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会是会有的，只是眼下还没有到来，只是刘备没有耐心地等待。后来的历史进展情况是，关羽牺牲后只有一个月时间，曹操就死去了。这才是“天下有变”！曹操一死，曹魏集团的领导力量立刻大大削弱了，政治权利的交替和政治利益的再分配，都要有一个不稳定时期，甚至是内耗时期。曹丕作为长子继承了曹操的职位，但他的政治、军事能力和对朝廷的掌控能力都与他的父亲是无法比拟的，处理人事的胸怀也是无法比拟的。曹丕一上台，贬功臣，逼兄弟，自家兄弟煮豆相煎，争权夺位，各自的政治势力明里暗中互不相让。半年以后，曹丕正式纂汉，废黜了汉献帝，推翻了汉朝，建立了魏国，自己当了皇帝。忠于汉朝的官员非常不认同，不服气，反曹势力一直暗中联络，朝廷内部的反抗不断，伺机而动，有的此前已经和关羽取得联系，遥相呼应。这是多么好的伐魏机会呀！北伐战役如果推迟半年，等曹操死后；或者推迟一年，等曹丕纂汉，情况就会大不相同。那时候刘备和关羽这年正好六十岁，张飞才五十二岁，诸葛亮才三十九岁，马超、魏延也才四十多一点，都正是年富力强干事业的时候。那样，红旗一展，天下响应，出师会更有名，队伍也正强劲，同盟军会更广泛，战争的胜利将会更有把握。
而刘备的决策，天下未变蜀先变，好容易开创的局面，多年来积累的人气和物力，提前投入，欲速不达，实在令人痛惜。
战略配合也根本没有采取任何措施。讨伐曹魏，早就定下两路进兵的战略。两路进兵，可以遥相呼应，可以互相配合，曹操就得分散兵力，两头应付，左支右绌，首尾难以相顾。军事上讲究互为犄角，就是这样的战术。国民党要在三个月消灭共军，伸出两个拳头，一个拳头打陕北，一个拳头打山东，蒋介石也算个战略家。毛泽东比他更高明，派出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蒋介石就得缩回两个拳头保护前胸。毛泽东才是大战略家。国民党以十倍兵力进攻延安，共产党中央不得不撤离。撤离延安的同一天，1947年3月18日，毛泽东命令太岳军区部队解放晋南，威胁侧翼，胡宗南不得不抽出兵力防御，延安的压力自然化解，就是这个道理。如果准备成熟，两面同时进攻，曹操就不得不同时从洛阳、长安两边应付。这次北伐，关羽从荆州进攻襄樊，刘备进行了什么配合呢？
没有什么配合。
汉中战役结束不久，刘备就地进位汉中王，留下魏延守汉中，然后和其他领导成员们都回到成都过一段安宁日子。关羽一个老元帅带着一些无名小卒发动了一场大战役，一大堆元帅、上将军衔的统兵大将在成都闲着。听到荆州前线不断传来胜利消息，大家举杯相庆，兴高采烈，没有人去想大本营应该做些什么，应该做点什么军事配合。
十二年前就策划两路进攻，如今东部战线关羽挥军大进，西部呢？
——西线无战事。成都市面歌舞升平。
孤军深入，又违反了一条军事原则。毫无战略配合与策应，就算关羽势如破竹，威镇华夏，也是不能持久的。别说攻不破樊城，就是攻下樊城，关羽也赢不了徐晃。即使赢了徐晃，也赢不了随后而来的曹操。关羽的失败，是必然的。
这是不可思议的，也是不能原谅的。
究其原因，无非还是刘备的决策失误。
大军出征，没有巩固的后方，也是兵家大忌。荆州和益州，是刘备集团的全部家当，是鸟之两翼，是车之两轮，是缺一不可的战略根据地。全国十三个州，曹操占据九个，孙权占据两个半，刘备仅只有一个半——益州和半个荆州（湘水之西的三个郡），西三郡是资供军需的富庶之区，更是军事策应两路进军的战略要地，不论进攻还是防守，这一点家当可是不能丢失的。当初进取益州，荆州就投放了诸葛亮、关羽、张飞、赵云那么大的力量驻守，就是这个原因，就是不能丢了老本钱。如果益州战局不利，退兵回来总有立脚之地，有休整之所，总可以战略回旋。否则，又成了游击军团了。益州战事胶着，诸葛亮和张飞、赵云入川支援，荆州有关羽，镇守后方，还是绰绰有余。本集团的二把手，有着名扬国际的声威，还是可以放心，还是正确的安排，后来的事实也证明了关羽完全可以胜任。现在北伐曹魏，关羽率军进攻，谁来驻守荆州呢？就糜芳这个中层干部，师级将军？刘备部下最少已经有十几位元帅、上将级别的干部了，就留下一个师级干部看守国家的一半家当。关羽手下，就只有这样级别的干部，糜芳还是最老资格的呢。
