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说他想“先整个小一点的试试”。
他说他想再“发展发展”。
他说，老叔，我来北京快两年了，老是靠蹬三轮挣那几个子儿也不是个事呀。这会儿车站里也不行了，抢活儿的人越来越多。不好干了。
我听出来了，现在的来泰，胃口已经大了。但最后，我还是提醒他，开餐馆可不像他蹬三轮，赚不着的时候也赔不了。他说事倒是那么回事。言外之意，有些不太服气的意思。人各有志，我不再说什么了。
来泰走后，妻子埋怨我不该那么吓唬来泰。她说再难，你不是也开着呢么？你这也不行，那也不行的，好像你自己挣钱不让人家挣钱似的。我说他能挣个金山我才高兴呢，他是那块料吗？再说，他拿啥开？
说实话，这也是我另外的一种担心。在我看来，来泰真要是去开餐馆，他肯定要和我借钱。尽管我不像来泰说的那样，“钱挣老了”，但是三万两万的，也不至于拿不出。问题是我不能借他。不借不是因为我怕他像有的人那样—
钱一借走，人就没影了。好不容易找到一次，人家却明白地告诉你，钱是有，可是我还等着用呢。当然，来泰不会这样。至少在我面前他不敢。我担心的是，一旦把钱借给他，他干好了行，万一赔了呢，怎么办？
此事之后，来泰也到我的餐馆来。只是再没提起过开餐馆的事。不过，从他老是跑到厨房去转悠、对厨师问这问那等迹象上看，我知道他并没死心。果然，一个月之后，他便接手了一个餐馆。也许他是担心我一旦参与了此事，可能会泼他一头冷水。所以，在正式接手那个餐馆之前，他人没过来，也没敢把事情告诉我。直到一切谈妥之后，他才打了个电话，让我和妻子去看看。尽管我觉得有些突然，却找不出道理来不去。于是我和妻子就去了。
那是个不大的餐馆，只有五张小桌。具体位置，离他蹬三轮的车站不远。尽管周围的环境有些破烂，但小店里边却收拾得很别致，很干净。餐馆的转让费是两万，房租金三万六。
我问来泰钱交了没有。
他说交了，都利索了。他说，这两年，他自己攒了两万，媳妇回到娘家，哥哥、姐姐地凑了八千。总数上不够，又找当地人王大哥担保，房租由按季交改为一个月一交……
奇怪的是，他居然没跟我借钱！
这使我和妻子已经不仅仅是意外，简直都有点感动了。
来泰的餐馆正式开业的时候，妻子没和我商量，就在自己的兜里塞了一千块。那天，是五月的第一天。北京城里绿草鲜花，风和日丽，到处洋溢着节日的气氛。我和妻子去的时候，做了老板的来泰，一件雪白的衬衫，配着一条红色的领带，老远的，便迎了出来，人是空前的精神。
餐馆里已经到了十来个人，都是来泰蹬三轮车时的伙计。细看，还能认出那次在我餐馆里喝过酒的两个人。偶然看到我，四目一碰，便很熟地笑了。王大哥也在，而且忙前忙后的，一脸庄重。看来这段时间他没少帮来泰忙乎了。见到我时，他极热情地打了个招呼，之后，便到厨房里忙乎什么去了。
根据人数，来泰把小餐桌两两相拼，摆了两桌酒席。后来，餐馆里被喝酒的人闹得很乱，也很热。我和妻子象征性地坐了一会儿，便告辞了。来泰手里攥着妻子给的一千块钱，一直把我们送出老远。
此后，我便常给来泰打个电话，问一问生意怎么样。更多的时候，是来泰把电话打过来，询问妻子这事咋着，那事咋着。妻子就告诉他，这要这样……那要那样……不厌其烦。
有时间，我们也跑过去看看。
可是有。据说，那些客人，差不多全是那些蹬三轮的。生意蛮好。而且越来越好。第一个月亏了一千。第二月打了个平手。第三个月下来，一算账，来泰乐了，他告诉我，纯的，差不多有四千。
几次之后，妻子就泄气了。她说来泰不行。我说怎么不行？她说不行。一看就不带那个劲。整天拧着个鸭子腿往那一坐，抽烟儿喝水的，摆谱儿。前厅后厨那么脏，也不知道叫伙计收拾收拾。你看那个小服务员，人长得本来就困难，跟个土豆似的不说，还光着个黑脚丫子，手指甲也不知道剪。还端盘子端碗儿哪，别说是吃，一看我就想吐！这么下去，谁还去吃饭呀？
