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公使第二次照会，欲杀府县。余坚执不允，渠无如何，顷于初九日回京，将与总署商办。闻布（普）国与法国构兵打仗，渠内忧方急，亦无暇与我求战，或可轻轻解此灾厄。
也就是法国公使第二次照会，提出要杀知府知县。我坚决不肯，他也没有办法，等初九回京，将和总署商量办法。
听说现在普鲁士与法国正在打仗，法方疲于奔命，不可能和我方开战，也许可以因此平安度过此劫。
李鸿章于七月七日带兵起程赴津，他在五日的奏折中提出了对质之说，他认为：“外国审办命盗重案，必以证据口供当堂质对，反复研究乃能定谳，与中国明慎用刑之意略同。”也就是外国审判重案，一定会当堂对质，然后再经过反复的研究才能结定案，这和中国的明慎用刑的意思大致相同。曾国藩十分信奉对质一说，他在给奕欣的信中也提到了李鸿章当庭对质的说法，他认为“府、县主使一节，彼固未能指出证据，本已无可质对”。也就是说洋人认为此事是知府、知县主使的说法，根本拿不出证据，也就无质可对。所以他开始对法方展开拖延的政策，并给张光藻、刘杰二人放假，让他们一个去了顺德，一个去了密云。但无论如何，也要给法方一个交代，所以曾国藩开始着手缉凶抵罪，他本着杀人偿命的古老的朴素法律观，认为只要“查出二十一人，一命抵一命，便可交卷”。但这项工作进展得很不顺畅，直到七月二十四日，才抓获十余人。罗淑亚等人极为不满，大闹总理衙门。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英国公使威妥玛“固欲从中取利”，开始多方煽动，而且此事波及多国，所以虽然适值普法战争之际，在天津教案之上普方也未和法方产生分歧。形势又一次陷入僵局，朝廷便再次将责任全部推卸到曾国藩身上，深责他是“惑于众论，挠于清议，不肯切实办理”。被戴上了“不肯切实办理”的大帽子，曾国藩“四顾茫茫”，他给李鸿章写信道：“自阁下外，未知巨艰更将谁属。”也就是把对未来的期盼全部搁在了李鸿章身上。天津教案到此时对曾国藩来说已是不能承受之重，所以他急切地盼望李鸿章能为他分忧解难。李鸿章虽迟迟未到，七月二十四日，他的部下洋务派中坚力量丁日昌却及时赶到天津。一到天津他便展开缉凶，不到一个月也就是八月十四日他就已抓获八十余人，让曾国藩暂时松了口气。
七月二十六日，着名的“刺马”案发生，两江总督马新贻遇刺身亡。八月初四，朝廷调曾国藩加任两江，李鸿章则替补为直隶总督。曾国藩本可就此卸下重担，但朝廷又令他：“刻下交卸在际，务当遵奉昨日谕旨，严饬地方文武员，并将在逃首要各犯尽数拘获，并会同毛昶熙、丁日昌、成休将现获各犯详细研究，务得实供。”也就是要求他去职之前，先完成手头工作。
八月十二日，李鸿章终于赶到保定。剿捻之后，他一度因为清廷“抑李扬曾”的政策，深不得志，来津之前，他刚从“无足轻重之地”贵州来到陕西“剿回”，此时“剿回”他要打交道的正是多年的冤家对头左宗棠，所以他一直消极怠工，“借防秦养拙”。此番的天津教案，让他看到自己翻身的机会，赴津之时他曾向丁日昌表示：“在陕本为赘疣，藉此销差，泯然无迹，一意驱车渡河。”也就是天津教案将他从赘疣的境地解救出来，让他可以借此机会悄然脱身。但是既然要咸鱼翻身，就一定要来个精彩的亮相。所以，他虽早就知道恩师已焦头烂额，本应速来为其分忧，但是他却在保定逗留不前，不仅如此，他还在奏折中说：在天津、河南、山西交界的地方“有游勇滋扰教堂”，所以“也为防陕西土匪回窜”，他必须“暂驻保定以布置后路”。
另外他还表示自己近来身体不适，需要在此“调养肝疾”。各种不合常理、不能服从的解释，都欲盖弥彰地告诉所有人他如此推托，自是不想接手曾国藩的烂尾楼。
在八月十四日他致信曾国藩道：“鸿章冒暑远行，莅省后委顿异常中，不得不略为休息。”也就是他因冒酷暑长途跋涉而身体委顿，所以不得不在保定略做休息。之后他更是毫不隐瞒自己不愿“以初政即犯众恶”的私心，更不愿承担“犯众恶后”万事都“难设施”的后果。所以他想等曾国藩“将凶犯议抵依限议结”之后才来接手，议结的期限是八月二十三日，他一直深知“拿犯一节，实为题中要义”，还偏要等曾国藩议结之后，他再一力承担，恐怕他最后承担的只有美誉，恶名的包袱自然还是要曾国藩自己扛起。
