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征得曾国藩的同意，胡林翼一日一次与曾国藩通信进行磋商，还给曾国藩的幕僚李榕等写信，请他们劝说曾国藩从速做出决断。他表达的理由：一是“事权不一，兵家所忌”，因此必须决出一人；二是考虑多隆阿为圣上所命，而且还牵扯到满汉关系，一旦多隆阿得不到任用，他极有可能做出有损大局之事，从而导致兵势“决裂不可收拾的局面”，而鲍超毕竟同曾国藩和胡林翼有一种情分在，即便不高兴，还可能看一面；三是相比之下，鲍超只是能战，而多隆阿则“临阵机智过人”。故此他说：“克己以待人，屈我以伸人，惟林翼当为其忍，为其难。非如此，则势必不济。如因此而鲍超请退，则留其兵与多。”
但是曾国藩坚执己见。胡林翼左右为难，“绕帐彷皇，呻吟昼夜，一夕，忽蹶起曰：‘兵事喜一而恶二三，屈我以伸人，今日是也。天堂拊潜、太背而扼其吭，地利既得，破寇必矣！’”不再照顾曾国藩的想法，直接上疏，奏请由多隆阿任前敌指挥。
胡林翼破釜沉舟，考验却留给了曾国藩。
鲍超闹了情绪，便派人到宿松向曾国藩请假，理由是母亲病重。曾国藩当然不准，急忙去信告知胡林翼：
鲍遣员来敝处请假，情词迫切，侍未许，嘱其来敝营小住数日，侍亲为劝慰，如不愿则必至尊处请假矣。闻此军近极精劲，规矩远胜在麻城时，断不可准假也，求以美言抚慰之。
鲍超来后，曾国藩热情款待，好言劝慰。及至前线军情紧急，胡林翼连忙写信向曾国藩通报，并没有通知鲍超。信到时已是二更时分，曾国藩告知鲍超，鲍超当即起身回营。这事见于曾国藩的日记，日记中没有其他记载，鲍超的返营，一如胡林翼的判断，无论怎么想不通，但关键时刻还是念及情谊，也可以说是深明大义。不过，无论如何，是不能排除曾国藩在其中的劝慰作用的。
双方开战以后，曾国藩密切关注前敌的一举一动，更是日夜悬心，查看这一时段日记，诸如，“悬念之至”、“寸心悬悬”、“心甚悬系”、“心极悬系”、“焦急之至”、“又极焦灼”、“寸心焦灼之至”、“片刻难安”、“行坐均若不安”、“竟日不怡”、“竟夜不寝”、“睡不成寐”、“竟夜不寐”、“竟夕不寐”，当然也有“心稍安帖”、“欣慰之至”之时。
多隆阿临阵突然变计，硬将霆营调往太湖城东北距太湖和潜山各四十里的小池驿独当前敌，此时天气恶劣，连构筑工事都来不及。曾国藩闻讯大惊，连夜致函责问胡林翼。胡林翼也十分愤怒，在给官文的信中，大骂多隆阿，但既已将统率之权交付多隆阿，便不宜干涉，只是委婉地加以提醒。二人都为鲍超四面受敌的处境担忧，且双方力量为一比八，而鲍超仅有三千多人，被太平军数万人重重包围，轮番猛攻。霆营伤亡惨重，处境孤危，连吃饭都得背靠墙壁。连续五日夜，与外界断了联系，不见多隆阿采取救援措施；前后被困二十余日，弹尽粮绝，几乎重蹈李续宾的覆辙。
危急时刻，曾国藩先派出十营六千人增援太湖围军，以防城内敌军溃围令鲍超等前敌腹背受敌，又派六营三千人赴太湖接守围城，抽出唐训方七营三千五百人增援小池驿，其后又两次抽兵驰援前敌，致使其宿松大营仅余四营两千人兵力，倘若太平军间道偷袭，曾国藩必跌危境。胡林翼也再调兵分头驰救。也许此举感动了多隆阿，终于出兵相救，并为霆营护饷。此时霆营已“不眠不食者三日二夜矣”。
