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蔡元培的“同等学力”
最近读到了一九一二年蔡元培先生刚刚长教育部时亲笔起草的《大学令》。全文只有两页纸，也就是不到一千字的样子。它的第一条是“大学以教授高深学术，养成硕学闳材，应国家需要为宗旨。”这是关于大学性质的定义。在《大学令》中，有三个地方提到了“同等学力”，它们分别是在第四条中，规定“大学设预科，其学生入学资格，须在中学校毕业，或经试验有同等学力者。”在第五条中规定，“大学各科学生入学资格，须在预科毕业，或经试验有同等学力者。”在第七条中规定，“大学院生入院之资格，为各科毕业生，或经试验有同等学力者。”可以看出，这三个地方都是对学生入学条件的限制。即对入大学预科、本科和大学院的学生的规定。这个规定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达到相应的学历规定者，二是经试验有“同等学力”者。这就保证那些已经接受了相当程度的教育者能够有机会进入相应的学校学习，同时也为因种种原因没有接受相应的教育，但通过自学达到了相当的水平的人们提供了机会。蔡元培的《大学令》体现的是从人才出发，为培育人才服务的教育思想。
蔡元培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他重视“同等学力”者是实实在在的重视。以长北京大学期间聘用教师为例，就可以得到很好的说明。胡适在哥伦比亚大学毕业时只有二十七岁，可谓乳臭未干不到而立的小伙子。而且他的博士学位还没有拿到，严格地说他还不是博士。但胡适已经发表了一系列倡导文学改良，推动白话文学的文章，产生了重要影响。所以蔡元培聘他为北京大学的教授。其聘金很快由月二百六十元升为二百八十元，成为当时北大薪水最高的教授。论资历，胡适还不到三十岁，从未在任何一所大学任教；论学历，胡适没有取得博士学位；论经验就更谈不上了。但蔡元培论的是“学力”，是一个人的才干。如果说胡适还在美国名牌大学留过学，也算是一块招牌的话，完全凭自学被北大聘用的梁漱溟就更为典型地体现了蔡元培的“同等学力”思想。梁八岁时入北京中西小学堂，小学未届毕业，即入顺天中学。至十九岁时中学毕业。梁漱溟之“受正式教育的时日，即止于此。此后即未能再受正规的教育，入较高的学校求学。”但是在一九一七年的时候，蔡元培先生却聘他到北京大学任教，请他讲授印度哲学和中国古典哲学。这全是因为蔡元培看到了他撰写的《究元决疑论》等很有水平的学术论文。蔡元培没有因为他是中学毕业而另眼相看，而是就学识论人事，对梁期望有加。
“学历”与“学力”显然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前者强调的是求学受教育的“经历”，后者强调的是学识和能力。
一般来说，学历越高，接受的教育程度越高，学识也应该越高。但人世间的事就是有许许多多的例外。学历与学力并不总是呈绝对的正比关系。复杂的现实总是比简单的概括要丰富得多。但只要做到“以人为本”，“实事求是”，就会人尽其才，物尽其用。可惜的是我们现在很多情况下更看重形式的东西，而忘却了本质。即以“学历”而言，就我认识的人当中，就有好多人虽然身为教授，却还要去考取本专业的“博士”，不知这是出于什么原因。大概也是因为“学历”的缘故吧？
2、素质随想
戊戌变法时，蔡元培先生正在北京做翰林院编修，并和友人创设了一个东文学社，学习日本语言和文学。变法失败后，蔡元培有一个观点，认为“康党所以失败，由于不先培养革新之人才，而欲以少数人弋取政权，排斥顽旧，不能不情见势绌。”蔡元培的意思是，康梁变法，其所以失败，乃是由于没有与之革命行动相适应的人才。换一种说法就是人民大众的素质跟不上革新派的行动。当然，这里所说的素质，指的是大的方面，或者也可以说是一种有关国家和社会公德的公民素质。因为它直接涉及的是国家和社会发展、进步的大事。从这点来看，蔡元培先生所见确为深刻。因为一个国家的发展和进步是不能单单依靠少数人的努力就可以达成的。它应该建立在整个国民素质的提高上，特别是应该建立在国民对新的社会发展要求的认同上。正是出于这样的认识，蔡元培先生“抛弃京职，而愿委身于教育”，以从事提高国民素质的工作。他更进一步认为，要解决当时中国的现实问题，“不可不以公民道德教育为中坚。欲养成公民道德，不可不使有一种哲学上之世界观与人生观，而涵养此等观念，不可不注重美育。”所以他极力提倡美育，十分注重从小处增进青年的道德。针对北大学生不专心于学业，汲汲于功名官阶的状况，他提出“大学学生，当以研究学术为天职，不当以大学为升官发财之阶梯。”
