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此，上有朝廷撑腰，旁有总督支持，胡林翼的威势已成，布政使、按察使也只好退避三舍，不敢与他争锋，于是湖北的吏权与财权双双收归胡林翼的囊中。他大刀阔斧，“劾镇、道、府、厅、州、县数十员，与僚属更始，奖廉惩贪，崇实黜华。抑奢竞，尚廉耻。于是官士承风，稍知吏事也”。这等于把人事任免权连同监察权从布政使以及监察使手中拿到自己手上。他包揽利权，为了将财政收入最大限度地投放军需，他把一省的财政权转移到军队的粮台，这就等于将财权从布政使手上拿了过来，而且将原来督、抚分设的粮台合成一家，由“胡林翼总局一体的酌发”。更有甚者，原来按常例上缴中央的赋税也几乎留省自用，至于府县更坚决不允截留，全部上缴到省。胡林翼的这些做法，应当说严重地破坏了清廷既有的规矩，变中央严控为地方自主，实际上是集中到自己手上。只是考虑剿灭太平军的需要，清廷只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于是，胡林翼集中了一大批贤才，一方面本着“培根本”的原则，奏请蠲免“江夏等四十六州县钱粮，以苏民困”
，一方面“开财源而致力于兵事”。对于后者，胡林翼深知，在战争的背景下，必须全力养兵，而“欲养兵，则不能不任劳怨以筹饷”。筹饷成了当务之急，刻不容缓。胡林翼通过改漕减赋、抽收厘金、整顿盐务、劝诱捐纳等措施，辅以“综核精密、严杜中饱”的管理，每年为湘军提供不下三四百万两的饷额，使湖北成为湘军最大的血库。
胡林翼本为湖北巡抚，只消管好湖北的事就是一绝对称职的好官。但是胡林翼毕竟枭雄，上任伊始便胸怀平吴（指江苏南京）大局，以打造湘军东征基地为治鄂的总方针和出发点，武昌和汉阳于咸丰六年（1856）十一月下旬拿下后，即刻水陆东下，直指江西，实施以上制下战略中的第二步：攻克九江。十二月，便进抵九江城下。
九江，古称江州、浔阳，为江西北大门，长江流经九江水域，与鄱阳湖和赣、鄂、皖三省毗连的河流汇集，如同百川归海，水势浩淼，江面壮阔。而且东南多山，地势险要。1853年（咸丰三年）9月，太平天国西征军攻占九江，由检点林启容率部驻守，严密布防，与对岸小池口（属湖北）、东五十里的湖口鼎足而立，互为犄角。1855年年初，曾国藩便是惨败于九江，开始坐困江西的厄运；湘军名将塔齐布因久攻九江不下而病死城下；罗泽南也曾参与九江之战，因不能奏功，才转战湖北。但是九江位于太平军的沿江防御体系中的重要一环，只有拿下九江，才能进而攻克安庆，最后捣毁太平军老巢南京。
胡林翼集中兵力，展开攻势。但是，初期因太平军由战略进攻转为战略退却与收缩，湘军进展顺利，一旦太平军转变战略，形势便发生逆转。石达开严令林启荣坚守九江，控扼江防门户，同时命陈玉成、李秀成突破皖北，据为基地，然后南北两路进入湖北，攻其必救，以缓解九江压力。西援以陈玉成为统帅，仗打得机动灵活，声势夺人。这样一来，以善守闻名的林启荣遏制住了湘军的速战急攻，迫使胡林翼不得不改以长堑围困之术；陈玉成的出色用兵更令胡林翼疲于应对，加上兵乏饷匮，几次濒临险境，甚至曾令李续宾撤却九江之围。
