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年代，骑兵是战争胜负的关键所在，敌我势力的消长在于战马的多寡，“马上得天下”的道理即源于此。整个西北是多出马出好马的地方，汉武帝天马歌中的神骏，就出在敦煌的“渥洼地”。
早在汉代，朝廷在西北广设茶马司，专司以茶易马之职，武都（今西和洛峪）、成都为中国最早的茶马交易市场。北宋在陇南的阶、成、文设茶马司，南宋在阶、文、西和、宕昌设茶马场。元代战马多源于蒙古。到了明代，番人于边境以马易茶，岷宕之地尚在交易范围内。朱元璋严禁陇南与番人近邻的岷、阶二州与番人易马，令番僧戒行精勤者，每年进京朝贡良马。于是朝贡者不绝，以图朝廷重金赐赏。茶马场多设在边远的洮、河、西宁，乃至河西。这些茶马，数量很大，战线很长，因管理不善，运送途中死伤惨重。朝廷专设茶马御史沿途督察，使其有秩管理，以堵遗漏。陇南是茶马必经之地，自天水而来的马以及自汉中运往边地的茶，都要途径徽州。
明嘉靖十七年（1538），巡茶御史沈越在徽州之北的火钻镇，修建巡茶察院行台，为察院御史巡察茶马交易、运输和管理时驻节之用。
火钻镇，今徽县城北60里之榆树乡火钻村，位于县城过银杏峡门、榆树、高桥，通天水的河池古道上，是徽县北驿道的重要村镇。前有河流，背依峰峦，古松翠柏遮蔽，村落节次排列。明官吏陈棐路宿火钻镇，吟《火钻岭辞》一首，以记其真：
山尖石丹兮火钻巃嵸而在傍，春馆一宿兮寒气栗烈而侵床。
阴风渔翁林兮孤月照窗，仇池洞兮陈玄光。剡藤灿兮免颖霜，呵冻疾书兮（拂）袖忙。
旆北出兮惊飚凉，悬流洒雪兮怪石如房。岩峦亏敝兮势飞张，卉木胶轕兮兼丛篁。
石枣兮间马桑，铁杠兮杂黄杨，槲叶干兮蔓荆长，不见天日兮虎豹藏。
白狐立兮或跳梁，时挂树兮崖之羊，人上栗兮怵彷徨。
转折登岭忽开豁兮，北瞰万垒而青苍……
明兵部尚书王邦瑞路宿火钻行台，吟诗《宿火钻行台》以记之：
下马孤亭客路长，万峰回绕郁苍苍。山川不尽皆文物，禾黍犹存几战场。
峡石远连江水白，陇头近是塞云黄。危途总有登临兴，无奈猿啼欲断肠。
火钻镇行台竣工之后，立有碑石一方。碑名《新修巡茶察院行台记》，是我们了解明代陇南乃至整个西北茶马交易的珍贵记录。
徽州火钻镇，旧设茶批验所。后巡茶御史刘君奏请撤去，但官印未收。后来还派驻过大使，因无衙行事，如同虚设。应天沈君巡茶火钻镇后，在此设巡茶察院行台。当时，朝廷在茶马交易上的决策有了重大变化。嘉靖十七年（1536），御史刘良卿巡茶陕西，反京之后，上奏朝廷：“番地多马而无所市，吾茶有禁而不得通，其势必相求，而制之之机在我。今茶司居民，窃易马以待商贩，岁无虚日，及官易时，而马反耗矣。请敕三茶马司，止留二年之用，每年易马当发若干。正茶之外，分毫勿得夹带。令茶值踊贵，番人受制，良马将不可胜用，且多开商茶，通行内地，官榷其半以备军饷，而河、兰、阶、岷诸近番地，禁卖如故，更重通番之刑为律例。洮、岷、河责边备道，临洮、兰州责陇右分巡，西宁责兵备，各选官防守。”朝廷准奏。此奏旨在杜绝“窃易马以待商贩”的漏弊，以加强对茶马交易的管理，只准商茶通行内地，严禁诸近番设市交易，以诱番地良马。
御史沈越说：“虏酋一寇，众踰十万”，“不时南侵，墙堵而来”，“众寡不敌，以多软脆，望尘奔循，莫敢支持”。他认为凡此种种，并非虏强而我弱，“御虏在士，奋士在马”，“马力不齐，而欲士之奋者鲜矣。军士不奋，外欲攘敌以却虏，内欲安复以保邦者，未之前闻也”。振励军士在马，而广纳良马在茶。即所谓“畜马在茶行，茶在公署，公署不立，而欲士之奋者鲜矣。”火钻镇距徽州城60里，去秦州二百里，“而马由是通焉”，在火钻镇建察院行台，既不可无有，也不可迟缓。徽州火钻镇在茶马交易中的位置十分重要。
御史沈君一路巡察，深为茶马管理中存在的严重问题而忧虑。“大小儿课驹马万有四千有零”，其数比之额损失了百分之十三，究其原因，有的道死，有的拐逃，有的被盗。管理不善是十分惊人的。而茶的损失更为突出。保寨敝马是塞源之根本，寨堡之不济尤令沈君所担忧。
