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时民俗：（五月）十三日为‘关帝诞期’，飨赛三日。解州则于四月八日，乃忌日也。是月也，种椹、采艾、移竹、荐含桃、刈麦。按《阴阳书》云：‘大麦生于杏二百日秀，秀后五十日成。小麦生于桃二百一十日秀，秀后六十日成。皆在五月。’《说文》曰：‘麦金旺而秀，火旺而死。八月乃金旺之月，麦于是月而生。五月乃火旺之月，麦于是月而死。’《月令》：‘孟夏登麦。’盖南北风土物候，自有不同也。”
夏作播种季节的雨水，直接决定着秋粮的收成。但中原和华北地区由于多年连续性垦伐过度，夏季经常发生干旱少雨，且趋势越来越明显，所以五月中旬的祈雨就成为影响民生国计的重要仪典了。民国二十二年河北《沧县志》记述求雨仪式较详，曰：
“乡民祈雨：五六月间旱，乡民乃祈雨。先有一二无赖子夜入关帝庙，负偶像置村外。翌晨，村人相惊曰：‘关帝至矣！’乃结芦棚，击铙鼓，抬香案至偶像前。罗拜祈祷毕，舁偶像置之香案上，折柳作冠加像首，抬入棚。村人每日铙鼓进香者四五起。若斯三日，名曰‘坐坛’。四之日，乃出巡，意使关帝见旱槁之景象也。先一人执大锣。带黄纸符数十张，书‘祈雨’二字，入村粘树上或人家门户。大群之行前，二人鸣锣开道，一品执事列其后，再后为童子扮雷公、闪将、风婆、云童，壮者肩之行，再后十余人，再鼓钹四五随之，再后为龙公、龙母，手车一轮，上置水缸，贮水插柳，龙公推之，龙母挽之，作丑装丑态，以乐观者。再后为僧道，逢井泉或路祭者，则击法器诵经，笙管和之；再后为赤兔马，赤色骏马一匹，鞍辔陆离，马童作剧场装，抡大刀，挽络缓步。再后为神案，四人舁之，关帝偶像在其上。社首四五人。长衫摇扇，安步左右。最后有抬大柳钵者，收祭品杂置钵中。出巡三日，归复安坛三日，如坐坛礼。前后凡九日。九日内微有雨，则归功于羽，演剧以酬之。或未出巡，雨已沾足，则仍具仪仗出行，名曰‘夸观’。九日不雨，则曰‘吾村关帝不灵’。次年复旱，则窃他村偶像以祈之。或两村出巡相遇，则争道曰：‘吾村之帝，不让汝村之帝也。’东北一带有抬大土龙者，较之乞灵于关羽尚稍近理。”
实际上董仲舒《春秋繁露·求雨》，已经记叙了西汉四月立夏日求雨的仪典：
“夏求雨，令县邑以水日，家人祀灶。无举土功，更大浚井。暴釜于坛，杵臼于术，七日。为四通之坛于邑南门之外，方七尺。植赤缯七。其神蚩尤。祭之以赤雄鸡七。玄酒，具清酒、膊脯。祝斋三日，服赤衣，拜跪陈祝如春祠。”
范晔《后汉书·礼仪志第五》刘昭补注“闭诸阳衣皂兴土龙”亦云：
“夏求雨，令县邑以水日家人祀灶，毋举土功。更大浚井。暴釜于坛，杵臼于术，七日。为四通之坛于邑南门之外，方七尺，植赤缯七。其神蚩尤。”
可知明清乡民五月因祈雨而拜祭关公，实为承袭汉代四月拜蚩尤而来，真是匪夷所思。《春秋繁露》同卷也谈到了龙：
“以丙丁日为大赤龙一，长七丈，居中央。又为小龙六，各长三丈五尺，于南方。皆南乡，其间相去七尺。壮者七人，皆斋三日，服赤衣而舞之。司空啬夫亦斋三日，服赤衣而立之。凿社而通之闾外之沟。取五虾蟆，错置里社之中，池方七尺，深一尺，具酒脯，祝斋，衣赤衣。拜跪陈祝如初。取三岁雄鸡、豭猪，燔之四通神宇。开阴闭阳如春也。”
《后汉书·礼仪志第五》刘昭注“官长以次行雩礼求雨”，亦云：
“龙见而雩。龙，角、亢也。谓四月昬，龙星体见，万物始盛，待雨而大，故雩祭以求雨也。”“一说，大雩者，祭于帝而祈雨也。一说，郊，祀天祈农事；雩，祭山川而祈雨也。”
