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天国，那也是该来的肯定要来。“水旱天灾，官吏贪渎，一般农民憔悴呻吟，这不是革命爆发的大好机会么”？他们的檄文也说得是“慨自满洲肆毒，混乱中国，而中国以六合之的，九州之重，一任其胡行，而恬不为怪，中国尚得谓有人乎……”社会矛盾加剧，各种危机重重滋生，专制的政体，不可能确保长期的社会安全，因为暴政暴民并未失去生长的沃土。
专制引发的祸患如同洪水，一旦宣泻出来就难得回收。太平军初起，挟前所未见的爆发力，在疯魔般的蜃景煽动力宰制推动下，如饮狂药，陨石般冲向全国，伴随大规模的毫无理性的杀人，农村赖以生存的传统社会结构，予以毁灭性扫荡。洪天王，如果不是最大，也是历史上空前的特大杀人犯、纵火犯、盗窃犯、抢劫犯。杀害大量无告小民，好像切瓜砍菜。这个罪大恶极的孱头，野心则随时膨胀，目的并无半丝高尚。无辜百姓成了他好色狠毒、神经错乱的牺牲品，抛尸沟壑、千里荒芜，造成民间深重的灾难。并不是洪天王那一套有多高明，社会处处漏洞，人生看不到希望，甚至求基本的活命而不可的，于是久旱望云霓，洪天王因缘际会，也就得逞了。
就算官府是阁下不共戴天的仇敌，阁下要挖他的祖坟，索他的性命，总有一定的办法定点清除，以求冤有头，债有主，复仇才有所依归。然而洪天王根本变态，根本自卑、根本孱头，越是如此，他越是嗜杀、越是毫无目的的残忍，天王被围到最后关头，天朝本来荒谬的信仰和精神世界发生灾难性的崩溃。秀全本人饮药自尽，十几层厚布裹尸，死了还实行可怜的可憎的布礼，寻求荒谬的保护，以为躲藏层层包裹之中，就可躲避冤魂的追剿，以求阴魂不散。果然百来年后，他又投胎转世了；到他饮药的时候，也真是“大丈夫说不出来就不出来”那样一种心理了。但是躲了初一，也躲不了十五，最后还是被鞭尸、戮尸、铲尸……
曾国藩说，“军之胜败，时也，时未为可，圣贤弗能强，时可为，则事半而功倍”，瞬息千变万化，其安危在呼吸之间。洪秀全起事，蹂躏多省，地方糜烂，曾国藩以书生毅然练兵肩大任。功成之后，日夜忧危，敛退谦抑，意量之宏深，非寻常可窥。
“洪秀全既以宗教迷信埋没了种族主义，曾国藩为拥护民族文化而反对他，不仅在道理上可以说得过去，而且也是合乎一般民众的心理的。据说洪秀全围攻长沙时，左宗棠去见过他，劝他标识孔教，以《春秋》攘夷之义来宣传，洪秀全没有听从。可见士大夫对于汉族的耻辱，并非不知道，谁愿意做民族的罪人呢？只是洪秀全学识太差，又不懂得社会心理，装模作样，满嘴神话，弄得老百姓看不惯，士大夫还能寄以同情吗？我们对这一点要相当的原谅曾国藩。何况结果，在实际上已不啻把满清政权转移在汉人手中，为后来民族革命莫大的助力呢？”（萧一山《曾国藩传》）
祖雨宗风，满是不堪记忆。当年的凌辱与血腥杀戮，致令盗寇满中原。故排满为九世复仇，此也符合春秋大义。是和追求天赋权利，有生以来之自由、人类平等的诉求结合在一起的。因当年打压杀害的惨烈，而不得不潜入地下，再度的反抗，就有一个酝酿、生长，爆发的过程。在曾国藩时代，还未完全破土，必待孙中山及其助手出，方才有公然的大举，以超越的大智慧从根本着手，解除轮回式的被奴役的宿命，来造成宪政治国的构架和雏形。
辛亥革命起来，先以驱除鞑虏的民族主义口号为纲领；但等到民国肇建，采用的却是善待优抚之法，而绝非如太平天国妇孺俱屠。这是史上未有的共和精神，失却这种宽容，很难走向真正的共和。美国的南北战争，北方打的也是解放黑奴，统一国家的大旗。两军相对，杀伤颇巨，一旦南军言败，不仅不诛降将，不罪附逆，后台资助者也不问罪，也不责罚。如此民族精神和向度，洵堪奠定真正的终极目标：民主制度。
六
曾国藩的时候，虽然令后人扼腕，但他的行为，又是符合这个自然生长的过程的。试比较早前的岳钟琪对曾静的处理，国藩到底进步得多了。“默观天下大局，万难挽回。侍与公之力所能勉者，引用一班正人，培养几个好官，以为种子”（书札卷十二，致胡林翼），“今日所当讲求者，惟在用人一端耳。”（奏稿卷一）
