否则，会前功尽弃的！”
第三个本子，他看后，边猛抽烟边思考了一阵，说：“写戏切忌松散。掐头去尾，留下中间一小段，搞个儿童短剧不错。
“这……”
他见我犹豫，就开导：“好素材库存起来将来还能用，浪费不了！”
就这样，改写了儿童短剧《寻针》。
写到这里，不由勾起我几年后的一件往事。有一回，写了部电视剧《看车姑娘》，投稿北京《新剧本》杂志，编辑部复函：“有生活气息，人物、情节不错，不乏感人之处，因本刊篇幅所限，不拟发表，望谅。”我见编辑部所言诚挚，并非托词。便灵机一动，效仿当年修改《寻针》的手法，撷取其中部分章节，改为独幕话剧《借机断案》，寄给中国剧协《剧本》月刊，这是我第一次在国家级戏剧杂志发表作品。欣喜之中，由衷感激马老教了我这一“招”。有感而发，我将对此“招”的体会写成短文《情结》，刊载于《新剧本》。心有所得，情有所感，多年后，我仍感受着马老对我的教诲。
经过三个小戏的交往，他给我的印象是：朴实，诚恳，没架子，乐于助人；对作品肯提意见、出主意，不说空话、套话，是位忠厚长者。难怪很多青年作者都愿意找他。有次，我谈起想改行搞剧本创作。他听了很支持：“好啊，李顺达就是个现成的题材，就可以写嘛！”我有些胆怯：“这么大的题材，我行吗？”
他说：“咋不行？慢慢就行了！”
从此，坚定了我终身从事编剧的决心和信心。
天从人愿。正巧，1972年，晋东南地区组织创作剧目会演，为山西省赴京参加华北地区文艺调演选拔剧目。地区文办指派孙舒松专程到西沟动员我编写以西沟为背景，李顺达为原型的《快马加鞭》大型戏曲剧本。我向马老提出想请他当顾问，他再三推辞，最后，终因盛情难却，同意了，但提了个条件：只当参谋不署名。
事情谈定后，我相约县文化馆在西沟下乡的宋彦升，一起找马老商量怎么办。他问了问情况，知道我俩没参加过合作化运动，就说：“先到下边跑一跑吧！”
我心里着急：“地、县各团的创作人员，在地区招待所集中很多天了，有的已经写出初稿。”
他又说：“别管人家，咱们干咱们的，磨刀不误砍柴工嘛！”
就这样，我和宋彦升花了将近一个月时间，先后走访了川底郭玉思等晋东南地区闻名全国最早的十个农业合作社的创办人。
地区领导指定我和宋彦升、尹耕夫、谢晋喜等四人正式组成创作组，由我具体负责，马老当顾问。
听说马老来了长治，一些社会人士不断前来探望，搅得他一直安不下心，急得直发牢骚：这，咋写东西！”没法，我只好硬着头皮将来访者婉言拒之门外。为这，还“得罪了不少熟人、朋友。
创作组刚成立，就传闻地区有的创作班子闹矛盾，甚至有人找马老，想跳槽来我们组。他见情况不妙，就在一次讨论会上对组里人说：“不论将来剧本写成写不成，写好写坏，就你们几位，不动了。剧本，集体讨论，转着改，水平难免有高有低，最好谁也不要对外人说哪段戏是谁编的，哪段唱词是谁写的，都是一个创作集体嘛……”简单明了几句话两个约定，把阵脚稳住了，大伙一门心思搞剧本，自始至终没闹过半点矛盾。人们都说文艺界集体创作难搞，很少不闹矛盾的。从那以后，我还带过几个创作班子，都比较顺当，细想起来，跟马老这一段言传身教不无关系。
从写剧本开始，马老他每天晚上睡前，总要吃二至三片安眠药。看着他那又黑又瘦的脸，我常暗自叹息：都是我给他找下的麻烦！既心酸，又无奈，真不知该怎么安慰他，感激他。
