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先生曾在南京陆师附设的路矿学堂学习开矿与修路，因而接触到了金石学（矿物学）、地质学等自然科学，但赴南京之前，所学的却全是中国古代的典籍了。据周作人介绍，他在十六岁前四书五经都已读完，此外又读了《尔雅》、《周礼》等。在读书方面，鲁迅广采博览，尤其爱看被正宗学者排斥的所谓“杂览”如《神灭论》、《鸿明集》、《窃愤录》、《明史录汇编》以及文学、绘画方面的着作，故而可以说，鲁迅在东京之前，所受的教育，尤其是对他产生具有根本性影响的东西依然是属于人文科学领域的东西。周作人在《鲁迅的青年时代》一书中曾介绍鲁迅留学日本学医的情况，其中谈到了鲁迅的学习成绩。有一张一九零五年春季升级考试的分数单，记录了鲁迅当时的考试成绩。其中，解剖五十九点三分、组织七十三点七分、生理六十三点三分、伦理八十三分、德文六十分、物理六十分、化学六十分，在一百四十二名学生中名列第六十八名。在这张分数单中，成绩最好的是伦理课，最差的是解剖课，其他基本上在六十分刚多一点。这一比较，我们也可以看到，鲁迅的学业，属于自然科学方面的比较差，而属于人文科学方面的比较好。虽然周作人列举的这一张成绩单是为了证明鲁迅在考解剖课时没有得到泄露的试题，但我们从中似乎也能找到鲁迅改变学习专业的一个侧证。
还有一个更为间接的侧证则是在鲁迅《藤野先生》一文中透露出的。文中说他在仙台学医时，受到了日本学生的歧视，怀疑他得到了教师泄露的解剖课试题。于是鲁迅先生写道：“中国是弱国，所以中国人当然是低能儿，分数在六十分以上，便不是自己的能力了。”这里鲁迅抒写的是一种民族的怨愤，由中看到了弱国给国民带来的耻辱。但其中“分数在六十分以上，便不是自己的能力了”一句，除了其具体的语境中所包含的深意外，我们还体悟到鲁迅先生平时的解剖课成绩并不好，甚至很少超过六十分。因为当时在仙台的中国留学生只有鲁迅一人，这在周作人的书中已有介绍。鲁迅之所以去仙台学医，而不留在东京，是因为东京的中国留学生太多，其中很多人不学无术，搞得乌烟瘴气，他想换个环境。而“仙台医专因为比千叶金泽路远天冷，还没有留学生入学”，这里的留学生即指中国的留学生，当然理解为泛指各国留学生也可。反正在仙台医专，正如鲁迅先生在《藤野先生》一文中所说，这里“还没有中国的留学生”。那么，“分数在六十分以上”所云，只能说鲁迅自己了。
说了这么多的话，实际上只是想说鲁迅尽管在仙台医专，而他由于“文化背景”的作用，实际上对学医的兴趣并不高。他更感兴趣的可能是人文科学方面的知识。事实上，鲁迅自己也曾说过“可惜我那时太不用功，有时也很任性”。所谓的用功，当然是指对仙台医专的功课的用功了。
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一个人一生的发展与其从小受到的教育是有着很大的关系的。尽管由于种种原因，认识到学习自然科学的重要性与迫切性，但在个人才能的发挥上，理智大不过情感，就是说理性上的认识难以抵御个人的兴趣。在学习专业的选择上，鲁迅、胡适、郭沫若都经过了一个从自然科学向人文科学转换的过程。这是他们的共同特点。其转换的原因有很大的成分甚至非常重要的成分是由于社会政治的原因。但是我们不能把这视为唯一的原因，还要考虑到更多的其他的原因，如由于所受的教育而形成的“文化背景”对一个人的重要影响。这一影响似乎不是个人性的，而是一个时代或一个民族文化组成中的重要内容。出生在二十世纪和十九世纪交界之时的人们，从小所受的教育，主要的还是国学，而不是现代自然科学。因而他们日后的发展也更多地体现在人文科学方面，而不是自然科学方面。如果我们了解一下近现代中国文化史，也许会看到在人文科学方面卓有成效的人大概会大大地多于在自然科学方面卓有成效的人。如此想来，教育问题，或者换句话说，文化背景的问题就不是一个小问题了。它可能要影响到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发展与进步。
4、傅斯年的另一种贡献
说起傅斯年，人们都知道他是五四运动时期非常活跃的学生领袖。他和北大的同学一起创办了《新潮》杂志，还是五四大游行的指挥之一。尽管他的同学罗家伦说他是一个感情用事的人，脸皮比较薄，因为一个浙江籍的姓陶的同学在五四那天因意见不合打了傅一拳，傅便不再做事，但无论如何，五四与傅斯年这个名字是难以分解的。傅斯年的另一个功绩是创办“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同时，他对国民党的腐败也多有批评，特别是写文章批评、攻击孔祥熙、宋子文等政要，被人称为“傅大炮”。
