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雁
说来已经是四年前的事情了，应邀为《中国编辑》杂志开设一个栏目，便想到了“秋禾话书”四个字，写了有一年的样子吧，就无疾而终了，想来是因为有个别人看不下去的缘故了。
过的坏日子比好日子要多得多的中华民族先贤，所总结出来的众多社会人类学原理中，有一条十分重要的就叫做“福无双至，祸不单行”。没有坚持多久，为《中国图书评论》杂志所设的一个栏目也停了，这样陆续陆续发表的篇章，顿时溃不成军，无以整编啦。
却说二〇〇八年九月一日的某个时辰，大概正在我四十五初度，从“渐不惑”向“知天命”蜕变的关键过程中……久不响起的电话座机忽然急促地鸣响起来，从天津南开园传来邃谷老人苍劲而热烈的声音，说是承三晋出版社支持，雁斋主人可自选一册书话作品集，小子得此飞来横福，顿时飘飘忽忽顿有可上九天揽月之快，其实那快感源，实是邃谷老人提携后生的那点美意啊。
是否有资格叨陪末座，小子无话可说，不过这“书话”两字，多年未说，忽觉还有话要一说。
一九九二年三月二十二日，孙犁先生在致姜德明先生函中说：“爱书人亦爱看书目，其实中国古籍，就是那么些，我也买得差不多了，但还是喜爱看书目，你经营的现代‘旧书’，则范围广大得多……买书也没有多大兴趣了。所存之书，百未读一……”四年后的四月，姜先生在《现代书话丛书》的序言中说，唐弢书话“在篇幅有限的方寸之地，能给人以知识和文采，表达出一个爱书人的品格”。一九九七年春，他在《姜德明书话》选编后记中说：
我开始写书话是在六十年代初。那时我编副刊已好几年，一边请唐弢先生写书话，一边描红，虽不能至，心向往之。到了“文革”开始，各地纷纷揭发本地的《燕山夜话》，我给天津晚报写的专栏《书叶小集》也榜上有名……至今为止，我仍认为唐弢先生写的书话最有魅力……书话的形式无法统一定格，文章长了亦未必不好，可书话仍以篇幅短小隽永为宜。写得精粹又谈何容易！
他表示：“如今，人们要想翻看一些新文学的版本更加不易，有很多爱书的青年朋友连毛边书都没见过，因此，我写书话时有意多介绍一点书的内容，以读者不能见到原书的遗憾。”
一九九六年八月十日，黄裳在上海《文汇读书周报》上有《拟〈书话〉》之作，说明黄先生对于唐弢《书话》（北京出版社，一九六二年六月）之文体的认同。他在当年初所写的《黄裳书话》选编后记中回忆说，唐弢首倡的书话散文要素“四点论”，即“一点事实，一点掌故，一点观点，一点抒情的气息；它给人以知识，也给人以艺术的享受”，“说得很好，也是后来他在《文汇报》上陆续发表书话时，我们经常谈起而意见一致的话题”。
他指出，唐弢对“将所有材料不加选择地塞满一篇”，“将书话写成是纯粹是资料的倾向”表示了保留和怀疑，“这我也是同意的”，他提出书话写作的“问题”不在材料的多少，实际上也不在篇幅的长短，而在于“运用”：因为“无别择的材料倾泻，才是使人昏昏欲睡的原因。其实一篇好的论文也可以是一篇好的美文，有材料不打紧，有时还能起画龙点睛的作用。”譬如把以往活跃在旧书业界的“书友”们的交往等有关“材料”写进来，“也应该是书话题中应有之义”。
二〇〇〇年春，上海资深记者何倩女士在一篇人物专访中报道说，在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黄先生被抄走的藏书逐渐有所发还，有书可依了，于是他开始动手写书话：
书话这种体裁究竟属于哪种文体？他理解说：“书话其实是一种散文。”