如是，御史沈君采取了大规模的茶马交易活动，“令汉中府岁办地亩，课茶五十四万，依期起运”。并对这次茶马交易及其管理提出了明确而严厉的措施。首先严明茶的管理，生产、运输、交易、贮备、巡理皆有规定，违者严查。其一，严禁生产茶的农户和加工茶的商户盗卖欺隐。汉唐以来，茶叶曾由朝廷进行垄断经营。宋元朝廷又立茶引法，茶由官府专卖，商人领引征税。明清官茶储易马，商茶给引征课，并发给茶商茶叶运销证，其运销数量和范围都有限制。中茶商人领引之后，不得辗转兴贩，别务生理。若久不完销，延误国税的，不论原籍远近，都要对其家属实施监候。其二，责令洮州、河州、西宁三道督察三茶马严格把关，茶叶运到后，官吏不得收售，粗劣的储于库内易马，好茶卖给商人以征其税。其三，茶运到后，责令守巡参将，立即指派各衙门巡捕官进行巡查，禁止西戎吐蕃、叠溪、松茂、西宁、嘉峪关诸处私贩茶徒，抗令通番偷偷交换马匹。其四，于运输中，又责令各驿站递铺衙门于茶叶发到站铺后要妥善储放于站铺并设了望哨，运茶的茶徒纳工拘役及贫病者各有所息。
对马匹的饲养管理也采取了严明的措施。有对甘肃和陕西最高军事机关掌马政官署的指令：“严视官军马匹，不得走失。疮疮而椿朋，地亩马价亦皆及时完征。”官马不得减饲料，驮私物。有对牧军的规定：“军马一到及时表领，勿得守至旬月，致马瘦损至”。修建饲马苑，周围要有丰盛的水草，马驹和雌马要分别监护。“圉长群头皆不得惰偷闲旷，以废其业。”又令苑马官署分管三路官员亲诣各该监苑，巡视养马的寨堡。寨堡“务必高墙深堑，坚实完厚，保障地方收敛，马匹勿致损失。”只要依此而行，认真巡查，真正做到“汉茶有招马之令，番人有市马之乐，监苑有饲马之实，寨堡有护马之所”，数年之后，其骏马之势不可不壮，边境有固也。
新修的巡茶察院行台一进二院，为厅院式结构。“正厅三楹，东西厢房共六楹，后厅三楹，则行台之地亦不下一二十楹”，且器用诸物，皆具备也。在小镇有了这样一座行台建筑，虽不和徽州城内可比，亦可称一时之盛。
据史载，嘉靖后，茶马之易必奉诏行事。万历二十三年，宕昌土司马存仁奉旨招中茶马，“八月，奉勘合招番中马，每年招中茶马十五匹，另于宝泉寺招中马十一匹”。是年四月，巡视陕西茶马御史李楠，请收岷州番马以充征骑，朝廷采纳之。
在茶马交易中，出现了一些新的矛盾。内地茶运至西北，多数用来易马，造成边饷亏缺，甘肃米价石银五两，户部因止奏停中马，召商纳米中盐。万历年间，茶商绝迹，五司茶空。陕西巡按御史毕三才，请令“汉中五州县仍输本色，每岁招商中五百引，可得马一万一千九百余匹。”部议，西宁、河、洮、岷、庄浪、甘六州茶马司共易马96000匹，着为令。
徽州茶运，自嘉靖后不断调整途中管理，使其更加完备。崇祯十四年六月，巡按陕西御史陈羽白奏于朝廷：自汉中至徽州，惟白水江为咽喉；自徽州至巩昌府，惟秦州三十里店为道中孔道。其三十里店，移交秦州守务驻扎。惟白水江罝口，旧设守备兵80人，今弃该地，宜派戍兵200人，马20匹，下至略阳，上至徽州，护送官茶。沿途荒废，酌筑房舍10余区储茶。朝廷准奏。
朝廷御史巡察徽州往来频繁，多有碑石记之。御史郑君监督茶税至徽，发官币银三百有奇，令知县修学宫。侍御刘公来徽州主持茶马之政，在徽州建“徽山书院”。侍御胡公巡按徽州，发公币银以两计者五十，增修“徽山书院”。又有监察御史、巡按御史等君，先后议合重修庙学。他们巡察徽州之政可谓匆匆而不绝。既来之，执事于职守，又以兴学建院为幸事，徽州地方得益颇多。
徽州行台至清初逐渐冷落。甘肃巡抚吴达善有令：甘肃茶课向为中马设，令其制已停。甘、庄二司地处冲衢，西、河二司临近青海，犹有销路。惟洮司偏僻，商销茶叶，历年改由别司销卖，但仍要交官茶封，仍归洮库，往往积至数十万封，始请疏销。应将洮司额颁行茶引，改归甘、庄二司给商征课，俟洮司库贮搭饷完日，即行裁汰。近年，今康县望关古道发现茶马道残碑，碑额“察院明口”，碑文尚存“巡案陕西监察（御史）”“示知一应经商人等”“茶马贩通番捷道”等字样。望关茶马道设于何时，不得而知。汉代成都之茶运往武都（今西和洛峪）销往少数民族，或走此道。宋代，宕昌是边境最大的茶马市之一，抑或走此道。明代，汉中通番茶马道经徽县北走天水。望关或为支道即捷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