以龙为祈雨之神，其实是比较后起的一种说法。印度地处热带，只有雨季旱季之分，不应有春夏祈雨之典。融入中国后，始以中土原有之“应龙”，杂糅进佛教的“龙王”观念混合而成的。案“应龙”就是前述蚩尤率魑魅魍魉，“命应龙蓄水以攻黄帝”的那个家伙，但是《山海经·大荒东经》又云：“大荒东北隅中，有山名曰‘凶犁土丘’。应龙处南极，杀蚩尤与夸父，不得复上。故下数旱。旱而为应龙之状，乃得大雨。”“为之状”即有些地方民俗祈雨必须舞龙之由。《离骚》有“应龙何画？河海何历？”之问，王逸注谓“禹治洪水时，有神龙以尾画地，导水所注。”是应龙又兼为大禹之治水功臣。
致祷祈雨本承中土固有之岳渎崇拜，而在“三教论衡”中佛教亦不甘后人，故将《妙法莲华经》和《华严经》中之八位或十位“龙王”，也作出了中国式的解释。《法苑珠林》谓：
“《分别功德论》：雨有三种：天雨细雾，龙雨甚粗。喜则和润，瞋则雷电。阿修罗为共帝释斗，亦能降雨，粗细不定。”
“（唐玄宗开元）十八年，有龙现于兴庆池，因祀而现也。敕太复据《文献通考·郊社考》：常卿韦绦草祭仪。绦奏曰：‘臣谨案：《祭法》曰：能出云为风雨者，皆曰神。龙者，四灵之畜，亦百物，能为风雨，亦曰神也。请用二月，有司筮日池旁，设坛官致斋，设笾豆，如祭雨师之仪。以龙致雨也。’诏从之。”
考虑到当时道佛两教纷争的背景，韦绦建议算是一个折衷的方案，当然会得到主张“三教平等”的唐明皇首肯了。“二月二，龙抬头”的民谚，或者正因此而起。
自唐贞元起，“二月二”被定为道教之“中和节”，即以“踏青”为其特色。李商隐有《二月二日》诗：
“二月二日江上行，东风日暖闻吹笙。花须柳眼各无赖，紫蝶黄蜂俱有情。万里忆归元亮井，三年从事亚夫营。新滩莫悟游人意，更作风檐夜雨声。”
以夜雨为忧思之由，可知其时尚在梓州东川节度使柳仲郢幕下。案此刻节气已近惊蛰，阳气萌动，万物复苏，以春耕播种季节喜雨，故北方有“龙抬头”之说，韦应物《观田家》云：
“微雨众卉新，应雷惊蛰始。田家几日闲，耕种从此起。”
即是咏此。而江南以物候关系，早已春意盎然，此日曰“挑菜节”而未必需雨。宋人张耒《二月二日挑菜节，大雨不能出》诗云：
“久将菘芥芼南羹，佳节泥深人未行。想见故园蔬甲好，一畦春水辘轳声。”
后世踵事增华，于“二月二”吃面条（曰“龙须面”），南方又有“二月二，照房梁，蝎子蜈蚣无处藏”等民俗，则是替代原出荆襄一带“除五毒”的端午习俗，沿袭成例。后话不表。
五月中旬急需雨水的传统麦作区域，似乎一直延伸到淮河流域。如万历四十二年安徽《滁阳志》云：
“（五月）十三，农喜大雨。谚云：‘五月十三下一满，都去饶州贩巨碗。’言获多也。”
康熙十二年《滁州志》沿用前说：
“（五月）农喜是月大雨。谚云：‘五月十三下一满，都去饶州买豌豆（笔者按，应为’买巨碗‘之讹）。’言获多也。又云（五月）十三‘大旱不过五月十三。’率验。”
但是在长江以南的传统稻作区，却有完全相反的“畏雨”农谚。如嘉庆十七年湖南《祁阳县志》：
“（五月）十三日为白龙生日，宜晴。谚曰：‘五月十三下一遭，晒得南山竹也焦。’”（道光三年《衡山县志》，光绪元年《衡州府志》同）
民国二十五年浙江《乌青镇志》：
“岁时民俗：（五月）十三日忌雨。（《田家五行》云：‘五月十三连夜雨，明年早种白头田。’）”
五月中旬作物喜雨或畏雨的分野，在长江中游两湖地区似乎特别清晰，宜乎有“单刀赴会”磨刀雨之称。例如光绪元年湖南《兴宁县志》辨析道：
“岁时民俗：（五月）十三日为龙生，喜雨。谚云：‘不怕五月十三漫，就怕五月十三断。’又，二十六日有雨为‘分龙雨’，南阡北陌，晴雨各别。谚云：‘夏雨分牛迹。’（按：五月十三日雨，俗名磨刀雨，以关圣生日傅会之。）”
又光绪八年刊本湖北《孝感县志》：
“（五月）是月也，移竹，刈小麦。俗呼‘雨程途’。初四、初五为划船雨，十三日为关公磨刀雨……十七日，十八日为洗街雨，二十四、五日为分龙雨。语云：‘足不足，但看五月二十四、五、六。’又云：‘五月看三八。’谓初八、十八、二十八宜有雨也。惟二十日俗云‘龙晒衣’，不宜雨。语云：‘打湿龙衣，四十日天干。’”
