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重身份双重视角。所谓少年布尔什维克，少年是指尚未被现实格局所同化的人的新鲜旺盛的生命活力与人生追求，这与对现实进行超越的文学性是同质互生的，布尔什维克是指一种政治形态政治要求。文学作为对社会现实的全面的精神超越，是从精神超越的角度构成了对现实的全面批判，政治则更多地从现实可行性角度来实际实施对现实的改造。二者之间既有共同性，又有差异性，王蒙的少年布尔什维克经历与少年布尔什维克情结，使他在进行创作时，具有了文学家与政治家的双重身份双重视角，丁东在论及王蒙面对社会的价值姿态时，曾对此种双重的性质有过比较到位的论说：“政治家的思维和思想家的思维是不一样的，思想家追求思维的彻底性、精神的纯洁性、价值的纯粹性；政治家则注重对策的现实性，讲究策略，讲究适度，讲究分寸，讲究时机，讲究时效，讲究社会的可接受性。从过政的知识分子与没从过政的知识分子，风格往往不一样。与鲁迅、萨特、萨哈洛夫相比，王蒙作为知识分子就显得不那么纯粹。”丁东是从实际从政的角度指出王蒙的这一特点的，实际上，王蒙即使并不实际从政，其思维方式也是从实际从政这一角度出发的，这是为其少年布尔什维克的经历与情结所内在地决定的。
双重身份双重视角下的人生形态。王蒙创作时的双重身份双重视角，决定了他笔下的人生形态的两个特征：第一，他笔下的人生形态是社会政治文化层面上的人生形态，是人与社会政治相遇合相冲突的结果，而不是在抽象的人的存在意义上所发生。第二，在作这种表现时，王蒙一方面是从人的发展的角度出发，总是写出人随着历史的进步而不断提出的人对现实的新的发展需求，并因这新的需求而揭示社会现实矛盾，构成对现实的批判性，另一方面，他又总是将这种需求、揭示、批判纳入到一定的政治形态中来，并使之符合政治形态的价值需要，使之符合于现实的可行性，这二者的结合点就是落实到个体人生的精神承担上来，用王蒙自己的话说，就是“用小说干预生活毕竟比脚踏实地地去改变生活容易。所以，我写小说的时候，比起来用小说揭露矛盾、推动社会问题的解决，我更着眼于给读者以启迪、鼓舞和慰安”。譬如在伤痕文学浪潮中，王蒙写了《最宝贵的》 《布礼》，其意不仅仅在表现社会给人带来的痛苦，而更着意于人应该如何在无论怎样的逆境中，保持心灵的美好；在反思文学的浪潮中，王蒙写了《悠悠寸草心》《蝴蝶》，其意不仅仅在指出过去的失误，而更着意于揭示产生失误的必不可免的历史原因是什么；在面对新的社会现实矛盾时，王蒙写了《春之声》《风筝飘带》，其意不仅仅在指出新的社会现实的矛盾，而更着意于写在这种矛盾中所出现的转机；其后的《活动变人形》《来劲》《坚硬的稀粥》等等，莫不如此。都是既写了问题与矛盾的复杂性、多面性、现存合理性，又写了正在出现的渐进性的转机，并对这种相互交错融合的状况表示了乐观性的赞许：来劲。
双重身份双重视角的优长与局限。王蒙小说创作中的这种双重身份双重视角，使他的小说在揭示现实矛盾中的人生形态时，总是能使社会现实与人生有着一种亲密的血缘关系，获得有着悠久现实感传统的中国读者对现实认知与人生认知的阅读满足，同时，从人生的角度，从希望角度，从现实合理性可行性的角度，对社会现实所作的批判，又使他的小说，既能赢得读者、文学界的认可，又能得到社会现实主流思潮的认可，从而“对现实保持一种适度的张力……使现实的精神空间得到拓展”，这与其被称之为生存上的“过于聪明”，称之为生存智慧的过于发达，不如说是为王蒙小说创作的双重身份双重视角所决定的。
但这样的双重身份双重视角，也给王蒙小说带来了某些致命的局限。那就是他的小说所揭示的人生形态，被局限在了社会现实层面，尤其是社会政治文化的层面，其价值指向，被局限在了工具理性的层面，经验的层面。就对人、人生、个体生命的揭示而言，王蒙很少深入到人的无意识、非理性、深层心理、生命本体的层面，他的所谓的“意识流”小说，其“意识流”，更多的是结构意义上的，而并非本体上的。就对社会现实的批判而言，王蒙也以社会现实的可接受性为限度，而未能作更进一步的深入。如此一来，就使得王蒙的小说“既受惠于生活，也束缚于生活”“从实用价值论还未真正进入审美价值论门槛”。