“窃尝以为无兵不足深忧，无饷不足痛哭；独举目斯世，求一攘利不先，赴义恐后，忠愤耿耿者，不可亟得，或仅得之，而又屈居卑下，往往抑郁不伸，以挫，以去，以死。而贪饕退缩者，果骧首面而上腾，而富贵，而名誉，而老健不死，此其可为浩叹者也。”（何贻焜《曾国藩评传》）
对社会弊端的根本认识，锥心痛愤，故其伟岸，不仅作了晚清的柱石，更在政治思想达于对人本的考量，对人的处境的追问。事实上，如欲澄清吏治、扶持社会正义，其要件端在得人。而专制体制的本质，又在对于人性的杀灭，其所依靠者为暴力镇压和奴才文化，道德因素的滥用令其等于虚设，除了使百姓产生不切实际的幻觉，不可能带来实质性的社会进步。明君贤臣，只是昙花一现，其恶果循环不断。此际除了保持文化的传承以外，体制必与世界潮流接轨，否则无法可想。曾氏深深窥见了帝王专制的病灶病因，但他开不出药方或隐约觉察药方当为何者，而不敢开示。这跟他所依存的背景是一对深沉的矛盾。
他的治兵思想，和他的哲学思想密切相关。战后裁军，那确实是来真的，裁撤善后，俱回原籍；而在征募之初，就是有业者多，无根者少，“求可为善聚不如善散，善始不如善终之道”，而他本人在战后，心力交瘁，忧老成疾，“困疲殊甚，彻夜不寐，有似怔忪……”（王定安《曾国藩传略》卷四）
庄子说圣人不死，大盗不止。在后世的专制国，就更是如此。盖因专制所实行者，为逆淘汰机制，人间良善与才智之士在社会上总是没有市场，在政治上没有空间，而阴险恶徒，翻云覆雨品性下贱，因而嗜杀成性，这些人相当得势，而民众的代价就大了。恶徒尽量获得占有空间，进而以圣人自命，僭称王号，藉以骗塞天下耳目，实则与小民争锱铢之利，赶尽杀绝，精神勒索，无所不为。所以曾国藩氏既不能彻底反抗，则必空间越来越小，最后还有可能死无葬身之地，于是他选择了急流勇退。
他在人生晚期，讨捻军时，已有力不从心之态势——当然不完全是生理原因，他述说观点，已无先前的威重斩截；而指挥部队，更有心事重重的样子。所以当时社会舆论隐然期其自主东南，就人材、武装、大势观之都有可能，至少打成个“三国演义”是没有一点问题的，然国藩不为，人心的承受力很有限啊。
他的病，一半以上是心病，他的力不从心，更多的还是一种困惑。实际上，无论慈禧皇权，还是洪氏天国，对之都是半人半兽、难缠难解的实体，两者各有各的不可理喻。
无论他的文化传承怎样的渊厚，心性如何的正大，一时也竟束手无策。他的沉重的疲惫感，实在有着渊深的脱离之念，他虽以清廷为主要“股东”，但其观念隐约已有马放南山之势，纷至沓来的事务，越来越无从措手，主观上不值得为其效力之念昂然抬头。
但他以他的履历，这种脱离之念当然不可能发展为实际举动，反而衍生如磐心病，竟至忧郁成疾，他的脱离之念，是以牺牲老命的代价为最后之结果。
“与洋人交际，其要有四语，曰言忠信，曰行笃敬，曰会防不会剿，曰先疏后亲”（曾文正公书札卷十八）。对外交际，薄物细故，他主张不必计较，惟事之重大者，则当出死力与之苦争。其态度、心理方法都与林则徐有很相似的地方。曾氏在天津办理外交纠纷时，为洋人所说公道话，同时也违心处理民望甚高的地方官员，引至各方怨恨，而导致他心中的觳觫，非言可喻。
萧一山先生说，曾国藩遣散湘军，用心很深，也有讽刺李鸿章脚下的淮军之意。而且，解散以后，湖南人郁闷惨切，相率加入会党，这是在为渊驱鱼。“我们并不是故意找理由为曾国藩辩护，从全盘历史上看，他确实有他的机括，他的辞节制四省之命，一方固然要防外中内轻之渐，同时并有与贤才共天位之意，天下的事情多么繁赜，尽一个人能包办得了么？这种恢廓的思想和豁达的态度，真不愧为中国文化的代表人物，也可以说是理想人物了”。
（何贻焜《曾国藩评传》，正中书局，一九四七年刊行，一九九〇年影印，收入《民国丛书》第一套）
（萧一山《曾国藩传》，海南出版社，二〇〇一年）
（王定安《曾国藩事略》，重庆出版社，一九九八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