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有关“文言文”与中国文化的关系，他曾在《学林漫步》中指出：“中国文化所凝结的文献典籍，自上古到民初都是用文言书写的，没有文言这一钥匙，又安能开启文化堂奥之门”？在本书中，他再次强调说：“文言是开启数千年文献载籍的钥匙，没有这把钥匙，从先秦到晚清的书籍，无异会变成尘封的无字天书……长久累积下来的根基，可能一下子就被掏空了。”因此要提倡“抓住中小学的学习时机”，“多读些文言美文打好基础”。
对于中国学校教育问题的忧思，是本书中一个值得注意的话题。如关于“资优生”（在中国大陆叫“尖子”，西洋则称为“天才儿童”），他指出：“具有天赋，但没有后天环境的培养，也成不了才。这些幸运的少数未必出自富豪之家，也不可能出自没有资源的贫困之家，多半出自中产知识分子家庭，或旧时代所谓‘书香之家’的熏陶”。
作者议论当代中国式教育体制时说“今日博士多，硕士多，大学生更多，聪敏的人不少，用功的人也不少，但注定再也培养不出像陈寅恪、钱锺书那样的文史人才。原因无他，我们的教育工厂是量产而不讲质量”，因此“中国文史之学，虽如绝艳之花，因已无根，盛景不再，唯有徒唤奈何了”。
他指出，欧洲大学之所以数十年来落后于美国，最主要的问题在于财政预算掌控于政府，而“美国大学却有许许多多的财源，除了来自政府的经费外，也来自企业与校友诸方面的捐助，可以灵活运用。美国那么大，学校那么多，却没有一个教育部来管，也就没有任何的干预，因而具有充分的自主性，得以形成独立自由的学风”。
他还特别认同他的好友、美国霍普金斯大学钱致榕教授的观点：“二十一世纪大学教育的最基本要求是传授知识技能、判断能力、社会良知以及审美观念”，“人类知识既然有了结构性的变化，文理贯通必然是二十一世纪大学教育的新挑战。”而学能力的结构，应当包括“自学能力”，“独立思考、判断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以及“审美的观念与创造美的能力”，否则“知识与财富只会带来更多的丑恶”，“不但不能造福人类，反而可能危害社会”云云。
总之，《学林漫步》和《书窗梦笔》是能够既“提供新智”，增广见闻，又能“启沃心智”，震撼心灵的好书。或如江苏教育出版社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编者在两书前勒口上所拟的导读辞所说：
作者以学者的博识和史家的睿智，谈艺、品书、评史、话人，切情切理，流畅清新，表达了一个人文学者无所不在的求知情结与悲悯情怀。另一方面，作者史学研究者，作者行文落笔，俱现灼见真知，由此为我们阅史、论事、识人提供了许多新的观念视角和新的认知方式。
作者信笔挥洒，不拘一格，纵论时事，畅言古今，回忆与旧友新知的难忘交游，构成一部既轻松而又有教益的随笔集。
（二〇〇八年二月十九日）
7、《报人风骨：徐铸成传》
那是一个并不遥远的纸质印刷型媒体称雄的时代，社会上缺的不是新闻，不是资讯，更不是知识，而是传播它们的载体——白报纸，以及解读社会新闻、批评世界资讯和鉴识人类真知的“言论”——一种高于凡夫、超于俗子的明白晓畅的“见识”。
流毒肆虐，方知壮士丰采。沧海横流，可显英雄本色。于是，百年前在江苏宜兴城内东珍珠巷狮子巷口一个大杂院中出生的徐铸成，因着一个偶然的机缘，从此不离不弃，以半读半工的形式参与报界，终于成长为一个以“办一张绝对独立的民间报”为人生追求的“报人”。
关于这“报人”的冠冕，徐铸成先生有其独到的理解。他认为，中国新闻史上，曾出现过不少知名记者和有名的新闻工作者，也有不少办报有成就的新闻事业家，但他们未必都能称为“报人”。他说：“历史是昨天的新闻，新闻是明天的历史”，“对人民负责也应对历史负责，富贵不淫、威武不屈、不颠倒是非，不哗众取宠，这是我国史家传统的特色。称为‘报人’也应该具有这样的品德和特点。”
正因为“报人”这个称谓，就已经含有“极崇敬”的涵义在，因此，再也不必附加以“伟大”、“卓越”之类的形容词。因此他所写的张季鸾传记，就径以《报人张季鸾先生传》为名行世了。
为此，当八旬高龄的知名传记文学作家李伟先生为其传记新着《徐铸成传》命名时，他突出了“风骨”两字。顷读《报人风骨：徐铸成传》（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二〇〇八年七月），深感本书真实地再现了徐铸成敬事报业的职业品格和人生气概。