中国的文学传统，为社会伦理本位所制约，是“发乎情而止于礼”，不是不写情，而是要在“礼”的范围内写，王蒙的小说创作与这一传统是有其一脉相承之处的，只不过不是“发乎情而止乎礼”而是“发乎情而止于社会现实的价值规范”，不是不写情、人、个体生命，而是要在“社会现实的价值规范”之内写。但纵观中国的文学发展史，人与社会的冲突，个体与群体的冲突，总是通过个体之“情”与社会之“理”的矛盾来体现的，最初对社会的反叛、革命，总是以一种为社会现实所不容的个体的无意识的显现形式来体现的，作为中国现代小说开端的五四时代的小说，在揭示人与社会的冲突形态时，其人的生命呈现也总是以一种为社会现实所不容的形态来出现的，恩格斯就曾借助黑格尔的话说过：“恶是历史前进的动力与杠杆”，不能突破“社会现实的价值规范”来写人的深层的生命本体的层面，这是制约王蒙最终不能成为世界级的大作家的根本要素，就这一点而言，王彬彬对王蒙等中国作家不能成为世界级的大作家的批评是有着其深刻的道理所在的。
作品中社会、人生的双重的表现形态。王蒙小说创作中的双重身份双重视角，导致了其作品中社会、人生的双重的表现形态。所谓少年布尔什维克，是从人生角度进入政治形态的。如是，王蒙的小说，既不是以个体生命为本位，也不是以社会政治为本位的，而是以人生的社会化或者说是以社会化的人生为其作品本位的。如是，由于王蒙本身所取的人生视角，由于形象大于思想，就使得在王蒙的小说中，既揭示了社会现实形态中的人生，又得以超越社会现实形态中的人生，从而做到了具象与抽象、形下与形上的有机结合，也使他的作品既有现实意义又能具有超越现实的永久的意义。譬如对林震、刘世吾的描写，既是50年代社会现实中个体生命的存在形态，又是一代代的个体生命在历史进程与社会现实生存法则面前的运行轨迹。再如对外部现实世界的揭示，譬如《最宝贵的》中，外部世界在面对人的真诚努力中所体现的荒诞性，《活动变人形》中，外部世界的复杂所构成的对人的命运的不可知性，都既是对特定时代社会矛盾的揭示，又是超越于此而对人的存在状态，对人与外部世界关系的揭示。正是这样的一种双重的表现形态，使得王蒙小说中所体现的个体生命的价值指向既是时代性的，又是超时代性的。
三明了了王蒙对林震刘世吾在人生价值指向上的双重态度，明了了王蒙的少年布尔什维克情怀对其创作的支配作用，我们就可以进一步深入剖析王蒙小说世界中个体人生价值指向的种种具体的呈现形态了，对此种呈现形态我们可以用一句话来给以高度的概括，那就是“在路上”林震与刘世吾、少年与布尔什维克的双重变奏。
第一，“在路上”对目的地的追寻与确认。王蒙的小说总是写一种“在路上”的状态，这种“在路上”，有时是显性的，如《春之声》中在火车上的旅客，《杂色》中骑马的旅人，更多的则呈现为一种隐形形态，如“季节系列”中在季节变换的时间流逝中人的人生过程，《蝴蝶》《悠悠寸草心》中对人生努力意义的追寻等等。与鲁迅《过客》中所体现的“路”的“前面的声音”是“出于人的神性向度，超越之维”不同，“在路上”的路，在王蒙的笔下，为王蒙的双重身份双重视角所决定，既是个体生命行走的社会历史之路，也是个体生命行走的个体人生之路。王蒙对之的价值指向也是双重的，一方面，王蒙总是将其设置为社会性的实然存在，“有确指的经验性目标”，并因之指向于社会历史的光明前景，这就是为什么在王蒙的小说中，林震最终要满怀信心地去叩区委书记的门，《春之声》中的火车头是崭新的，《悠悠寸草心》中的吕师傅要再去劝说唐久远等等的原因，这也就是王蒙的小说为什么总是给人以“亮色”给人以信心的原因。但另一方面，王蒙又将这“路”设置为个体生命之路，并因之清醒地看到个体生命在外部世界在历史长河中的渺小、无助、被动、无奈，因之，在王蒙的小说中，他又总是时时着重去写不问目的而只是“在路上”的状态，这种状态，不论是青春的激情，还是对外部世界对自身的嘲弄，都只是针对个体生命自身而发生，而产生意义。
