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中“麻豆社通土”应指当地原住民，观其与“朝虞庄地方”的称谓及双方姓名的差异，即可一望而知。而“通土老番望、社番凉等，会同于耆，共相妥议”云云，则“通土老番”应为略通汉语之原住民代表。观其大意，应为汉族移民扩展过程中，与原住民田产边界发生纠纷，结果是以共同修建关帝庙，各自出资“贴纳武庙香灯”，维持日常供奉，以“盟神设誓”方式，作为“两相和睦”的基础。台北也有类似情况，近年有介绍说：
“忠义山（海拔232公尺）因有忠义庙而得名，之前称为夏唠别山。‘夏唠别’其名称原为凯达格兰平埔族社名；其范围约是现在稻香，桃源，一德，关渡里等一带；亦即桃源国小以南至捷运线沿途之范围，以牛蘑坑溪和北投为界，以东为汉人，以西为平埔族人。桃源里小区发展协会也是以‘夏唠别’命名。”
需要指出的是，台湾原住民中，至今信奉尊崇关公的习俗仍然很盛。如桃园县大溪地昔称“大姑陷”，源自于凯达格兰族霄里社人，以其称大汉溪为“TAKOHAM”，也就是泰雅族语的“大水”之音译而来。据《淡水厅志》记载：乾隆年间漳州汉人移民大溪开垦，居住于月眉一带，因嫌“大姑陷”字不吉利，遂依月眉位于“河崁”之地的天然地势，改称“大姑崁”。同治五年（1866年），由于月眉地方李金兴出仕、李腾芳获中科举，庄民为彰显地方之“科”举功名，遂改名“大科崁”。光绪年间巡抚刘铭传在此设立抚垦总局，策划山地开发，并推广樟脑产业，又“大科崁”改为“大嵙崁”。中日甲午之战后，台湾割让给日本，民国九年（1920年）日本人又改称“大溪”，沿用至今。原为平埔族霄里社与泰雅族等原住民散居之地的大溪，自清代汉族移民入垦后开始发展。1863年因为中英天津条约的修订，增开打狗港（高雄港）与淡水港为通商口岸，而旧名大嵙崁的大溪是淡水河系最上游的河港，也是当时台湾最内陆的港口，可说是国际贸易通商的重要转运港口之一。当时桃竹苗农产品、日用品、茶叶、樟脑油等也都藉由大溪转运。清光绪十八年至二十三年（1892～1897年）河运全盛时期，帆影终日不息，万商云集。后随经济重心转移，逐渐消歇，现已成为一方怀旧古镇，旅游胜地。关公信仰很早就随东山过海的漳州移民带到这里，并与原住民结合，形成特别的民间崇祀仪典风情。据介绍：
“大溪镇普济堂（关帝庙）创立于民国前十年，岁次壬寅（1902年）。本堂前临大汉溪、背倚灵峰、山如鸟嘴、南面石门近如咫尺，北眺鸢山、遥瞻莺石、乃是马武督直系龙脉的结穴，亦为莲座山首尾相对的灵山，于是延师相地，乃山兼分金、集众鸠资、重新改建。共筑成正身五间，配合两边护廊，虽非雕梁画栋、颇称堂构维新，其后再于民国六年添建拜亭完成正式庙宇。并于民国九年庆成建醮。四方善信慕神灵而朝拜者、络绎于途、日以继夜。尤以弟子社团，相继而起，遂凭公决，每年农历六月二十四日关圣帝君圣诞之辰，恭迎圣驾排銮下乡巡狩，祈求国泰民安，至此已达一百周年之久，其盛况迄今犹然……本堂主祀关圣帝君，威灵显赫，垂寐合境，香火鼎盛，善及遐迩，各地香客慕名远道纷沓前来，每年农历六月二十四日，为关圣帝君诞辰日，由各地组团朝拜进香之善信大德，日达数万，并由本镇各社团成立二十三组队（现已增至二十八组），举行绕境庆典活动，一时鞭炮、锣鼓声彻云霄，场面盛大而热闹！目前本堂炉下分灵颇多，遍及全国各地，信众无数，农历一月十三日，为关圣帝君得道记念日，农历正月二十、二十一日起斗，农历十二月初三、四日完斗敬备平安粥，供善信大德膳食，祈求平安，并依古礼虔备牲礼举行盛大庄重之祭典，个地善信，朝拜上香，络绎不绝。另农历四月间，召开信徒大会，藉以弘扬三圣恩主之教义，并促进信众间情感之交流。”