在北大学习的时候，傅与胡适、陈独秀等关系比较密切。他和同学们创办的《新潮》就受到了胡的支持，并且学校还拨出经费予以资助。后来傅出国留学，对胡适也是牵挂有加，曾写信婉劝胡不要自做青年的导师。当然他与胡适的友谊非同一般，对胡适的关爱可谓拳拳之心，殷殷之意。相比之下，与鲁迅的关系，就远了一些。我想这主要有这么几个原因。首先是鲁迅并不是北大的教师，而仅只是在北大兼课，这样相互之间的接触就自然少了许多。虽然同属新文化阵营，但毕竟许多事情不太方便。其次我以为他们的价值观不同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傅在思想上更倾向于胡适，而疏远鲁迅，所以在相处上也有一些距离。直到鲁迅赴广州中山大学任教，因顾颉刚等种种事情，使鲁、傅之间的距离越来越大，几近伤了感情。但有一件事却是知之者甚少的，那就是傅斯年是比较正式地评介鲁迅的第一人。
最近张梦阳先生的《中国鲁迅学通史》就国内对鲁迅的研究进行了梳理。他指出，最早对鲁迅小说进行评价的是一九一九年二月一日出版的《新潮》一卷二号。上面发表了署名“记者”而实际是傅斯年所做的对鲁迅小说《狂人日记》的评介，认为《狂人日记》是“中国第一篇好小说”。到四月份，傅又以孟真署名，发表了《一段疯话》，对鲁迅的这篇小说做了更加详尽的评论，认为这篇小说“对于人世的见解，真个透彻极了。”他还在与鲁迅的通信中指出，“《狂人日记》是真好的，先生自己过谦了。”在傅的文字之前，鲁迅的小说也曾引起过人们的注意。这就是鲁迅作于一九一一年，发表于一九一三年的文言小说《怀旧》。当时《小说月报》的主编恽铁樵先生随小说做了十处评点，十分赞赏这篇作品。但这种“评点”还不是严格意义上的“评论”。
有趣的是对鲁迅杂文的评论，也是傅斯年最早做出的。一九一九年，鲁迅在《新青年》上发表了一系列的《随感录》，引起了《时事新报》的批评。对此，傅斯年在《新潮》撰文发表反批评文章，表示对鲁迅的支持。他认为，鲁迅是“能做内涵文章的”，“至于有人不能领略他的意思和文辞，是当然不必怪。”
鲁迅在中国文学和文化史中的地位是不必多言的。但对鲁迅最早在精神和道义上进行支持的竟然是他的非正式的“学生”，这一历史还不太被人所知。说傅是鲁迅“非正式”的学生，乃是因为当时鲁迅还没有去北大兼课，而傅斯年也未必知道“鲁迅”或“唐俟”就是周树人。但精神上的相同和立场上的一致，使他们发出了同样的声音，指向了同样的敌人。是傅斯年在战士孤寂的呐喊声中给了鲁迅以勇气和力量，从而使他不至于感到荒野的无奈和寂寞。如果我们说傅斯年“发现”了鲁迅当然是无稽之谈，但我们说傅斯年最早给了鲁迅以支持却是事实了。
5、张恨水的内容与形式之痒
最近读了张恨水先生公子张伍所做的《我的父亲张恨水》一书，对张恨水先生的创作、人事有了更多更细致的了解。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的文学史教材中，张恨水先生是被列为鸳鸯蝴蝶一派的。虽然就我而言，对张先生的了解很少，但也多少得知他是写了一些抗战题材的小说的。但对他的为人经历可谓知之甚少。我想这是否也从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一般人对恨水先生的所知所解。张似乎是现代作家中创作作品最多的作家或者其中之一。他一生写了三千多万字的小说，还不包括那些被他反复修改甚至重写的作品和大量的未曾发表的诗词歌赋书信日记，以及小说等等。
他当然也是拥有读者最多的人之一。他的一生最主要的收入就是稿费。
在最多的时候他用稿费在北京创办了北华美术专门学校，并创办了《南京人报》。稿费的多少完全可以反映出一个作家受读者欢迎程度的大小。
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市场占有率”的大小。张恨水的作品一是多，种类多，数量多，字数多；二是长，动辄大几十万字上百万字，连载好几年。
如《春明外史》从一九二四年四月十二日开始写起，在北京《世界晚报》副刊《夜光》上连载，至一九二九年一月二十四日全部载完，共一百余万字，写了五年之久；三是受欢迎，读者往往要先睹为快，排队等候将要出版的连载了张恨水小说的报纸。有的甚至为书中人物的生死给作者写信，要求作者不要让自己喜爱的人物死去，等等。张恨水的小说是用《红楼梦》的办法来写《儒林外史》，“以社会为经，言情为纬。”这都是他向读者交代过的。他关注社会现实，因而对社会，特别是对当时军阀混战、民不聊生的社会现象予以辛辣的批评。他还是最早描写抗日战争题材的作家。