曾国藩的出兵，对此次战役影响甚巨，胡林翼大喜过望，致函称谢：“连日得分兵喜报，巨跃三百，募中之客无不钦感，如龙马上山，舞蹈欢喜。”曾国藩却苦笑了一下，回信中有一句话：此次又是我输了。意思无非是我本想坚持己见，最终却没有挺住。
由于鲍超牵制了太平军主力，胡林翼预先安排在天堂镇的伏兵得以致用，仿佛神兵天降，令太平军骤然受挫，士气大跌，然后各部协力进击，纵火焚烧敌垒，前后毙敌两万多人，解散胁从数万。
太湖之战的胜利，胡林翼功归鲍超、曾国藩二人，他在《复翁同书》中说：“惟春霆之义愤孤忠、坚韧耐久，与我以破贼之机；惟涤帅之婆心救人，分防助剿，坚我以破贼之力。”
（第六节）凶危同浴火，日月终合璧
太湖失守，致令安庆门户洞开，曾国藩四弟曾国荃即率部于咸丰十年（1860）四月初十进围安庆。这一步棋曾经是包括曾胡在内的湘军，甚至整个清廷上下从咸丰四年起就已经谋定，谁料终成事实之际，竟是那样的不成共识。
因为太平军方面可谓英才辈出，继石达开首领风骚之后，陈玉成跃居前台，导演了三河大捷，随后洪仁玕和李秀成崭露头角，采用围魏救赵之策，攻陷了杭州，返身破了清军的江南大营，随后又攻克了苏州。
江南大营的崩溃，彻底打破了清廷汉人卖命、满人收功的美梦，不得不转而依靠湘军独拯东南大局，于是曾国藩终于获得了两江总督的地方实权。这对于曾国藩而言，在过去长达七年半的岁月里曾经梦寐以求，却万难到手，只好以“养活一团春意思，撑起两根穷骨头”的精神竭力自持。如今官位真正到手，曾国藩却表现出超乎常人的冷静与理智，他清楚地知道，这是清廷四顾无人的任命，同时，他也深知，这势必引发一番用兵方略上的较量。早在咸丰十年四月初一，曾国藩就接到上谕，要他和杨载福水陆东下。如果说这时的咸丰还是使用商量的口气，其后便是频下严旨，催促曾国藩舍安庆东下，以保卫苏州、常州为第一要务。备受猜忌、屡遭折辱、饱经忧患的曾国藩，绝不会重蹈攻克武昌后不该马上东进却持议不坚的旧辙，他上疏痛陈利害，固持己见。其间几经反复，终于扳倒了咸丰的手腕，却万没有想到，更尖锐的分歧竟发生在他和胡林翼之间。
当然，胡林翼起初是在为曾国藩谋划更大的方略。曾国藩出任江督，是湘军集团军政地位再上台阶的标志，因为两江总督下辖江苏、安徽（清初江苏、安徽同属江南省）、江西三省，这里物产富庶，是清廷的钱库和粮仓，紧承京畿重地位居第二，尤其是当太平天国建都南京以后，其战略位置更是举足轻重。就湘军集团内部，更是首席地位由胡林翼重归曾国藩的界碑。对此，胡林翼没有表现出丝毫的不快，相反倒是喜出望外。早在江南大营刚刚崩溃之时，胡林翼就预料曾国藩必得重用。及至得知曾国藩被任命江督后，不仅“气息为之一壮，眼神为之一明”，而且应曾国藩之邀，为曾国藩谋划了一个被誉为“大胆的、抽帮换底的全新方略”。他劝曾国藩“取远势、忌近谋”，“包揽把持”，放手大干，加募新勇四万，大胆荐才，于原定三路外，“另筹两大支，一出杭州，一出扬州”，认为“急脉缓受，大题小作，或恐不济”。