又言：
“桃园县大溪关圣帝君诞辰绕境活动是普济堂一年一度的宗教庆典，自日治大正三年（1914年）首次举行以来，已有近九十年历史。每逢农历六月二十四的关帝圣诞，庙方便会恭请主神巡绕全境，过程中并有各式各样的阵头表演，大溪镇的各子弟社团无不踊跃参与，争奇斗艳，彼此较劲一番。而热闹的气氛也吸引大批人潮与商机，堪称地方一大盛事。”
这正是“日据”时代，从将“大溪”称为“大汉溪”，以及偏偏此时兴起“关帝绕境游”的盛大活动揣测，大溪普济堂关帝庙的兴建，应当暗寓心存中华，不忘祖根的涵义，同时具有凝聚地方意志，保境安民，尽量减少日人侵害的作用。
据台湾地方志和现存碑刻统计，在乾隆前中期台湾各地官方及民间修建的关帝庙宇已达近二十座之多，而且已经融入本土，根植深厚了。
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天地会领袖林爽文于大里杙竖旗，攻下彰化县，自称盟主，年号“顺天”。其控制范围北至集集埔、水沙连，南至斗六门、庵古坑。同时同乡人庄大田也在阿里港竖旗起兵，二股势力结合，夹攻府城，官员死伤惨重。又相继攻下新竹，占有台湾中北部。西部除府城外，其他各厅县均被林攻占过。清廷遂于五十二年正月先后调派人员指挥平乱，十一月初福康安抵台，控制民变势力，并于五十三年二月平定乱事。此为清代台湾史上的一件特大事件，载于史籍，兹不复述。
关于“天地会”起源问题的讨论争议持续多年，几为专学。前文已述，如果注意到林爽文和庄大田都是漳州平和人，其先世由海过台，当也经由东山，拜谒过关帝庙。
有趣的是，福康安奉旨平定此乱，也曾在东山拜谒铜陵关帝庙。其自述言：
大清乾隆五十二年，余奉圣命提兵平台，屯师铜山。其时军威炽盛，兵骄将勇，自诩旗开之日，必荡寇平魔。
尝闻铜山关圣帝君威灵丕振，上安社稷，下庇黎民，灵签神妙，有求必应，未深信也。余拟于九月发兵，叩关帝，求灵签，数卜不得杯【筊】。遂按己意出兵，果出师不利，风浪阻遏于中途，无功而返。始警而惕，关帝圣明，罔欺也。复诚敬再谒圣庙，得签六十二首：“百人千面虎狼心，莱尔干戈用力深；得胜回时秋渐老，虎头城里喜相寻。”签语奥妙，中藏玄机，难明其意。
依关帝示，十月再次举师，果顺水顺风。登鹿港，决敌斗六门，解诸罗之围。大里杙告捷，小半天歼敌。占凤山，驱琅疥，斩敌克地。胜虽胜矣，争战酷烈，始料之未及也。
乾隆五十三年十月，余奉召回京，夜航迷雾弥空，船触虎头山，顿悟关帝签语，一丝不爽。即回舟铜山，趋圣庙，再叩再谢。
关帝圣明，余深铭感。特颂文镌匾，志其事，传示后人。
时大清乾隆五十三年阳月谷旦协办大学士陕甘总督嘉勇候福康安盥洗敬献。
嘉庆《清一统志·台湾府》也记载说：
“城池：台湾府城：城东门楼上旧祀关帝。乾隆五十三年台匪林爽文等滋事，官军渡海，咸睹神像，寻即蒇功；七月奉旨重修，御书扁额曰‘神威翊应’。”
福康安如此恭敬关公，其实并不突兀，而是由来有自。自从其父傅恒领军以来，他的家族就世代供奉关帝。今中国国家图书馆仍然存有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傅恒撰文、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其兄福隆安撰写的京师东城景山东胡同《重修关帝庙碑记》，以及乾隆五十六年他亲自撰写的拉萨《磨盘山关帝庙碑文》等。事实上乾隆三十四年十一月乾隆皇帝所以要亲撰《御制重修关帝庙碑记》，为关公隆其崇封，并将地安门外国家祀典关帝庙改覆黄琉璃瓦，以示特别的原因，就是关公：