有关自己的生平建树，徐铸成（一九〇七-一九九一）生前在《我为何写回忆录》一文中，曾经向读者有过一个明确的交代：
我是一个十分平庸的人，历史也很简单，自从开始工作以来，除了被迫搁笔的二十年外，一直从事新闻事业，而且始终在《大公报》、《文汇报》这两家报里转来转去，从未干过什么惊人的事情。所以起意想写这本回忆录，是因为我经历的时代，是一个不寻常的时代，而友人们也热情加以鼓励。
据此，作为传记文学的作家，要写出徐铸成这个自认为“十分平庸的人”的精、气、神，当须切实把握传主所身历的那个“不寻常的时代”。惟有在这样一个历史的大背景上，“一代报人”才能如成功的塑像一般，是立体的而且是生动传神的。写徐铸成传之难，还在于传主本人就是一个写过《杜月笙正传》、《哈同外传》等的传记名家，他曾深深认同过蒲松龄“写鬼神易而状人难”的写作体会。那么，与传主仅有一面之缘的李伟先生，是否能够写好被社会评价为“一代报人”，而自我则定位为“十分平庸的”的这个人物呢？
我曾经深长思考过“人物”这个词汇。何以在历史上，人们要把那些具有正、反两面代表性的人称为“人物”呢？
原因无它，因“物”比“人”长寿，因此，需要把那些对象通过塑像录影或者文字记述的方式“物化”以明褒贬，教训来者，启迪后世，这是人类至可宝贵的“理性”。文艺作品中的形象，通常就有“正面人物”与“反面人物”之别。作为正面人物传记这种文体，贵在纪实传神，通过纪实传主之生平遭际和事迹，传扬传主的人品和气概。传记能否传神的关节点盖在于此。
开卷阅读《报人风骨：徐铸成传》时，不难发现，李伟先生的叙述文笔，充满了大量珍贵的细节。这些细节，丰满了传主的形象，传达了传主的精神，体现了传主的人生追求。如他在第九章《人生的巅峰》中说：
人生如爬坡，在执着的登临信念下，步步攀登，最终就可登上人生的颠峰。徐铸成就是这样。他自一九二七年跻身报坛，从记者、特派记者、编辑、编辑部主任、总编辑，在《文汇报》与《大公报》两次挑大梁，已有近二十年的从报经历。一九四六年再回《文汇报》时，也就如登上了人生巅峰。
人的一生可能很长，但把幼稚的少年与衰老的老年时期除掉，最能有作为的不过一二十年，其中最能体现才华的精彩岁月更短……一九四六年五月，徐铸成永远告别《大公报》，进《文汇报》，就是他的第一个“黄金时代”。当年，传主徐铸成三十九岁，将近“不惑之年”，可谓年富而力强。虽说这是其新闻理念付诸社会实践的一个“黄金时代”，但从《文汇报》一九四六年五月一日改版成功，到次年五月二十五日被国民政府明令封闭报社，在那专制制度下，这份“独立的民间报”生存期何其短也！然而正是在这一年的宝贵时间里，徐铸成抓住人生与时代联结点上的机遇，开创了中国报业史的新记录，他让《文汇报》的市场发行数，在上海跃居到了《申报》、《新闻报》、《大公报》之后。
与此同时，读《报人风骨：徐铸成传》，令我印象深刻的，还有李伟先生对于一生愿传民间声、自觉甘愿做报人的传主的全面理解和深刻同情。
虽说壮志在怀不言愁，但《文汇报》确实历尽坎坷和曲折，尤其是当一九四九年六月二十一日《文汇报》在上海“复刊”后所面临的“舆论一律”，让“从不惯于人云亦云”、“最不会写歌功颂德的文章”的徐铸成深以为苦，或如传记作者所概括的那样“走上一条‘之’字路”。
一九五六年五月一日，徐铸成接受“组织”安排，改任《教师报》总编辑。在晚年的回忆录中，他写道：“我每周只须到馆看稿、审稿四天，其余时间，尽可在家自学，并抽空游览京郊风景。此为我毕生最悠闲自得的时期。”李伟先生的传记，至此也以《最为风光时》一章给予概括。
十年的历史是如此巧合在了“五月一日”这个日子上，李伟先生因此发表议论说：“实事求是地说，《文汇报》改成《教师报》，这就否定了一张有传统特色和广泛影响的综合性日报，无从发挥《文汇报》人的办报经验和传统优势，这无疑是一大损失。”这是很有见地的。
然后便是当年十月一日《文汇报》在上海的第三次“复刊”，以及一九五七年五月坠入“阳谋”，三个月后即被宣布为“右派分子”，撤职、降级、减薪后发配至上海郊区参加“劳动改造”，次年转至上海社会主义学院接受“思想改造”。徐铸成后来在《报海旧闻》（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一年）前言中深有感触地回忆说：