针对当时的学生没有正当的课外活动，有的甚至去吃花酒，嫖妓女，以致有所谓“两院一堂”之说，蔡先生组织进德会，要求其成员从生活小事上做起，以增进自己的道德修养。他还在学校动员学生开展各种各样的积极健康的课外活动，如组织了体育会、音乐会、画法研究会、书法研究会、新闻学会等一系列针对学生个人兴趣的活动，并组织了平民演讲团、校役夜校等有益于社会的公益活动，以提高学生的社会责任感。这些努力虽然都是从做人做事的小处着眼，但对于提高国民的个人素质，改进社会风气有着非常积极的作用。除了这种提倡和实践外，蔡元培先生还在理论上多有贡献，特别是曾经编写了诸如《中学修身教科书》和《华工学校讲义》等着作。这些着作不在意于提出宏大的理论构架，而着眼于具体的道德实践，也是从小处入手。如他在书中谈交友应该如何；人如何才算勇敢；什么叫爱情，什么叫淫欲；医生应该怎么样，教员应该怎么样；等等。这种以进德修身为出发点的努力，目的并非只是使自己举止文雅有修养，而是要增进个人的素质，培养健全的人格，并以此种人格理想去改变社会面貌。
蔡元培先生不仅努力提倡新的道德，而且身体力行，以身作则。他第一天去北大上班，对在校门口的校役脱帽致敬，表现了他平等待人的高尚人格。对有求于他的人，不管地位高低，年龄大小，蔡先生总是予以力所能及的帮助。他虽身居高位，为国民党之元老却家无余财，两袖清风，廉洁明正，表现了崇高的道德人格。今天，在社会处于一个深刻的转型期的时刻，许多曾经被我们恪守的东西又被我们淡漠了。这种淡漠虽然有其极为深刻的历史原因，但应当引起我们重视的是，其中许多积极的，仍然在今天具有生命力的东西却是需要我们坚守的。当我们来谈人的素质的时候，我以为仅仅谈诸如观念问题，会不会英语等等固然是十分重要的，但对公民个人道德素质的重视也应该成为一个十分重要的话题。不可想象，一个私德不修的国家会有良好的发展进步。它确实不仅仅是一个礼貌与否的问题，而是一个国民素质的问题，是一个能否具有良好的道德状态，以推进社会的进步与发展的问题。从某种意义来说，从小处着眼，从个人的道德修养入手来提高人的素质，也许更为现实，更具有可操作性。
3、从科学到人文--关于中国近现代文化史上的一种现象
最近读了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胡适口述自传》，才发现胡博士早年即一九一零年作为“庚款奖学金”的第二届赴美留学生到美利坚的康乃尔大学学习的是农科。但是在康乃尔大学附设的纽约州立农学院学了三个学期之后，胡适先生决定转入该校的文理学院，改习文科。读到这里，忽然想起另外两位文化大师。一位是鲁迅先生，另一位是郭沫若先生。鲁迅于一九零二年赴日本留学，先在东京的弘文学院学习，两年毕业后考进了仙台的医学专门学校，又学了两年医学，之后呈请退学，回到东京，专心习文。郭沫若则于一九一三年底绕道朝鲜，于一九一四年初来到日本，考入东京第一高等学校第三部医科预备班，后又到九州帝国大学医科学习至一九二三年毕业，之后回国。但是学了近十年医学的郭沫若并没有成为医学大师，反而从事新文学运动。他和他的两位兄长似乎走的是一条共同的道路--由自然科学转向了人文科学。现在，我还来不及去研究更多的近现代文化史上有代表性的人物，但仅他们三人而言，似乎也可以说，从科学到人文，是那一历史时期许多文人的共同选择，亦可以说是一种重要的文化现象。
既然是一种文化现象，就要研究一下他们为什么改变自己的人生选择，为什么从自然科学向人文科学转移。鲁迅先生不用说了，他在那篇着名的散文《藤野先生》中曾经有过十分明确的交代，那就是在仙台医专学医时，曾经看到过一部有关日俄战争的影片，看到里面杀中国人，而在旁边围观的竟然是中国人。
这些人对自己同胞被杀没有任何反应，反而鼓掌欢呼“万岁”。这使青年鲁迅大受刺激。他在幼年时，为了治好父亲的病，东奔西跑，受尽白眼，饱尝了世态的炎凉。在长大后决计要学医，以拯救国人的性命。