第一次讨论剧本提纲，马老谈完他的想法，就上街溜达去了，搞得大家莫明其妙，不知道咋回事。事后谈起，我问：“那是为啥？”他说：“我要在场，你们能放开胆子讨论吗？”我说：“倒也是。可你知道，当时搞得我们好尴尬哟。”他忙道歉：“真没想到，实在对不起！”我笑着说：“你算把我们的心思摸透了！”剧稿已接近完成，但核心唱段因为不理想，一直没定下来。马老见我为此发愁，便安慰道：“别急，慢慢总会有办法的。”几天后，在饭厅遇见省城剧作家杨孟衡，我问：“听说你在陵川插队？”杨孟衡答：“是的。老马捎信让我来一趟，不知道有啥事。”马老过来：“请他来帮个忙。”我心领意会，忙接话：是的，是的。”暗自庆幸，核心唱段有指望了，从心底里感“激马老的良苦用心！一星期后，杨孟衡重返陵川。长达数十行的核心唱段，直至北京演出归来，再没人提过一条意见，也未作一字更改，名家终究是名家！剧团要印演出说明书。为了尊重马老的劳动，我借口为壮声势，想请他署名创作顾问。话还没说完，他就来了气：搞的啥名堂，事先不是说好不署名嘛！”吓得我“不敢再提此事。
山西赴京参加华北调演的剧目《快马加鞭》受到大会表扬，演出剧照同时刊登于《人民画报》中文版、外文版，在省城很轰动了一阵。马老参加了该剧创作全过程，对剧本创作成功起着关键的作用。对此，他却若无其事，如有人提及，他总说：“是人家自己搞的，我不过提了点意见！”
《快马加鞭》赴京演出前，长春电影制片厂来人约马烽、孙谦以黎城上遥公社兴作者卢石华（右一）插队西沟时与李顺达（右三）申纪兰（左三）合影修水渠事件为背景，编写一个电影剧本，这便是后来的《高山流水》。我提出想和二剧组的张文德跟他们一道学学编写电影剧本，他欣然同意了。从此，我和张文德当了将近一年的“徒弟”。马老在《马烽、孙谦电影剧作选》一书后记里，提到《高山流水》创作经过时写道：地区领导希望带两个“徒弟”，我们是很乐意接受的，两位“徒弟”也是虚心并乐于合作的。
编写《高山流水》初稿时，我和张文德一道去长春电影制片厂，与马烽、孙谦共同生活了一个多月。
最初，经过几天的讨论，剧本详细提纲确定了，全剧共分四大章。马老安排，每人各写一章。会后我向他表示与两位大作家平起平坐写稿有些不好意思。他听了很不高兴：“什么大作家小作家的，不动笔能学到东西？”对我写的部分，他不仅作了具体修改，还亲自重抄了一遍。对此，我至今想起还感到十分内疚。
当了一年的徒弟，学了不少东西，最让我钦佩的还是他们的“绕”功。创作中不论遇到这样那样的矛盾，七绕八绕总能把问题妥善解决了。譬如，当时文艺创作上时兴“对号入座”，往往会招来“含沙射影”的麻烦，搞得作者无所适从。对此，他们想了个按《百家姓》赵、钱、孙、李的排列顺序来安排剧中人物顺序的点子，巧妙地“绕”过了一些“关卡”。
马烽和孙谦都生长在农村，几乎是同时参加革命。1938年就曾在一个单位宣传抗日。1942年，在毛主席《讲话》精神感召下，同时长期深入农村工作，从事文学创作。类似的经历，对生活、社会的共同语言和一致的观点，以及对电影创作的执着追求，促成他们真诚、默契的合作，相互取长补短，发挥各自的优势。
剧本讨论会上，马烽曾当众夸奖孙谦：“老孙思想比我解放，点子比我多，出手也比我快。”对《高山流水》本子，孙谦的确出了很多点子。有一回，还因为出了个近乎荒唐的点子，引得众人哄堂大笑。每次分头写稿，孙谦总是比马烽早一至两天完成任务。孙谦也常半开玩笑地对人说：“老马是当官的，比我稳当，不像我，平头百姓一个，看问题老是不把门！”事实上，写作过程中，一些关键性的点子，多数是马老拍的板。每次修改稿也总是由马老定稿。
文革后，两位老人连续合写了五个电影剧本，确实不是件容易的事，已被文化界传为佳话。在与两位作家相处的日子里，我们不但学到了写作技巧，而且学到了精诚合作的为人之道。
《汾水》杂志首次发表《高山流水》剧本，马老给我寄来一册杂志和一份稿酬。剧本作者署名：马烽、孙谦、卢石华、张文德。1997年，中国电影出版社将《高山流水》编入《马烽、孙谦电影剧作选》出版。马老又给我寄来一册选集和一份稿酬，书中还特地注明：卢石华、张文德参加本剧创作。
我和张文德参加《高山流水》剧组，主要是学习，至于具体创作，只是敲了敲边鼓，对署名作者迄今仍感受之有愧。