大约在一九五九年左右，费孝通同志参观福建后，道经上海，和我晤叙。他说，此行的一个突出感想是，看到民间的工艺如玉雕、漆器等，普遍发展提高，其中花鸟虫鱼，百花齐放，栩栩如生。我们这些人，总想极（竭）其智能，为社会主义祖国尽其绵力，想不到在一场狂风骤雨中枯萎了。能不能有一天得沾雨露，重新开放呢？他说时心平气和，对于平白泼来的污水，并不在意，只是为国家的前途担心，为有力无处使而忧伤。
徐铸成说：“我比他大几岁，经历风风雨雨时，才满五十岁，已经在新闻战线上工作了整三十年，其中有二十年主持‘笔政’，备尝艰辛，应该说，有了不少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到了成熟的阶段了。如果经过批评以后，给我继续效力的机会，相信会作出较前更多的贡献，但是，从此以后，紧箍咒一直念念有词……”
直到一九七八年秋，徐铸成才因香港《文汇报》之约稿，写下《三十年前》一篇短文，他那枝如椽之笔从此再度开花。这时候，他已是七旬老翁了。两年后，他的所谓“右派”冤案终获“改正”。
晚年的徐铸成在回忆录里，是把一九五八至一九七六年间的日子，用“坎坷生涯”四个字来概括的。一九八〇年七月，他在上海痛定思痛，不禁感慨系之道，我这个“科班”出身的“职业报人”，“一生中应是最成熟的二十几年，已白白浪掷了”！
——徐铸成以自己的坎坷人生演绎了一个生不逢时、怀才未遇的“现代版”故事。这在李伟先生的传记中，落实在第十四章《屈辱的二十二年》中。为此，他在前一章《跌进“阳谋”》起首，先写下了“人生本不平静，泰极否来，否极泰来，福兮祸兮，祸兮福兮，充满变数。然而谁都不会像徐铸成这样，大起大落，先在九天上，后在九地下；先为座上客，后为阶下囚。苍黄变易，可算惊人”一段文字，以为伏笔。
长达二十二年的坎坷生涯、屈辱生活的“高成本”，对于一个时刻注视着时代、观察着社会的报人来说，换来的是他对时代和社会的深刻观感和独到见解：
从那次“阳谋”后，知识分子从此闭口不言，真是万马齐喑了，这大概是“杀鸡儆猴”的战略部署吧。这次“阳谋”的如愿以偿，为以后的“史无前例”作了准备。
过去三十年，国家之命运也如我个人命运一样，光阴白白流失！不仅流失而已，且关门，夜郎自大，自己神化自己，天天搞“阶级斗争”，以至国民生产破坏至“崩溃边缘”，而恰在这一段时期，世界已进入电脑、人造卫星时代。正如历史上历次技术浪潮一样，大大推进了生产力之发展。回忆一九五〇年我离（香）港时，香港的面貌大体上与上海相仿佛，现在则差距悬殊……神州大陆人民至此瑟缩变成穷“亲戚”矣！
这是三十万字的《徐铸成回忆录》（三联书店，一九九八年四月）后部的两段话，其中的社会效益含量，却是一个报业壮士以在壮年时中箭落马的高代价换来的。
晚年的徐铸成自称“旧闻记者”，笔耕不辍，有《风雨故人》（浙江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五年）等十余部着作问世，计三百余万字。他最先问世的《报海旧闻》，就是我燕园求学时向北大图书馆借来读的，当时很为其曲折求学的艰辛和努力笔耕的精神所感动，从此开始留心他的着述。还先后从旧书店里淘到了他的《旧闻杂忆》（四川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一年六月）及其续着。
有意思的是，《旧闻杂忆续篇》（四川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二年六月）的第一读者胡承钊老师是在一九八二年十二月三日买的，当日就在后环衬上写了一句话：“学校沈锦章同志提示我，新华书店新到一本书，书中涉及到‘女皇’、唐纳，还有魏京生等事。我买了此书。”大半年后又跋：“真是旧闻了。我们还记得和知晓其中不少。到了下一代，更是很多难以说明的掌故了。一九八三，九，一夜读完”。这是很难得的两条“读者接受史”的资料，可以证明自嘲为“旧闻记者”的徐铸成晚年着述的价值所在。
当然，其着述还不仅仅是普通读者所认识到的这一点。传主第三子、曾任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上海市委常委的徐复仑先生，在《报人风骨：徐铸成传》的跋文中评价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