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禹庭
傅书华现在常常是被人称为文学评论家或者什么学者之类的，他在山西的太原师范学院文学院当教授，挂了一个文学院长的名，还在山西省的作协挂着委员的名，老大不小的时候，又去河南大学攻读了文学博士的学位。也许是无人可送，或者是无颜送人，他曾经送给我几本他写的所谓的“着作”，还能留下印象的是一本《山西作家群论稿》，一本《蛇行集》。不过依我之见，前一本除了他对山西作家群的代际流变、艺术把握世界的方式还有点见解外，后一本除了那几篇随笔还勉强可读，其余都没什么意思。当然，我承认他从一开始写作，就只写自己真实的认识与感受，不去赶时尚玩名词，但写自己真实的认识与感受，你可以说他老实，甚至可以说他学风不错，但那毕竟与有水平是两回事。他也曾在《文学评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文艺理论与批评》《文艺理论研究》《当代作家评论》《文艺争鸣》这些刊物上发表过一些文字，好像也转载过一些，还得过所谓国家级的文学评论奖，但我对他的学术实力总是有些怀疑，我总觉得他受得“内伤”太深。我倒是觉得，他作为他这一代人中从事文学教学学术研究的一员，在许多方面，更能引起我对之给以言说的兴趣。
傅书华出生在北京，在他的心底莫名其妙地有着一种“北京情结”，一看到北海的白塔，他就“激情澎湃，心潮滚滚”。但他很小的时候，就因为父亲的下放而到了山西，不过在偏僻的山沟沟里，文化人倒也还能受着相当的尊敬，谁知“文革”一开始，又遭家破人亡之惨变。鲁迅曾说过：有谁从小康人家坠入到困顿之中么，我以为在这途路中，大概是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的。不幸的是，傅书华只是“感到”却不能做到“看见”，他在这困顿之中，也早已经没有了鲁迅在《别诸弟》中所显示的“万里长风送客船”的情怀。众人的唾弃与冷落，下乡插队期间的不堪重负，都形成了他“精神奴役的创伤”，都形成了他遇事便委屈自己以求现实生存的“鼠目寸光”，想顺从所有的人，就是没有了自我。不过，宽容一点的说，这也难怪他，困苦的环境不仅可以磨练人、造就人，使生命得以升华，更可以消磨人、毁灭人，造成生命的破碎，只是我们对后一点，历来未予直面。傅书华多次对我说过，新时期写右派写知青的小说，大多过于浪漫了，而且是一种肤浅的可怕的浪漫。我想，这确实是他针对上述情形的有感而发之言。
大学毕业之后，傅书华就留在高校任教了，也陆陆续续地写了一些文学评论学术研究模样的文字，但这些文字，因了迁就现实顺从他人的惯性，大多是随波逐流之作，很少有他自己的声音，更为可怕的是，这却是他当时真实的认识与感受，他已经自觉地把自己局囿于消失在他人之中了，真真地是“话”在说他，而不是他在说“话”。一年一年地下来，居然也积累了若干的文字，从助教、讲师而副教授而教授而学术带头人，从一个小城的地方专科学校而到了省城的本科院校，类似他这样的人，我在普通高校见过不少，他只是其中的一个。但我有时又时时地替他惋惜，他生命中所经受的惨痛，就这样轻而易举地付之于过去了么？他那样敏感而又丰富的爱心，就这样在顺从、忍让与迁就中麻木下去么？那实在是不应该的呵！
但虽然很慢很慢，傅书华笔下的个人性情之作毕竟渐渐多了起来，他的博士论文，谈“十七年小说”，谈个体生命，都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他与段崇轩合着的两本《名篇别解》，字里行间也开始体现着解读者个体生命体验的“在场”，即如眼前的这本集子，其中的许多篇什，似乎不乏可读之处，诸如《心灵的迷狂》、《从“山药蛋派”到“晋军后”》以及若干篇学术类书评等等，这或许是随着历史的进步，他的身上所受到的“精神奴役的创伤”，开始得以平复与治愈的缘故吧，只是需要着这样漫长的时间，不能不令人感叹。任何一个时代，优秀的人物，杰出的人物，毕竟是少数，当大多数的一般人也有了质的蜕变与进步时，这才更能说明社会的变化与进步，我在傅书华的身上就高兴地看到了这一点，这或许可以称之为一种成长着的期待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