转机从石达开分裂出走开始，因为同洪秀全矛盾日深，这位太平军一流统帅石达开撒手上游战事，在安庆拥重兵不援，致令陈玉成孤军奋战，独力难支；而林启荣因几次出兵受挫，便蜷缩九江，坐视李续宾长堑挖成，失却多次破围机会。胡林翼抓住战机，各个击破，一方面在湖北打败陈玉成，另一方面先后攻克小池口和湖口，不仅切断了太平军军需接济之路，令三年前曾国藩湖口惨败后即被分为内湖与外江两部分的湘军水师重新汇合，更重要的是破除了小池口、湖口和九江互为犄角的城防体系，最终于咸丰八年四月初七（1858年5月19日）采用屡试不爽的穴地攻城法，轰塌了九江坚固的城墙。
（第四节）峰巅回馈重，霞光映雪红
胡林翼一柱擎天之际，并没有忘却他的恩主曾国藩，一旦自己的事业抵达巅峰，便饮水思源，不遗余力地回馈湘军，回馈曾国藩，从而将知恩图报诠释得霞光映雪。
曾国藩于咸丰七年（1857）二月奔父丧回到湘乡老家。此前近三年中，由于咸丰皇帝的猜忌，曾国藩只能以在籍虚衔的身份，艰难行事，诸如招兵、选将、购置武器，特别是筹集军饷，同湖南乃至江西地方实权派势力发生了尖锐的冲突，曾国藩被搞得焦头烂额，活像一头被困在笼中的狮子。故此，父亲的死倒像救了他一般，他立刻上疏请求回家守孝，而且不等皇帝回复，便扔下军队，径回湖南老家。咸丰皇帝当然不准，催他返军，他便趁机向皇帝倾倒苦水，以期得到圣上的体谅，授予他地方实权。然而时局却发生了剧变，尽管太平军连破清军江北、江南大营，却因内部自相残杀，东王杨秀清、北王韦昌辉等相继送命，太平军实力大损，这让咸丰皇帝产生一种错觉：曾国藩已经无足轻重，便批准曾国藩丁忧终制，即守孝二十七个月。
曾国藩被咸丰皇帝像一双旧鞋一样丢在一边，这不仅让胡林翼以及湘军上下为之不平，同时，对整个东征大局也形成缺失。咸丰七年（1857），九江未克，李续宾就担心湘军东下会受制于人，于是给胡林翼写信，一是陈明“目前涤公未出，湘楚诸军如婴儿之离慈母”；二是认为“有涤公在军，前路乃可无掣肘之虑；有公在鄂，后路乃可资接济之需”，而曾国藩不能复出，胡林翼则“独力强支”，他为之担忧。
李续宾的想法与胡林翼不谋而合，放眼东征大势，他自己必须坐镇湖北，离开不得，而前敌必须有人统帅，而这个人当然非曾国藩莫属。于是他密疏请旨令曾国藩复出：“李续宾、杨载福、彭玉麟之严厉刚烈，落落寡合，亦非他省将帅所能调遣。且军旅之事，以一而成，以二三而败……盖谋议可资于众人，而决断须归于一将，此又军事之大较矣。”胡林翼在这里讲了两点理由，一是悍将难驯，二是军事只能谋于众而决于一。就此得出结论：非曾国藩不能驾驭悍将，非赋予曾国藩实权不能奏功。
当初曾国藩就曾上书请要地方实权，如今胡林翼又旧话重提，咸丰皇帝擢拔胡林翼本意是以胡制曾，没想到胡林翼反如此热心地为曾国藩谋职，不能不让他感到气恼，其遭到否弃势所必然。既言前敌悍将无人能驭，那么清廷便命胡林翼离开湖北省城，坐镇江西九江，害得胡林翼不得不重新上疏，极言九江由李续宾、杨载福指挥，“早已预操胜算，万无疏虞，斟酌情形，暂可不必前往”。
及至咸丰八年（1858）夏，由于石达开自三月起进兵浙江，攻城略地，致令清廷震恐，因为浙江是清廷的粮仓。此时李续宾已攻克九江，声名大振，此前便实授浙江布政使，此后又加赏浙江巡抚衔，故此浙江籍的京官力争要李续宾回归本任。但李续宾同胡林翼早有默契，前敌由曾国藩节制，何况下一步图皖也着实离不开李续宾。故此胡林翼于五月初二上《奏陈北路紧要情形李续宾暂难赴浙疏》，这就为曾国藩的复出预留了空间。