同治十一年湖北《巴陵县志》叙说稍详：
“（五月）十三日，谓之龙生日。可种竹，《齐民要术》所谓‘竹醉日’也。（《岳阳风土记》）是日宜雨。谚云：‘不怕五月十三漫，就怕五月十三断。’以此卜后雨之有无。（《旧志》）《续博物志》云：‘五月雨为分龙雨。’未定何日，楚俗谓二十为龙会，二十后逢辰为分龙日，此日无雨则旱。（《旧志》）岳州滨江，气候尤热，夏月南风则郁蒸特甚，居民多病痢疟，皆暑湿所至也。湖湘间南风三日，则陂塘积水耗减已尽，土人谓之‘南马杓’。江湘四五月间，梅欲黄落，则水润土溽，柱础皆汗，蒸郁成雨，故曰‘梅雨’。（以上皆出《岳阳风土记》）夏潦水涨，暑湿并蒸，墙壁衣帽，往往潜生白醭，仓咊发热，米谷易霉。（《旧志》）”
按宋人陆佃《埤雅》已有“分龙雨”之说，略谓：
“世俗五月谓分龙雨曰‘隔辙雨’，言夏雨多暴至，龙各有分域，雨旸往往隔辙而异也。……四月二十为小分龙，五月二十为大分龙。大晴主旱，大雨主涝。”
大晴大雨都不宜，既希望致雨而又非灾，所谓“小雨下得正是时候”。这个分寸也难拿捏，故须致祷求拜也。
由唐代二月“祭龙致雨”，到晚明及清代的“五月十三日，谓之‘龙生日’”，意味着求雨的需求已由春作播种延伸到夏作播种，实则反映了中国“精耕细作”农业技术的长足进步，即北方由“春种秋收”的一季作物栽培，发展为“冬种夏收”和“夏种秋收”的一年两季或两年三季的作物栽培及技术。盖源江南地区早已能夏播轮作水稻及棉花、大豆等经济作物，并逐渐北移到黄河流域。白居易任盩厔尉时有《观刈麦》诗“农家少闲月，五月人倍忙。夜来南风起，小麦复陇黄。”盖盩厔所需之刈麦南风，亦是解池所需之生盐南风也。北宋时亦有“五月麦黄水”的说法。刘踦《暇日记》“解冻水”条曰：
“正月解冻水，二月白苹水，三月桃花水，四月瓜蔓水，五月麦黄水，六月山矾水，七月蔸花水，八月荻苗水，九月霜降水，十月复槽水，十一月走凌水，十二月蹙凌水。元佑春初，部管人夫到滑州大河上，闻此。”
这是民间不断在总结物候标示的结果。又《宋史·礼十六（嘉礼四）》云：
“太宗太平兴国二年二月，幸新凿池，赐役卒钱布有差，六月，幸飞龙院。是后凡四幸。三年四月，观刈麦。”
则汴梁四月亦可以观刈麦，但恐怕不会是常例。宋真宗时开始有计划地引进域外物种，以广生计，《湘山野录》云：
“真宗深念稼穑，闻占城稻耐旱，西天菉豆，子多而粒大，各遣使以珍货求其种。占城得种二十石，至今在处播之。西天中印土得菉豆种二石，不知今之菉豆是否。”
又《宋会要辑稿》叙述稍详：
“大中祥符五年五月，遣使往福建取占城稻三千筋，分给江淮、两浙三路，转给种之。其法曰：南方地暖，二月中下旬至三月上旬下种。如淮南地稍寒，则酌其节侯下种，至八月而熟。是稻即早稻也。真宗以三路微旱则稻患不登，故以为赐，仍榜示揭民。”
占城在越南，西天为中印度，都是热带亚热带的物种。这恐怕是中国官方第一次大规模引进外来作物，目的应当是便于提前播下耐寒品种，以便达到一年两作或者两年三作之目的。日本史学界近年讨论宋代农村社会史时，曾争论过类似问题。据称“即按照一般观点，在华北普及二年三熟制的同时，江南生产力超乎其上，推广了水稻生产。以长江下游三角洲为中心修建了广大圩田、围田等水田，引进了占城稻等新品种，实行了稻麦二熟制、施肥、精耕细作等就是其标志，特别以苏州为中心的浙西地区，这些技术已普遍展开。”对此，大泽正昭综合论述了浙东陂塘灌溉地区生产力相对于浙西围田的优越性。足立启二则谓两浙对水的高度管理（干田）、稻麦二熟制、施肥、中耕除草等农业集约化发达地区是河谷平原和扇状地，以苏州为中心的浙西三角洲地区仍停留在极粗放的水平上，不仅两熟制不可能，甚至不能连作的耕地大量存在，也没有引入施肥技术。这些讨论所掌握的证据恐怕还不完备，没有把各时代不同地区的农谚，即当时富有总结性的实践经验，作为重要证据考虑进去。