他说老叔，你说还行吧？表情上相当的谦虚。我说行，咋不行，你拉货的时候一个月能挣多少？他说，冒了高闹个一两千。可那是啥活儿呀，和这可不一样了……我想，蹬三轮和当老板的确是不一样的吧。
接着，他又踌躇满志地计划，说过几天，他再把早点上了，这样还会多挣点。他说再闹上半年，本儿钱就回来啦。
来泰能干到这一步，是我没有想到的。妻子更是觉得奇怪。人一觉得事情奇怪了，想不明白了，往往就会变得“唯心”起来。她说，那么个脏兮兮的小店也挣钱，看来真是啥人啥命啊！
然而，来泰的命并不好。没多久，他的餐馆就停业了，消失了—是拆迁。我和妻子赶过去的时候，老远就见到来泰餐馆的门脸上，被圈上了一个大大的“拆”字。字写得不怎么好，却歪斜出一种霸气。而且一字了然，让人一看，心就凉透了。
来泰披散着头发坐在餐馆里，人像傻了似的。见我们进来，半天才哭丧着脸说，完了，这回算是栽了。此后他便反复地说着一句话，好好的房子，怎么说拆就拆呢？
这就是城市的变数。城市不是乡下。
城市是说变就变。变你没商量。一座好端端的大楼，白天还在那立着哪，夜里咣咣几炮，早晨一看，大楼找不着了，没了，成平地了。再过两天你再看，那平地上草绿了，花红了，松树都造出来了——
碗口那么粗，青青翠翠地挺拔着。厉害不厉害？这就是城市，飞速发展，一日千里！
当然，说拆不拆的也有。记得我的餐馆刚开没几天，就听街坊们说，这里马上就拆啦，你怎么还接餐馆呀？是不是有钱没地方扔呀？当时把我和妻子都吓坏了。夜里净做噩梦。但是噩梦醒来是早晨。没事了，如今几年过来了，那片房子依然那么老朽着，还没拆。直到前两天，才又有了消息，说这次可是要真拆了。妻子又愁上了，说这消息也不知道是真是假。其实，无论真假，我想它都是一种暗示。那就是，干一天，说一天吧。只能如此。至于这个城市，我们毕竟属于寄生的一类，担心总是多于幻想。谁知道“后事如何？”
在路上，我一直想着要刺激刺激来泰。假如他当初听从我的意见，我想他就不会落到今天这样的地步了。但是，一见他那种活不起又死不起的样子，我把所有的话都憋了回去。我不能刺激他了。相反，我也没法给他一个安慰。咋安慰？我能说算啦算啦，过去的事情就会变成亲切的回忆？
来泰告诉我，他是被前一任老板给骗了。据拆迁办的人说，几个月之前这里就规划过了。结果那个小伙子一听说之后，就赶紧往外转店。来泰哪知道会拆呀，他和王大哥急赤白脸地跟人家砍价，从三万一直砍到两万，终于觉得行了，接吧。结果才干了三个多月，完了，要拆了……
我问那个老板是哪儿的人。
来泰说，他说他是安徽的。三十多岁，小个子。长了个老婆子嘴儿，说话像个太监，但是特别能说。
我说他现在在什么地方？
他说，转了店就再没见他的影子。当时他说他要出国，才把店转了。现在我才明白了，他出他妈拉个×的国，肯定是躲起不了……
没几天，餐馆就被拆掉了。在此之前，来泰把两万元买来的餐馆用品，做了处理，把能用的锅碗瓢盆、煤气罐、醋壶，还有一件二锅头，用三轮车送到了我的餐馆。妻子稀里糊涂地估计了一下，给了他两千块钱。他不要。被妻子硬塞进了他的兜里。返回店后，他把其他的东西，讨价还价地卖了废品，共得款一百二十元零五角整。他仍不放心，前厅后厨的，拐着腿检查了一遍。这儿瞅瞅，那儿看看，没了，啥都没有了。平时总觉得这个小店是太小了，现在，转眼间竟觉得它空旷起来。来泰站在那里，腰一软，就蹲在了地上，揪着头发，嘿嘿嘿地哭了一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