胡林翼的这一东征大计，的确再一次见证了他的才大如海，而且也为他在后世赢得了极高赞誉。但是终有不切实之嫌，因为分由谁来做，如由他胡林翼来做，也许能成，不过他当时的身体状况已令他力不从心，即便身体允许，也许仍有招架不住的可能。譬如，朱东安在《曾国藩传》中曾说出这样一个道理：攻破清军江北、江南大营，“正是太平军用自己的手搬去了湘军脚下的障碍，为其迅速发展扫清了道路”。而《太平天国战争全史》中还说及：“此时，曾国藩虽然手握两江总督的权柄，却坐视太平军将非湘系的潜在对手逐个消灭”。不管曾国藩是否真的怀有这样的心机，但客观上也许正是由于这些非湘系部队的存在，即便以胡林翼包揽把持之大才，恐怕也难免受到掣肘。
而由曾国藩来做便更不适宜，至少是为时尚早，以曾的谨慎性情，当时无异于让他只掌捂天，他心里没底。故此，他认定“安庆一军目前关系淮南之全局，将来即为克复金陵之张本”，将围攻安庆的方略坚持到底。不过，他还是部分采纳了胡林翼的建议，诸如，奏请起用贤才及委派人回湘另募新勇三千等。同时为了对咸丰皇帝出兵苏、常的旨意有所交代，于咸丰十年六月移师皖南，在徽州祁门扎下大营，因为这里距离江苏、浙江都很近，便于日后收复江、浙，其实是故作姿态，给咸丰皇帝一个台阶下，而真实的目的是要在这里牵制太平军兵力，以确保安庆之围。
洪仁玕则故伎重演，再施围魏救赵之策，组织二次西征，兵分五路，由长江两岸合取湖北，攻湘军之必救，以解安庆之围。其中陈玉成一路从长江北岸西进，经由皖北入鄂东，李秀成一路从长江南岸西进，经皖南入江西直至鄂东南，另外三路则用于牵制皖南和江西的湘军，以策应陈、李西征。最后关头，洪仁玕又组织三路人马，并亲自统带，与陈玉成会师，共解安庆之围。
当初，胡林翼见自己的大计不被接受，出于赤诚，他曾向曾国藩发火：“有此一副大本领，而迟迟不肯放手，吾且怨丈（对曾的尊称）矣。”及至八月份，太平军在皖南频频得手，宁国、徽州、休宁相继失陷，曾国藩应接不暇，久久牵缠滞留于皖南，不得东进。胡林翼在给左宗棠的信中说：“涤帅奉命已久，吴人喜极生怨……涤公之德，吾楚一人，名太高，望太切，则异日之怨谤，亦且不测。公其善为保全，毋使蒙千秋之诬也。”胡林翼是在为曾国藩着想，因为你已被授任两江总督，而总督衙门即设在南京亦即古时的吴地，那么尚在太平天国统治下的吴人势必盼望你亟早前去解救，而你却长期被牵绊在皖南，论道德你堪称两湖第一，名望太高，自然对你寄望过切，而今失望之余，势必转生怨谤，而且这种怨谤不知会达到怎样地步，胡林翼深为曾国藩感到惋惜，故此他拜托左宗棠对曾国藩善加保全，不让他蒙受千秋的诬谤。后来，在九月十八日《复阎敬铭》的信中，则将自己最真实的想法向知心好友倾诉：“涤帅于徽、宁之事，处处棘手，其治兵也，防患过深，如豳人塞向墐户之法。”他甚至断言曾国藩“德足以入文庙，功必不足入太庙”，他为曾国藩可惜，因“吴人渐怨”将来为稗官野史所肆意褒贬。
就在对阎敬铭说完了上述的话后，胡林翼居然断定：“株守安庆之围，必蹈和春之辙（指江南大营崩溃）”，“如异日有警，只有撤围之一法，足以保楚疆（这里主要指湖北）而全军旅。”这就意味着：他与曾国藩在东征大计上的分歧，最终落实到安庆之围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