清廷先是命漳州镇总兵周天受统率湘军萧启江、张运华、王开化等部援浙，后考虑周的资望不够，难以孚众，才改调满人和春兼领总督浙江军务。但和春此前已被任命为钦差大臣、江宁将军，负责重建江南大营，他死盯着南京城，欲建首功，不愿分心他事，便借口生病不奉圣旨。清廷没办法这才起用曾国藩。
但是曾国藩复出后，仍然不授实权。石达开从浙入闽再入赣复入湘，以图入川，曾国藩先于江西建昌即赣、闽边界扎下大营，后又移营抚州，四下分兵，辗转驰救，活像一位消火队长。当侦知石达开行将入川之意后，胡林翼便抓住时机，欲为曾国藩谋求四川总督的职位。他深知自己出面于事无补，便借助深受清廷信任的湖广总督即满人官文，特意给官文写了一封长达三千字的密信，陈述八种理由，诱说官文上疏举荐曾国藩，还不惜吹捧官文“心术德量”可比当年举荐林则徐的陶澍，强调奏疏“须声明有地方之责，则饷糈不匮，州县听令，乃于军务有益”，要“精心结撰”，“尤以必得总督为要着”。
但是清廷批准了曾国藩入川，却不给他总督实权。本来让曾国藩入川是曲线谋官，谋官不成，入川不仅失去意义，而且还令曾国藩既重蹈长达七年之久的客寄虚悬旧辙，又远离了剿灭太平军的主战场。曾国藩心里极不情愿，故此他行动迟缓，尽管上谕一道又一道地催促，曾国藩都以各种理由予以推托。居然就“托”出来一个机会，石达开于湖南的宝庆会战失败后，并没有马上进入四川，而是退回广西休整。胡林翼再次抓住机会，说动官文重新上疏，请求曾国藩留鄂，以合力图皖。尽管谋官不成，但毕竟使曾国藩重新回到武汉—九江—安庆—南京这一以上制下的主航道上来，而且还进入朋友的领地，胡林翼为他拨兵供饷，“事事相顾，彼此一家”，虽然依旧没有地方实权，但却有了家的温暖，这成为曾国藩一生的重要转折点，胡林翼的关照之情、济扶之义也深深地烙进曾国藩的心里。
（第五节）图皖分歧现，险中义生辉
曾国藩与胡林翼重新聚首、协力图皖的一个重要背景是三河之败。
三河之败的主角是李续宾，自罗泽南死后接掌湘军陆师，先是拿下武昌，接着又攻占了九江，由此成就威名，咸丰皇帝兴奋得赏了他浙江巡抚和黄马褂。按既定计划，李续宾是进取安庆，而且这是湘军真正的使命。可是途中他却突然接到命令，收复庐州。庐州在安庆的北面，同属安徽。对太平军而言，安徽紧邻南京，既是拱卫天京的屏障，又是天朝的粮仓。而庐州位于安徽中部，长江淮河之间、巢湖之滨，素有“江南之首，中原之喉”、“淮右襟喉，江南唇齿”之称，在安徽省会安庆失陷后立为临时省会，此后，太平军和清军在这里进行了反复争夺。咸丰三年（1853）一月，安徽巡抚江忠源因城破自杀；咸丰五年（1855）十一月，历经两年之久，清军收复庐州；咸丰八年（1858）八月太平军再次攻陷庐州。对于清廷而言，这里是扼制太平军北上的战略要地，与南方剿贼相比，咸丰更担心北京的安危。当时李续宾只带八千人沿江东进，直指安庆，突然改道庐州，则显兵力偏少，而且险关重重。当时没人为他说话，曾国藩复出不久，奉命赴援浙江，后欲转赴福建，而此时正滞留江西；胡林翼恰值母丧，回益阳守孝；湖广总督官文先是不敢出头，后又不发救兵；咸丰皇帝则接连下了十道圣旨催促李续宾速行。于是李续宾孤军深入，一个月内连克四城，于九月二十八日抵达三河镇。三河镇位于庐州南数十里，因丰乐河、杭府河与小南河三水交汇而得名。此时，李续宾军卒已减至五千，而且十分疲惫。太平军则号称十万甚至三十万。李续宾被重重包围，终致在突围时战死。