“至我朝而愈显，且神迹不可殚记，而于行师命讨为益彰。”“我国家久仰灵威，近于西师之役，复昭蒙佑顺，因特敕封曰‘忠义神武灵佑’，并太常议于地安门外神庙，恭书新号神牌，门殿易盖黄瓦。”
此处所说“西师之役”，是指傅恒征伐缅甸入侵时，因气候地形原因，久攻不克，战事胶着，主帅染病。乾隆已经下令退师，不料次日缅甸即上表告降。因此他衷心感慨“圣而不可知之之谓神”。
虽然清廷和天地会双方都虔诚尊奉关圣帝君，但在这次战乱中，也难免殃及关帝庙。据说雍正十三年兴建的彰化关帝庙，就曾在这次战乱中毁于战火。
西谚说：“历史总是胜利者书写的。”林爽文等人的真实陈述，今已不可详知，但清廷的表彰却留存下来，其中遍布台湾的“义民庙”即其遗存之一。新竹新埔镇下寮里“义民庙”就介绍说：
“建于清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冬的枋寮褒忠亭义民庙，可说是全台义民庙的总坛。庙内合祀三山国王、神农黄帝与观世音菩萨，每年农历七月二十日的义民节活动，当地十五大庄轮值炉主祭祀，百年以来成为新竹客家人重大祭典与信仰中心。乾隆五十三年林爽文作乱，护卫乡里义民（包括原住民、客家及泉州人）的遗骸，全部安葬于庙宇后方。后于同治元年又有戴潮春事件，义民之忠骸则葬于庙宇右后方。乾隆皇帝感念义民平乱有功，初封义勇，继封怀忠。三赐御笔褒心匾额，遂更名为褒忠亭。”
综合了原住民和闽广垦殖移民的不同信仰，合祀一堂。此后诸罗译改称“嘉义”，以示对于诸罗人之忠义之嘉许。推想林爽文起事所以未获成功的原因之一，应是百年以后台湾局势稳定，经济发展，民心思安而不愿意变乱。只是当时“义神”关公实已成为国家最崇神只，专祠供奉，故未列入其中。
战后台湾知府杨廷理曾撰台南《重修郡西关帝庙记》叙述这一情况时说：
乾隆五十一年逆匪不靖，蔓延经岁，南北骚然。焚郭戕吏，所在不免。而府城得坚守无恙者，每贼众犯域时，辄叫庙中金鼓声隐隐，似有数万甲兵出面撼贼，为我民呵护者。而城获全，则神有功于兹城也，大矣！
迨大学土嘉勇公福公康安抵台扫逆，荡涤海氛，距今年夏廷理始得请于台湾镇奎公林、台湾道万公钟杰捐修神宇，易其蠹寙，完其颓缺。横断焉，丹雘焉，明禋告虔，象设维新，其所以报神功者，当如是也。方理之出入戎行也，跃马提兵，数与贼遇，不杀贼则死耳，宁复作生计。然而不死者向非神之威，有以作其力，助其气，挫贼锋而顿踣之，其能卒自保耶？车以劳形苦心，数月不安席，累夜不交睫，而身不病，卒以扞其人民，得与偕存，活者岂非神佑之彰彰者哉！此神之宇，所为不得不汲汲于葺而新之也。
若夫台湾平贼之后，圣天子简畁军臣，临莅海疆，文修武备，饬史苏氓，于以蒙庥集福，岁且再登矣。虽其致有由抑所得，邀于神贶者岂浅少。叹此神之宇更，不得不汲汲于葺而新之也。呜呼！神有功于国，有德于民，非一世矣。而往往于急难危迫之时，呼号莫之救，神若俨然立乎其上而指麾之者，或假形声以显于众，而示之威焉。于以直具义者而拯之，怒其乱者而殛之，有断断乎其不爽者，固知神之能为神，即天地间至正至直之气，发扬庥布，昭昭在上，如疾风霹雷之所摧击，必其物之枉且暴有戾乎？其常者斯触之也，则神之灵亦赫矣哉！
顾若台湾各邑，递为贼所陷，而府城独以神故得全，且不旋踭而所陷尽复，于以见国家洪泽之远，敬神之至。俾府城固守，有以扼台之吭而附其背，而臂指之患，易冶也。此神所以独灵于府城也欤？押（抑？）岂独灵于府城也哉！
时乾隆五十四年夏五月吉旦，知台湾府事柳州杨廷理敬书。
据说台南、嘉义至今犹竖有乾隆亲撰的赑屃巨碑，载记此事。也被乾隆欣然收录入他的希图夸耀后世的“十全武功”之中。