李鸿章不愿接自己的烫手山芋，曾国藩却并无埋怨，他知道李鸿章不愿与他分谤，却也理解之，他既然已经决定舍身舍名，且“中外责望”也都加在他一人身上，便也不在乎别人是否能来分谤。曾国藩常说办大事要找替手——政治接班人，如此才能不至于人亡政息，将衣钵传于李氏是他长久以来的愿望，所以在此薪尽火传自己承担所有恶名，保全李鸿章的声望，也不失为一件美事。
八月二十三日，议结期限已到，曾国藩向朝廷报上了惩办名单，名单早拟定正法者十五人。名单上报之后的第二天，李鸿章便立刻病愈抵达天津，曾国藩亲自迎接。即使已到津，李鸿章也没有马上接手案子，直到九月六日，双方才交接了关防。就算做了交接，曾国藩还是继续独自一力承担，他于九月十三日上奏了第二批惩办名单，正法五人。九月十六日，天津知府张光藻、知县刘杰由部议定罪，发配黑龙江。直到此时，曾国藩才完成了所有的处理。终于能够结案了。
九月二十日，已是新任总督的李鸿章，奉旨将十六名主犯斩首，十一月十四日，又将二十人犯分别判为军杖等刑罚。李鸿章在信中所说的“此外未了各事，必为一力担承”，其实也不过是把曾国藩炒好的菜端上了桌。但是他却在致庞钟璐的信中吹嘘道：“津案缉凶赔偿，事事办到，法国即无布路斯（普鲁士）战败之事，似亦惬心。”清廷力赞李鸿章办事得力，之后更是裁掉了三口通商大臣，将所有有关洋务海防的事宜都交与李鸿章这个直隶总督管理，最后又将李氏钦差大臣改称为北洋大臣。精明圆滑的李鸿章真是打了一个漂亮的翻身仗，他深谙为官之道，更清楚地明白，恩师已是廉颇老矣，自己闪亮登场的机会已经到来。从此之后，他更是手握重权，“在晚清的政治舞台上纵横捭阖，其地位和声望，都是曾国藩所不能望其项背的了”。
聚光灯照在李鸿章身上，他在台上收获着鲜花和掌声，曾国藩悄悄转身、黯然离场。原来的全部荣耀都湮灭在众人的唾骂中。南归的路漫长而又凄凉，路宿腰站之时，平原县令竟未按例“办差”，曾国藩只能“自行租店买食而已”。他对天津教案的处理诸多反思，他认为自己“办法太柔，后患方长”，在三天后的日记里他写道：
思余年来出处之间多可愧者，为之局促不安，如负重疚，年老位高，岂堪常有咎悔之事？
一个举子曾写了这么一副对联：杀贼功高，百战余生真福将；和戎罪大，早死三年是完人。
早起，蒋、萧两大令来诊脉，良久去。早饭后清理文件，阅理学宗传。围棋二局。至上房一坐，又阅理学宗传。中饭后阅本日文件。李绂生来一坐。屡次小睡。核科房批稿簿。傍夕久睡。又有手颤心摇之象。起吃点心后，又在洋床久睡。阅理学宗传中张子一卷。二更四点睡。
这是同治十一年（1872）二月初三曾国藩于金陵写下的最后一篇日记，直到生命的最后，他依旧按部就班地研究理学，阅读、整理文件。同治十一年二月初四（1872年3月12日），曾国藩午后在花园散步，突发脚麻，被长子曾纪泽扶回书房后端坐三刻逝世。曾纪泽写给曾国藩旧友刘于浔的信函中写明曾国藩是“偶行散步解闷，忽而中风”而亡。
恩师的忽然离世让李鸿章悲痛不已，“忧悸欲绝”，他在致曾纪泽和友人的信中写道：“初犹疑来信怳惚或者晕过复苏……而吾师果已死矣。不可复生矣。天乎天乎，奈之何哉。”“师相之变，实出意外，闻信至今，怳惚惊悼如梦如迷。诸公左右追随，更不知如何伤感。”
“如梦如迷”、“不知如何伤感”方是最重的伤痛，三十年前，李鸿章一袭青衫拜入曾氏门下，“从游几三十年，尝谓在诸门人中受知最早、最深，亦最亲切”。对于恩师的仙去，他“肝肠寸裂”！没能见到恩师的最后一面，是李鸿章的一大憾事。
李鸿章深知恩师“一生清苦自强，不为子孙谋名利，身后乃尔零落，虽才如劼、栗，已为守分佳子弟，尚累累若丧家之犬，托钵于人”。看到曾氏后人如丧家之犬，不知道李鸿章想没想起自己颠沛的岁月，但他肯定没有忘记恩师对他的提携、扶持，所以他一直对曾国藩的后人多加照拂，以此略报师恩。曾国藩长子曾纪泽于光绪三年（1877）守制期满后，由于其精通英文，经郭嵩焘推荐，李鸿章认可，在光绪四年任出使英法大臣。次子曾纪鸿则由李鸿章资助捐待郎中，分以兵部武选司学习行走。
从1843年到1872年的三十年间，曾、李二人虽有分合龃龉，却也算有始有终，配得上“薪火相传”四个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