多年后，一个偶然的机会，长治市民政局长刘昭谦与我谈起，省民政厅计划搞一部反映计划生育的电视剧，因没人编剧搁下了，他问我写电视剧如何，我说：“没写过，不过，跟马烽、孙谦学写过电影剧本。其实电影剧本和电视剧本写法大同小异，好像电视剧还自由一点，不大受篇幅的限制。”于是，相约之下，我和常天秀合写了两集电视剧《小婚官》。这部由冯国庆主演、郭大群导演的电视剧在山西电视台和中央电视台相继播出后，我由衷感慨，此剧的完成，受益于跟马烽、孙谦学习《高山流水》电影剧本的创作实践。
创作《高山流水》期间，马烽、孙谦还同时交错接受了北京电影制片厂的《山花》剧本的编写任务。我和张文德看了剧稿，觉得矛盾、人物和场景都比较集中，很有话剧特点，就将它改编为五场同名话剧，到太原演出。马老看后觉得有所启发，来信让把话剧剧本寄给他。随后，他又将参考话剧剧本修改后的电影剧本寄给我们，而后，我们又将新修改的话剧剧本寄给他。就这样，电影、话剧两个本子寄来寄去，改来改去，直至电影剧本最后定稿投拍。只要话剧本稍有可取之处，马老都要采纳。真可谓虚怀若谷，没有一点大作家的“派儿”。
马老离开西沟回省时对我说：“如有机会，写一写申纪兰吧！”
马老回省重新组建省文联和各协会。一天，我突然接到省剧协要我去省城参加剧协理事会的通知，感到很奇怪。后来才知道，是马老将我省音协理事的关系，转到了省剧协。这正是我多年的心愿，我打心眼里感激：“知我者，马老也。”由此我从组织上跨入了编剧的行列。
我离开西沟回长治后，由于忙于行政事务和其它创作任务，关于申纪兰的剧本，很多年一直没有动笔。离休后，有了充裕的时间坐下来，与李天生合作写了以申纪兰为原型的大型话剧《太行女儿》，作为建国五十周年献礼发表于《剧本》月刊，实现了多年的夙愿。
1998年冬，山西省第六届文代会召开前一天，我带着《太行女儿》剧本去看望马老，一则叙叙旧，二则向他表示已经完成了他当年的嘱咐，也算给自己划了个圆作者卢石华（前排右一）与申纪兰（后排中）合影留念满的句号。临别，他赠我一册新版小说《玉龙村纪事》。
大会期间，我又相约宋贵生、冀光明、张怀仁、苗瑾等文友再次去马老家。一阵寒暄后，他开门见山对我说：“剧本我看了，不错，好处不提了。问题是应该把申纪兰推行联产承包责任制的艰难和痛苦的思想过程写深写透，写出情感，才能感人。作为一个老劳模，要转过这个弯来，是很不容易的呀！有好几次，她来省里开会，见了我，还悄悄哭鼻子、抹眼泪呢……”
回到大会住处，细想马老的意见很有道理，但又觉得那样改起来工程太大，几乎需要重新构思，自己这么大年岁了，不如就此打个“句号”算了。我边犹豫边翻看他送给我的《玉龙村纪事》，忽然发现竟是他1997年的新作，让我既惊讶又钦佩。马老他年近八旬，誉满海内外，身患多种慢性病，尚笔耕不辍，作此长篇巨着。相比之下，深感惭愧，不由打消了“画句号”的念头，决心振作精神，重新编写“申纪兰话剧。
回到长治，我多次走访申纪兰。重返与马老一同插队的山村，感慨万千，马老的教诲、关怀和嘱咐，历历在目。根据马老“加深主要人物感情色彩”的建议，我将纯话剧改写为“音乐话剧”并以江泽民同志视察西沟时对申纪兰的誉词“凤毛麟角”为剧名。当获悉此剧获中国戏剧文学奖时，饮水思源，我更加感谢和怀念指引我跨入剧作之门的良师益友——马老。马老的许多剧作取材于西沟，我的戏剧创作生涯起步于西沟，西沟是我与马老共有的情结，这是我一生的荣幸。当马老辞世的噩耗传来，悲痛之中，我更加怀念与马老在西沟度过的难忘岁月。常思故友知我心，良师虽去情犹健。
（本文曾发表于《长治日报》、《太行文学》《长治方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