但这时，他却深深地感到，一个民族，仅有健壮的体魄是不够的，首先应当有健康的精神，于是才转而学习文艺。可以说，鲁迅的转变是有着极为深刻的社会原因的。其中还透露出某种浓重的悲壮色彩。郭沫若的转变与鲁迅似乎有同样的道理。他在日本留学时，虽然学的是医学，却更热衷于文学，并积极参与了新文学运动，写出了划时代的《女神》，创办了重要的文学刊物《创造》。虽然曾立志要登临巴甫洛夫爬上的高峰，但从个人兴趣而言，他更热衷于文学而疏离医学。一九二三年回国之前，他的父母曾托人在重庆红十字会医院物色了医务主任的职务，他却不愿应聘。友人来信，邀他赴北京大学任职，也道谢绝。回国后，妻子安娜希望郭沫若从事医务工作，以有一份固定的收入。郭沫若却认为“当医生有什么用？我把有钱的人医好了，只会使他们多榨取几天贫民；我把贫民的病医好了，只会使他们多受几天富儿们的榨取。叫我这样伤天害理地去弄钱，我宁可饿死”。于是他全身心地投入了自己钟情的文艺女神，以至把十年所学的医学知识丢得一干二净。他的听诊筒因为经年不用，连橡皮管也闭塞的不能通气。有人约他在医务上共同开业，他婉言谢绝，推诿不就。他早已无心于医学，而将所有的精力都用于文学事业中，以至于连自己的妻儿都难以赡养（见龚济民、方仁念《郭沫若传》）。相对于鲁迅而言，郭沫若的选择就更加痴情。这除了社会的原因外，个人对文学缪斯的钟情，也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原因。
胡适转向的原因更为复杂。在他的口述自传中，列举了诸多原因。如对文学的兴趣，对政治史的兴趣，又如认为学习把四百余种苹果分类在中国用不上等。除此之外，胡适认为，另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即是他本人对中国哲学以及史学进行研究的兴趣。因为中国古代哲学的着作，以及比较近代的宋明诸儒的论述，在幼年时差不多都已读过。胡适先生对这些学科的基本兴趣乃是胡适个人的“文化背景”。
促使胡适转变专业的另一个原因乃是出于对自然学科的抵触。胡适先生在康乃尔大学学农时，需进行“实习”。其中一种即是对苹果进行分类。
美国的学生对这种实习因对苹果“胸有成竹”，做起来非常快，可以说是轻而易举。而胡适等中国留学生却因为对苹果不了解，据说有四百余种之多，因而做起来十分麻烦、困难，结果总是错误百出，成绩很差。于是胡先生“反躬自省”，觉得自己勉力学农，是否已铸成大错？自己对这些课程基本上没有兴趣，早年所学对这些课程也派不上丝毫用场，与自己自信有天赋有兴趣的各方面也背道而驰。因而这个实验帮助了胡适先生正确地面对选择发展目标的实际问题。
我们注意到胡适的选择十分注意个人的兴趣。
如他曾公开告诫青年学生选择自己的前途千万不要以社会时尚或国家利益之需要为标准，而应该以自己的兴趣和禀赋为标准。郭沫若放弃医学，除却自己不愿“伤天害理”地弄钱之外，个人兴趣恐怕也十分重要。那么，问题是，这“兴趣”是从哪里来的？我认为，除天分这种“先天”性因素之外，与后天所接受的教育即胡适先生所说的“文化背景”有关。
胡适在去美国之前，已学习了大量的中国古代文史典籍。这在他的口述自传中已经说明，并且认为这种学习培养了他的个人兴趣，形成了自己的“文化背景”。据易竹贤先生《胡适传》介绍，胡适在三岁时即读私塾，少年时代在家乡的九年教育中已阅读了大量的文史古籍，易着传中即介绍有《孝经》、《论语》、《孟子》、《大学》、《中庸》、《诗经》、《礼记》、《资治通鉴》等十六种。此外还阅读了《水浒传》、《三国演义》、《红楼梦》等大量的古典小说和传奇作品。
尽管后来胡适到上海读书，也学了算学、物理、化学、博物等自然科学，但是对他产生重要影响的还是中国古典文史着作。同样，在龚济民、方仁念的《郭沫若传》中对留日之前的郭沫若所接受的教育也做了介绍。幼年的郭沫若四岁之前即“瞪着好奇的大眼，张开嘴跟着母亲咿咿呀呀地念着古诗，到他四岁半时，家里已为他聘请了先生，开始学习《三字经》、《诗品》、《唐诗》、《诗经》、《书经》、《春秋》、《古文观止》等。虽然调皮的郭沫若（时称郭开贞）常逃学，不好好学习，并因此而挨打受罚，但其中也有让他入迷的东西如《诗品》和《资治通鉴》。
这似乎暗示了他将来在诗歌和史学方面要大有成就。后来郭沫若还在四川乐山县高等小学堂、嘉定府中学堂、成才高等学堂分设中学学习。其中除古代典籍之外，还曾学习地理、博物。在中学毕业后，又考进了成都高等学堂理科。虽然他认为有志救国的人需倾向于实业，而倾向于实业就不能不注意数理。但应该注重的数学有点畏难，心想轻视的文学却爱来引诱。可见文学对郭沫若的吸引力有多大。在赴日本之前，郭沫若虽然已经接受到了自然科学的教育，但一方面，当时自然科学的教学研究均很落后，如地理教员居然分不清东南西北，博物教员更把章鱼的嘴当成肛门，少年郭沫若能受到什么样的自然科学训练就可想而知了。另一方面，郭沫若自己对文史极感兴趣，以至于奉父母之命结婚，在‘结婚受难’期间，亦是凭借《庄子》和古版《文选》来抵抗婚姻的痛苦。
由此看来郭沫若的文化背景与胡适极为相近。都是重人文科学而薄自然科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