第二，对青春的怀念与对青春必然失去，人生注定在这失去中走向“成熟”的认可。尽管王蒙已深知青春对外部世界寄以希望与改造的热情是过于理想化的，是注定要碰壁的，但王蒙仍然对此给予了深情的赞颂与怀念。不论理想、梦想曾经怎样被玷污、扭曲，王蒙仍然要一往情深地对之致以《布礼》，《恋爱的季节》虽然成了过去，但那一“季节”的歌声却仍然是那么让人神往。这是对林震精神的肯定也是对刘世吾怀念青春的肯定。这使王蒙的小说总是洋溢着生命的活力，洋溢着对现实生活新的哪怕是微小的变革的乐观的激情，类如《坚硬的稀粥》中对早餐津津有味的变革，体现的就仍然是这样的一种青春的激情。但王蒙又清醒地看到并认可了，不论是某一社会发展阶段的“青春”，还是一次性的个体生命的“青春”，都将在对历史规律或者社会现实生存法则认可的“成熟”中必然地失去。“季节系列”中的社会形态从50年代的“青春”到80年代的“成熟”是这样，作为个体生命的钱文从50年代的“青春”到80年代的“成熟”也是这样，或者可以说，煌煌四部的“季节系列”，就是从林震到刘世吾发展轨迹的全面的形象展开。而历史，就是在这样的一次次的从“青春”到“成熟”之中前行着，并由此构成了从“青春”到“成熟”的意义。王蒙曾经说过：“幼稚与幻想也不会从此消失……什么都‘后’起来就是一种可怕的成熟。‘后’多了人们会复归‘前’，‘前’有时候可笑，然而是有魅力的。‘后’是太疲惫了，而‘前’，津津有味，许多许多还没有开始呢。人类就是这样，一代一代地幼稚下去，一代又一代地成熟下去。未必是进步，但总括说来，人类的大趋势是慢慢进展”。虽然王蒙此话并非是针对其小说中的“青春”与“成熟”的“原型”而言，但从王蒙的根本思路整体思路上看，用之于此却也是再确切不过的了。
“青春”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基本主题之一，对社会阶段与个体生命的“青春”的赞颂，是贯彻于这一主题的主旋律，但对“青春”的反思及对“青春”之后的思考则一直是不充分的，王蒙对“青春”的理解与呈现，无疑对这一主题是一个丰富与深化。值得作进一步追究的是，在这种丰富与深化中，王蒙也体现出了某些令人忧虑的与五四时代相悖的价值指向，或者说，是后退一步的妥协。譬如在鲁迅的《狂人日记》中，鲁迅也看到了“狂人”最后终于沦为“候补”的悲剧，也就是反抗社会规范者，最终将必不可免地被社会规范所“规范”的悲剧，但在这其中，却寄寓了鲁迅“忧愤的深广”；譬如在曹禺的《雷雨》中，也有着一条与林震——赵慧文——刘世吾相似的人物链，那就是周冲-周萍——周朴园。周冲的明天、后天就是周萍、周朴园，周朴园的昨天、前天也就是周萍、周冲。在人生的长河中，在人生的成长过程中，纯洁的人性终于被社会现实的生存法则所同化，并因此而成为一个被社会所认可的好人，“成熟”的人，要知道，周朴园在当时的社会中，就是这样的一个“好人”这样的一个“成熟”的人呵。曹禺站在五四时代“人”“个人”的立场上，对此是作了撕破一切假面的坚决的否认与尖锐的批判的。相较之下，王蒙却在我前述的对林震、刘世吾的双重的肯定与否定中，从五四时代在人、个人与社会的冲突中，所站的“人”“个人”的立场上，大大地后撤了一步。这是为王蒙的既肯定人的发展，又肯定现实存在的合理性的双重立场所决定的。第三，个体人生与外部世界的关系，这种关系在王蒙的小说中大致以这样三种形态出现：首先，他总是要揭示外部社会的不如人意处，从而构成对外部社会的批判性。譬如当曾经位居主潮的民主革命斗争题材的小说与农村题材的小说，都不约而同地将新的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写得通体透明写得给人带来了物质世界精神世界的翻身解放并对此唱着理想的欢歌时，王蒙却在《年轻人》中，清醒地认识到了这新的社会生活政治生活中那必然出现必然存在的对个体生命的消损因素及对社会、人生给以理想化的误区。进入新时期之后，王蒙也仍然把对个体人生意义揭示置于不如意的外部世界的大背景之中，你看《春之声》中那人满为患的闷罐子车；《风筝飘带》中，偌大的北京城，年轻人连个谈恋爱处都没有；《活动变人形》中，西方的科学进入中国后，演出的则是一幕幕倪吾诚家中的闹剧；“季节系列”中，不间断的政治运动给人带来的一系列人性扭曲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