追随短暂或者间歇性的政治、军事移民之后，持续时间更长，规模更大，而且连续性更强的风潮，则是来自纯粹出于经济动机的移民。这个漫长过程通常表述为“唐山过台湾”。
“唐山过台湾”是指清代乾隆以后福建、广东主要是漳、泉、潮三州移民迁徙台湾大过程的习俗称呼。随着人流物转，很多内地的器物、习俗、信仰也是在开发台湾的过程中，整体迁徙到台湾的。关公信仰的普及也是在这个过程中完成的。祖辈流传的《渡台悲歌》首段就唱的是：
劝君切莫过台湾，台湾恰似鬼门关，千个人去无人转，知生知死都是难。
这首长达三百多句、由客家先民流传至今的《渡台悲歌》，娓娓唱尽了数百年来“唐山过台湾”的辛酸血泪。
造成“唐山过台湾”更为深广的背景，是乾隆朝中国人口已经突破三亿，中国基于传统耕种技术的农业，已与人口爆炸性增长形成紧张冲突，经济性“趋利避害”似的集体移民，已成不可避免的趋势。这个移民浪潮被后世简略地概括为“（山陕）走西口，（闽广）下南洋，（鲁冀）闯关东”。或者为了旅途平安，或者为了地域融合，或者为了调和矛盾，关公信仰再次被新移民带至中国周边，以至外洋华人聚居的任何地方，以新的形式供奉敬仰。台湾学者黄华节认为：
“清朝时自然经济和血缘团体逐渐解体，多姓村庄开始增加，并且出现了大批客商及游民。因为新生集团无法依靠血缘关系来增强团结并保护共同利益，他们求助于关羽的忠义象征，来维持这个由来自五湖四海的团体，关羽的形象便被作为交友之道的原则，从而使关帝庙更为普遍。”
所论有理。只是我的角度、看法稍有不同，曾应在海外华人中颇有代表性的世界龙岗亲义总会邀约，写过一篇《关圣帝君在海内外华人地区设置及其影响》讨论，有兴趣者可以参看。
消除政治纷争，也没有军事目的“经济移民潮”，给台湾源源不绝地输入了本土关羽信仰，也是台湾关帝庙修庙最多、最勤的。台湾通常把五位神祗尊为“恩主公”，如台中圣寿宫供奉的恩主公就包括关圣帝君（关羽）、孚佑帝君（吕洞宾）、司命真君（灶神）、北极玄天上帝（玄武）和岳武穆王（岳飞），而以关羽为主祀神，也是在这一时期最为显着，影响则直达今天。
宜兰县礁溪乡协天庙创建于嘉庆九年，是台湾历史悠久的关庙之一。庙虽不大，但由于日据时期关帝像未受损害，光复以后其他重建关庙纷纷于此分香续灵，成为台湾最有影响的关庙之一。其由来传说是：
有先贤林枫一人，系福建漳州府平和县人，为讼事进京，途经铜山县东城（今东山县铜陵镇），闻关帝庙关圣帝君威灵显赫，乃进庙恳求神佑，迨抵京城，果然奇应胜诉，其冤得雪。林枫为感神恩，于归途再度进庙叩谢，同时在神前卜筮，蒙准奉炉丹分灵返乡，春秋致祭。其后林枫后裔渡台，行前至东山祖庙求得圣帝金身护佑，即经厦门过海入噶玛兰（即今宜兰），安然进抵礁溪，并发现一黄蜂巢灵穴，遂卜居礁溪，建庙奉祀关圣帝君，供一般民众膜拜，时为民国前一百零八年（1796年，即乾隆六十年）。建庙之初，仅有茅屋三间。
“清同治六年，镇台使刘明灯提督巡察噶玛兰，驻宿本庙。传说其部属无知，乱砍庙后枫树枝为薪，触犯树神，以致全体部属染病。彷徨踌躇中，刘镇台步上正殿神前，举足将靴尖踢户限时，偶然心动仰望，关圣帝君显圣怒目而视。刘镇台大惊，曰真神也，遂跪拜求赦，病者即见痊愈。乃表请建‘协天庙’。”
这在台湾关帝庙中就颇具代表性。这种变化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迁徙途中的默佑，使关公的护佑功能褪去战争硝烟，转向日常化、平民化，二是惩罚对象指向欺侮平民，不信神灵者。重现了关公信仰在大陆“乡里神”的功能，已与台湾民众的生活融为一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