他说，书话的写作关键不在“材料”而在于“运用”。他的书话多在古书里找材料，可并不等于信手拈来，皆可入文。有时看了十本书不一定找到一条可用的材料，因为写书话和抄书毕竟是两回事。同时，有了材料，还得有思想、有观点，要把书中的材料和自己的思想与时代结合起来，不写无病呻吟之作，所记事实，所发感慨，应带有时代的声音和痕迹，在古人身上得见今人的影子。“这样才能使书话摆脱了骸骨的迷恋，闪烁时代的光芒。”他强调说。
邃谷老人来新夏先生也颇赞同黄先生的倾向性。他在《邃谷书话》中说：“《黄裳书话》编后记中曾表示他写的书话近乎传统的书跋，并且粗略地分为两类……我基本同意后一种写法，因为它把书话的内容作了比较全面的概括；不过不一定每一篇都要面面俱到。我认为，写书话不要自我限制得过窄，而应兼具科学性与文艺性，最好能以随笔的形式来写，使其更有可读性”。
锺叔河先生则在二〇〇六年底为徐明祥兄所着《潜庐藏书纪事》（中国文史出版社）中引证了“白发无情侵老境，青灯有味似儿时”的陆游（一一二五-一二一〇）的数则因书而发的议论：
《历代陵名》，三荣守送来。近世士大夫，所至喜刻书版，而略不校雠，错本书散满天下，更误学者，不如不刻之愈也，可以一叹。
《花间集》，皆唐末五代时人作。方斯时，天下岌岌，生民救死不暇，士大夫乃流宕如此，可叹也哉！或者亦出于无聊故耶？
并让读者“看看能不能算是书话”？他接着郑重声明道，“我并不薄唐弢之文，也相信他无意以自己的书话‘为天下法’，但即以‘一点事实，一点掌故，一点观点，一点抒情的气息’定范围”，那么“八百八十年前陆游的这些文字，至少总是可以入围的吧”？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文体的考古，而在于读者接受方面，究竟是谁的作品在这一文体的传承中影响深远。于是想到潘小松的《关于书话》来，“细想一下，自己二十多年来读的最多的还是关于书的书”，他说：
作品有好坏，作家有你喜欢或不喜欢的，但关于书的书读起来却不理论（会）这些。这原因大抵是挂怒书的书都是喜欢藏书的人写的，那一份投入的情感比较痴，较少做作吧。读关于书的书，有如把玩自己搜集到或未经见的邮票，那一种享受也是不足为外人道的。二十多年前三联书店印行陈原先生的《书林漫步》，再版唐弢先生的《晦庵书话》时，“书话”这一随笔形式还算陌生的事物，近年因了姜德明先生等的努力，已在散文随笔林子里蔚为壮观了。英文里有个相应的单词叫bookchat，直译成中文就是“书话”，说明西方随笔传统里也有这一类文字的；吾道不孤，信然。
在《关于书话》中一文最后，他还率性地言语了一番：“写得较少浓烈色彩的是阿英先生的书话，写得匆匆忙忙的是郑振铎的书话，写得平平淡淡的是周作人的书话，写得很深很苦的是鲁迅的书话，写得丰富多彩的是曹聚仁的书话，写出香港风味的是叶灵凤的书话，写欧风美雨的是冯亦代的书话，写得小鸟依人的是董桥的书话，写得淋漓畅快的是恺蒂的书话，写得热火朝天的是吴泰昌的书话，写得自言自语的是龚书铎的书话，写到最后你不能不读董桥的是陈子善的书话，写了几年仍没出息的是潘小松的书话。”
每年的五月二十二日，是联合国确定的“国际生物多样性日”；而六月五日，又大概是“国际环境保护日”。因为每当这一天报头总多多少少会有一些作呼应的相关报道，让我们知道今天是某某“日”，明天是某某“节”的。国情如此，世情也如此，本不必大惊小怪的。
因为我没有掐指统计过，所以有时候——夸张了，其实也就脑筋搭“错”时的那么一小忽儿，我还真担心，人类要是再这样在无休止的发展中无休止地折腾下去，这也需要示警，那也需要保护，那么总有一个时刻，猛然发现一年的三百六十五天已经都排满了，不够用了！
