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石华
虽然我是个业余编剧，《剧本》让我“痴迷”半生。建国前，我在二野三兵团文工团拉小提，一九五八年从中华全国总工会文工团来山西插队，留在长治市筹建晋东南文工团，主管业务。这是个综合性新文艺演出团体。演戏，也演歌舞、曲艺。过去很少看戏，也不读剧本，对戏剧纯属外行，几乎一窍不通。上任后，头一件事，就是订阅《剧本》月刊，倚仗它充实点戏剧知识，指导团里的戏剧业务。它是我从事戏剧工作的启蒙老师。
一九六三年，国家经济困难，下令撤销地区级新文艺演出团体。地区领导为了保存艺术人才，对此打了“埋伏”，定了一条：不设编制，不给经费，由团体演出卖票收入养活自己。
晋东南是个古老的戏曲之乡，老百姓喜欢看戏。迫于生计，改变了办团方针：以戏为主。
以戏为主，就得大量排新戏，就得找剧本。晋东南位于太行山区，交通十分不便，不通火车，上一趟北京，还得乘汽车绕道邯郸；尤其文化信息特别闭塞。《剧本》月刊成了选演剧目的唯一源泉。有人说《剧本》是晋东南文工团的生命线，这话一点不假。演出上座率最高的保留剧目大型歌剧《江姐》、根据山东梆子移植改编的地方歌剧《墙头记》都选自《剧本》月刊。为这，在团体经济非常拮据的情况下，仍然坚持连年增订数份《剧本》。
文化大革命开始，为了保存《剧本》，我收集了一些旧《红旗》杂志，把封面拆下来，装订到了《剧本》月刊上。
两派武斗期间，我带着全家到乡下朋友家避难。
武斗平息了，返回团里。房里被清洗一空，排练场一角，撒满装订着《红旗》封面的《剧本》。我见了十分庆幸：在《红旗》的掩护下，得以留存。连忙将它收藏起来，生怕再度失去。我边收拾边暗自得意：略施小计，竟将这伙“勇士”们“套”了！苦笑中流露出“阿Ｑ”式的自嘲和骄傲。
听说我保存有创刊以来全套《剧本》杂志，不时有文友前来借阅。我总要不顾朋友间的情面交待一句：“千万别搞丢了，这是我的无价之宝哟！”
一九七二年，插队平顺西沟。晋东南地区组织创作剧目会演，为山西省晋京参加华北地区文艺调演选拔剧目。地区文办派人专程到西沟动员我组织编写以西沟合作化为背景，李顺达为原型的大型戏曲《快马加鞭》。我从没有系统学习编剧理论，写这样重大题材的大型剧本，感到胆怯。正在西沟插队的着名作家马烽给我鼓劲：“别怕，写写就会了，我不是也没学过小说作法嘛！抽空找些剧本看看，借鉴借鉴。”就这样，一边走访了全国最早的“十个老社”的正、副社长，一边翻看《剧本》月刊上刊登的剧本，捉摸编剧的道道。在马烽的帮助和尹耕夫等同志的配合下，经过半年的“煎熬”，终于把剧本写成了，晋京参加了华北地区文艺调演，受到了大会表扬，演出剧照登上了《人民画报》。
从此，正式跨入了企盼已久的“编剧”之门。我心里十分清楚，《快马加鞭》演出成功，很大程度上，得力于《剧本》的启蒙，因而，对她更加一往情深。
一九八八年，编写了一部电视剧《看车姑娘》，寄给了剧本编辑部。编辑杨雪英复函称：本子不错，很有生活气息，人物、情节真实、可信，不乏感人之处。因本刊篇“幅所限，不拟采用，望谅。”我见所言诚挚可信，并非托词。便撷取其中部分章节，改写成独幕话剧《借机断案》，再次寄编辑部。
同年四月，剧本发表。这是晋东南地区首次在国家级戏剧杂志上发表作品，我很高兴，文友们纷纷向我祝贺。
2003年，《借机断案》荣获第三届中国戏剧文学奖、小型剧本奖。剧本发表已经整整过去十五年，却依然荣获国家级奖项，确非易事。这说明《剧本》对发表作品的质量，即使是小戏，要求也是十分严格，经得住时间的检验的。由此，我对编辑朋友们一丝不苟的敬业精神由衷地钦佩。
杨雪英对《看车姑娘》的点评激励了我，决心再写一部电视剧试一试。
1998年，受山西省民政厅约请，与常天秀合作编写了两集电视剧《小婚官》。山西电视台拍摄，中央电视台、山西电视台播映。
1998年，庆祝建国五十周年，我将以申纪兰为原型的大型话剧《太行女儿》（合作、执笔），寄给《剧本》编辑部，编辑温大勇立即复函通知：决定发表。还专门电话鼓励我：“最近收到类似稿件不少，此剧基础最佳，望抓紧着力修改”。
数月后，《太行女儿》发表了。这是晋东南地区唯一在《剧本》发表大型剧目。
2003年，根据《剧本》编辑部反馈的读者意见，将《太行女儿》重新编写为大型音乐话剧《风毛麟角》。由《太行文学》发表，获第三届中国戏剧文学奖。中国戏剧出版社以此剧为主体编辑出版《风毛麟角》戏剧专集。戏剧评论家冀保堂在《长治方志》等报刊连续着文《铁肩担道义，妙手着华章》评点；申纪兰的儿子张江平在《长治日报》着文《诗意的叙述》给予赞誉。
《剧本》，我的良师益友，伴我度过了三十五个年头的戏剧生涯。她，给我力量，激我奋进。我虽已年近耄耋，仍笔耕不止，近半年来，创作、发表了数十万字的三部剧作：
《沟里人的传说》（系列短剧）；《申纪兰和她的儿女们》（电视珠联文学剧本）；《太行巾帼》（九集电视剧）。
《剧本》引我认识太行山，表达太行山，也帮我获得了太行山人民的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