李续宾之死，是湘军的重大损失。而且全军覆没，致令湘军元气大伤，由此迅速改变了湘军与太平军之间的力量对比。围攻安庆的将军都兴阿赶紧撤围，胡林翼精心筹措的东征计划化为泡影。陈玉成趁势扩大战果，收复失地，积极筹备战略反攻，却因二郎河会战失败，西进的攻势被遏，撤至安徽的太湖、石牌。都兴阿则占据宿松，摆出进犯太湖姿态，令陈玉成不敢西进。双方处于胶着状态。胡林翼本因母丧丁忧在家，却不得不夺情复出，收拾残局。鉴于李续宾孤军轻进导致三河之败，胡林翼力主持重，务求保鄂，拥兵不进，并奏请曾国藩移师援皖。
清廷也看清了皖北战场的战略地位，早就命曾国藩通筹全局、谋划皖北军事。曾国藩经与胡林翼和官文会商，认为欲攻陷天京，必先进攻安庆，吸引陈玉成全力来争，迫其决战，将其消灭。一旦安庆得手，拿下天京便只是时间问题。
此时，敌对双方的目光全都聚焦于太湖，因为当时水路已由湘军水师控制，而太湖则位于安庆的西面，相当于陆路的门户。只有突破这一门户，才能拿下安庆；同理，保住这一门户，也才能保住安庆。而位于安庆与太湖之间的要塞石牌，已先期被湘军攻破，这就使太湖失去与石牌互为援应的优势，而且由安庆接济太湖军需的通道也被切断。
但占据太湖的太平军恃其城坚粮足，死守待援。为了避免伤亡，曾、胡二人商定采取围城打援之策，胡林翼还预先攻占了太湖北面的潜山天堂镇，在那里置下了伏兵。陈玉成亲率大军，兵分三路，循潜山城西、太湖城东，扎营七十余座，以解太湖之围。
恰在这时，曾国藩同胡林翼产生了分歧。就围点打援这一基本决策上二人是一致的，但在具体战术上，胡林翼主张以破敌为上，要出兵潜山，主动打援；曾国藩则主张以全军为上，要长濠坚垒，待敌来攻，避其锋锐，击其惰归。
应当说，曾国藩复出以后格外谨慎，偏于持重；而胡林翼于三河惨败后也慎重了许多，譬如，不强攻太湖，即是避免有生力量的消耗，但是与曾国藩相比，还是敢于冒险进取。此外在人事上，更让二人难以协调。因为这时候出现了一个新情况，前敌统帅都兴阿因为足疾回荆州将军任上养病，谁来接替前敌统帅，便成了棘手的问题。由于多隆阿是满人，深得皇上信任，明令多隆阿节制前敌诸军。却引起诸将的极度不满，最不服的当属鲍超。鲍超曾入湘军水师，后因在长江边上救了胡林翼性命，被胡林翼派去湖南招募三千人的队伍，胡林翼曾为他取字春霆，便将他的这支军队命名为霆军。在湘军所有的部队中，唯有霆军从未有过败绩，鲍超本人更被时人喻为战神，甚至有时仅凭霆军的旗子就能吓跑敌人。如今让鲍超接受多隆阿的统领，鲍超如何肯服。不只各部将领不服，曾国藩也坚决不同意多隆阿出任统帅，主张利用多隆阿与鲍超互不服气、争强好胜的特点，让二人在战场上竞功。为此连胡林翼要他出兵七千人的请求也委婉拒绝，其意自然是阻止胡林翼的决策。
直到此时，胡林翼才深切地想到，这一次远不同于从前，既不是主从有别，也不是一人独唱，而是两个人权位几乎相当，一个因号为“涤生”被称为涤帅，一个因字为“润芝”被称为润帅，但并没有明确谁负主责，在清廷，也许有意让二人相互制衡，而在自己同曾国藩，则要痛尝事权不一的弊害，不仅会影响战事决策，还会使两人曾经患难相扶的友谊面临更严峻的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