明初郑和远洋，即特别注意收集外来物种，尤以晚明与葡萄牙、西班牙海外贸易的成果最丰。由新发现的美洲大陆不断传入新的植物，使中国作物品系有有了明显增加，其中特别是甘薯、马铃薯和玉蜀黍等类作物的引入，逐渐成为夏播秋收之大宗。这是自汉唐沿丝绸之路先后由中亚、西亚及欧洲引进物种以来，对中国农业最重要的贡献。其中蔬菜如辣椒、番瓜、西红柿和一些豆类品种，自不必说花生、烟草等影响深远的经济作物了。
这一时期的耕作栽培技术也有明显改进，使夏播的耕作区域沿广东，福建迤逦北上，渐次覆盖了整个中原、华北及西北、东北的部分地区。对比元代王祯《农书》、明人徐光启《农政全书》到宋应星《天工开物》，应该展示出这一时段中国农业技术的全面进展。例如《天工开物·乃粒》记载的旱稻栽培，水稻浸种法育秧和矿肥杀虫剂混合拌种等，至今仍在使用。尤其是《农政全书·荒政》提倡甘薯类种植，在明末天灾人祸中活人甚众。英人李约瑟（Prof.Joseph Needham）之巨着《中国科学技术史》（Scienceand Civilizationin China）对道家和道教关注科技发明，参与科技进步方面的评价甚高，亦可参阅。而如饶州等长江下游之商品集散地，则不但有景德镇所贩之“巨碗”，还有江浙平原的棉布、丝绸之类手工业产品，茶叶等农产品，和珠江平原佛山的铁制日用消费品亦得随洋船而流播海外。正是引进物种带来了农业巨大的变革，才会刺激农耕技术新的发展，不但在中国广大地区产生对“磨刀雨”的强烈需求，也带来清代前期中国人口的史无前例的急剧增长。
据《中国人口报》1995年7月3日《中国历代人口变化略表》报告，晚明万历六年（1578年）中国总人口为六千零六十九万人，清初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即增加到一亿零一百七十一万人，百年间翻了将近了一番，且在中国历史上首次突破一亿大关。到乾隆六十年（1795年）则已达到二亿九千七百万人，从此穏居世界第一人口大国。这应该是传统农业区域和成熟的物种及耕作技术容载量的饱和点。除稍早的湖广“填四川”外，乾隆以后又陆续开始了山陕“走西口”、鲁冀“闯关东”和闽广“下南洋”（包括台湾）的大规模外延式迁徙移民，以把中土盛行之关公崇拜带至新开发地区。
鉴于中国是世界上惟一具有连续不断人口记录的国家，这两百年间500%的巨大增长，竟然轻而易举地破解了后起然而极其着名的“马尔萨斯循环”，曾引起人口学家对这段历史统计之准确性的疑惑和严重怀疑。但经过近一百多年来世界人口由10亿到50亿的神速进展，使怀疑派领悟到庞大的人口基数，物种和技术的创新，以及持续的和平发展环境，与人口加速度大幅增长间的正比例关系。但也许正因为富足和由此带来的傲慢，耽误了中国进入新一轮的的产业调整和科技革命。成败萧何，福兮祸兮？此题牵涉甚广，自有经济学家，人口学家和科技史家平章，不欲弄斧班门。
如果我们注意到，关羽崇拜就在这一时期，就是在广大的农耕地区中获得了重要的发展，而五月中旬的祈雨仪典，又是传统农耕社会中崇祀关羽最重要的祭典，那么这个变化背后的文化密码，就不难破译了。
针对祈雨神功的由来，又产生了对关羽形象和神格作出新诠释的需求，于是道教默认了“关羽原即龙之化身”的相应传说。清人《历代神仙通鉴》卷九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