不够用怎么办？我倒是为后人担忧，早早地想好了一个良策，可惜没有合适的锦囊秘藏起来传诸后世——那就是把一天掰成两瓣用，譬如说在“国际生物多样性上午”之后，紧接着就安排一个“……下午”。时间资源总体保持未变，可是需要示警、需要保护的对象却翻了倍。尤其是不怕资源枯竭，可以永远不断地按时辰按小时地细分下去以至无穷。那“社会效益”该有多好！
怪话少叙，言归正传。
却说那“国际生物多样性日”，委实是地球上十分重要的一日。因为所谓“生物多样性”，包含着遗传、物种和生态系统三个多样性，也就是地球上所有生物，以及由这些生物所组成的系统的总和。据说，正是这种多样性，为地球人提供了丰富多彩的食物、纤维、药物等原材料，用国人过去的话来赞美就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不仅如此，它还为人们呈现着、变幻着“观之不尽，看之不竭”的自然美景。至于“生物多样性”的巨大生态功能，在涵养水源、保护水土、防止沙漠化、净化水质、调节气候和改善生活环境等等方面的种种好处，更是叫人说不尽道不完了。
作为一个读书人，我在“国际生物多样性日”中获得的启示是，世界上该有一个“国际阅读生态保护日”了。假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顾不上的话，那么我们中国何妨先设立一个“中国阅读生态保护日”？大中华大，假如也顾不上的话，那么不妨从一些省一些市做起，就叫什么“江苏阅读生态保护日”或者“南京阅读生态保护日”之类，都不错。
因为这“阅读生态”，实在也是一个城市、一个地区、一个国家乃至整个地球的生命所系，不过那生命不是肉体的，而是精神的。我们是否也该不提“书香社会”，少提“全民阅读”，而实事求是地大胆提出一个“国际阅读生态保护日”呢？
所谓“实事求是”，古已有之，本是中国图书史上的一个典故，或者说是“书语”。
《汉书》上说，河间献王“修学好古，实事求是。从民间得善书，必为好写与之，留其真”。河间，就在如今的河北境内，今献县东南。颜师古注释说：“务得事实，每求真是也。真，正也，留其正本。”这个典故后来演化为成语，历代都不乏使用的，但被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引用并发挥以后，遂成妇孺皆知的时代口号。他说：“‘实事’就是我们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
试问，面对读书和阅读的现实困窘，我们是否“实事求是”了呢？
达那（John Cotton Dana）提出的“读书十二律”：
读
读
再读
读一点儿东西
读一切的东西
读有兴趣的东西
读你自己有兴趣的东西
读，而且讲出来
仔细的读，——有些东西
涉猎的读，——太多的东西
不用想着读，但读就是了。
深心喜欢“对书如晤”、“书林拂尘”和“点墨书语”这三个词，虽然不是什么熟语成语，却与被前辈发明出来而为我所向往的一种书香意境。
其中只有“胸无点墨”，在成语辞典上或能查到，是讽刺那些读了白纸黑字却并未得到一点知识学识的所谓“读书人”。“点墨”者，一点儿文墨也。据《隋唐演义》第十七回：“惠及是他最小儿子，倚着门荫，少不得做了官。目不识丁，胸无点墨。”
当今信息时代，“识丁”者比比皆是，却也无人敢于自称“胸有点墨”了。因为书林成学海，隔行如隔山，不管是谁拥有的那点“墨”，都不足以夸口于人前了，故将那些即兴表达、随意发挥的一得之见，无论是因人事而发的随笔，还是因杂志而写的读后感，乃至有关各书的前言后语，均以“点墨书语”名之，也算是用组合式原理创意了一小回。
（二〇〇九年一月十日初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