早在一九三一年的时候他就已经写了《太平花》、《满城风雨》等书。由于张恨水先生积极宣传抗日，受到了日军的抗议，于一九三五年秋天被迫离开了北京。此后他仍然创作了大量的抗日战争题材的小说。如以其弟张牧野的抗日游击队为原型的带有纪实特色的小说《巷战之夜》，描写南京大屠杀的《大江东去》，以国民军七十四军五十七师，代号为“虎贲”的湖南常德守军在常德守卫战中与日军英勇作战，全师八千余人，最终生还八十三人，击退了日军，保卫了国土的悲壮事迹创作的《虎贲万岁》，等等。
他积极创作这种“国难小说”，就是为了“略进吾一点鼓励民气之意，则亦可稍稍自慰”。抗战爆发后，张先返故乡安徽潜山，后只身西行来到当时的重庆，住在离市区二十公里远的南温泉的三间破草屋，一住就是近八年。“入蜀三年未作衣，近来天暖也愁眉，破衫已不像东西”，其生活的艰难可见一斑。但张恨水并没有丧失对胜利的希望。他依靠做记者当编辑来维持生活，并积极宣传抗战。他在《新民报》主持副刊的编辑，并为自己编的副刊名为《最后关头》。他为副刊规定的内容为：抗战故事、游击区情况一般、劳苦民众的生活素描、抗战韵文。他坚持抗战的态度是坚决的，行为是积极的。
从小说创作的角度来说，张恨水一生的作品内容进步，批评揭露了旧社会制度的种种黑暗和罪恶，歌颂了抗战英雄；其风格贴近大众，深受读者的喜爱。特别是用新白话文写作，把读者对象确定为社会下层群众。他认为所谓的“新派小说”，“匹夫匹妇对之莫名其妙”。他很好地改造了旧小说，使新文学与大众的联系变得十分的紧密，或者说他是一位较好地实践了文学大众化的新作家，与当时许多作家，特别是广有影响的大作家那种“文人化”、“精英化”的创作可以说大有不同。但奇怪的是，在现当代文学史中，张恨水却似乎是一位到不了主流地位的“另类作家”。人们在更多的时候总是把他作为“鸳鸯蝴蝶派”来看待述说。而事实是，连张恨水也绝不承认自己属于这样的流派。
是不是我们更看中了张恨水小说在形式上的一些特点？比如，他常常将男女情爱写入作品，并作为作品的主线。这使我们忽略了他作品对社会问题的关注而以为在讲一些男欢女爱才子佳人的故事？特别是他用的是“章回体”，在表达上是典型的“旧形式”，无论其内容是什么，仍然可以很方便地说他是一种“旧瓶装新酒”，因而就很简单地把他划入了某某派中。更何况他的作品是那样地繁杂，要想认真地读完确实很不容易，不妨人云亦云，凭感觉来下一点结论。当然，这与张作品的思想情感深度也有莫大的关系。用“旧瓶”来装“新酒”本身就容易被人误为是“旧酒”，更何况这其中还有许多旧的局限性。要用它来表达新感情和新认识当然不是那么的容易，那么的自由，那么的贴切。如果不去很好地品尝的话，我们很可能就认为它是“旧瓶”里的旧酒，张恨水先生的被忽略也就成为一种可能。如果是因为其深度不够的原因的话，我们还可以聊以自慰，而如果是因为前所述之形式上的原因的话，就说明我们的思维方式存在着很大的毛病和偏差，我们的学风还不够纯正科学。这正是我们的悲哀，也是张恨水先生创作内容和形式之“痒”。他的内容，即使你再不愿意也要像“痒”一样存在，并顽强地表现自己；而他的形式则成为使他处于尴尬境地的“痒菌”，既遮蔽了我们的眼睛，也使张恨水先生处于不应当之地，直到今天，我们还看不清他本来应该有的面目。
6、美丽者自然美丽--写在林徽因诞辰100周年的日子里
林徽因先生诞生于一九零四年，到现在是整整一百年了。也许是纪念她的百年诞辰，坊间关于她的书出了许多。其中有杨永生先生编的一本《记忆中的林徽因》，标明了是献给她的一百周年诞辰的。而其他的书则没有。而且也少见媒体上有关纪念的宣传、活动和报道。是的，作为二十世纪的文化名人，她似乎还没有那么大的知名度或者影响力。即使被人提到，也常常被掩盖在别人的光辉之下，或者以被误解者的身份出现。比如，人们只知道她是梁思成的妻子，却不知道她对梁思成的影响有多大；人们只知道她是一位新文学运动中的女诗人，却不知道那只是她的“闲来之笔”。她一生的爱好、追求在建筑学，而不是诗歌。她不是大诗人，不是大作家，不是大教育家，甚至也没有太多的人认为她是大建筑学家。事实上更多的人不知道她在中国建筑学上的具有开创意义的贡献。她把自己的才华献给了热爱的事业和丈夫，从来也没有想到要从中得到什么，比如名和利。她只做自己能做的和想做的，而从不考虑自己做了之后有什么回报，能得到什么好处。功利与她无缘。事实上，直到今天她还能被人们所记忆和怀念，恐怕首先不是她在文化领域的建树，而是她所具有的几近完美的人格形象和人格魅力。她是二十世纪前半期中国知识分子人格形象最为典型的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