关羽率军北伐，对荆州的防守，不能说不谨慎。正像刘备说的，老于军事了，这点经验还是有的。驻守荆州这些年，他特别注重建设江陵这个军事要地，将江陵城筑成内外套城，形成两道防线，称固若金汤也不为过；他还囤积了大量的军粮和护城军械，即使有所不虞，固守城池也可以坚持相当时间。他留糜芳守江陵，士仁守公安，安排好最重要的两个战略支点的防务，也是互为犄角，能够相互照应。尽管他出征兵力并不足，还是把足够的兵力留守在荆州，以首先保证荆州留守的军事力量。临北伐前，又在公安、江陵附近置“斥候”，即组建巡逻侦察部队，监视吴军动向，保持前方与后方的联系。他早在荆州境内和北进沿线修建了烽火台，一有情况就可以举火报警，前线距荆州只有三百六十里的路程，轻骑回救一天一夜就能到达。事实证明，关羽进军北征，对荆州的防务可谓布局缜密，小心周到。在他的权限范围内，就他部属的将官和兵力，他做了能做的一切。即使现在，请一个军事家来评析，能指出重大的缺陷吗？
他不曾大意，也根本没有大意。
问题出在刘备集团的大本营，出在最高领导层。发动这样大的战役，荆州方面的力量特别是领导力量严重不足，竟然没有考虑增加干部配备。根本的原因，是刘备集团最高领导层完全忽视了东吴的野心，忽视了对东吴的战略防备。与东吴以湘水为界平分荆州后，刘备的注意力完全在于对付曹操：夺取汉中是为了打通军事通道以进攻关陇，称汉中王是为了从政治上与曹操对抗，进取东巴、占领上庸是为了打通汉水从侧翼呼应关羽北伐。这些战略举措都是完全正确的，但又是有缺陷的。那就是只顾了针对曹操，而完全轻信了与东吴的同盟，没有采取一点防御东吴的措施。曹操防守合肥对付孙权，派了三个上将级的将领，张辽、李典和乐进，熟悉三国史的不会轻看了这三个人的分量，而关羽在荆州，北对曹操，东对孙权，一人面对两个军事大集团。从这一点看，刘备与曹操的差距也就一目了然。不管关羽安排多么周密，他毕竟是到前线去了，荆州的防务，不论是谁主持，都缺乏必要的权威和能力。荆州三个郡，糜芳只是南郡太守，他管得了其他两个郡的事吗？提供军需粮草，保证前方供应，他能够胜任吗？他的武艺平平，指挥能力也平平，要是真有战事，他能打得过谁？又能调动得了谁？他的忠诚度，本来是不必怀疑的。他的姐姐（妹妹？）是刘备的夫人，关羽当年保护的二夫人其中之一。他是刘备的舅子，是刘备在徐州时期的老部下。当年他的哥哥已被曹操任命为嬴城太守，他自己也被任命为彭城相。就他们哥两个的能力和水平，官也不算小了，但他们毫不犹豫地放弃了官位追随了刘备。跟着刘备奔波几十年，他都没有动摇过。我们看电视《三国演义》，长坂坡上刘备一伙匆忙逃窜，赵云碰到一个人，身带箭伤，狼狈逃命，对赵云说夫人和阿斗都在后面乱军之中，赶快去救。这个人就是糜芳。那样危急的情况，他都没有投降曹操。他的哥哥糜竺，现在是成都的高级官员，为安汉将军。关羽、诸葛亮也没有得到这样的头衔，而且事实上这个职务的级别比关羽、诸葛亮还要高，还排在关羽、诸葛亮的前头。现在，这样的政治地位，这样的社会关系，这样的远大前途，他会不忠诚了？关羽安排他驻守后方，不能说不合适。就算他们两人之间关系不睦，就算糜芳因为关羽批评而心存芥蒂，难道让他到前线去就合适了吗？至于他以后投降孙权，实在也是走投无路了，更是关羽无法预料的。
后方防守的领导力量严重不足，关羽再有本事，也没有分身之术，不能身兼二任。刘备没有派出高级别的统军将领为关羽驻守后方，保证荆州大本营的安全，是痛失荆州、北伐失败的又一主要原因。对此，明代着名政治家和文学评论家王世贞早已论及：
世以失荆州为关侯罪，吾以为非关侯罪，乃昭烈之失也。昭烈之失在委侯，以为操角而不为之后继也……当是时，昭烈或自出，或以委子龙、翼德率三万之众而驻江陵为侯声援，侯进可以藉其威以挟操，可所就而无他虞。虽百蒙、逊，其何能为。而荆州固于泰山矣。
——明·王世贞：《失荆州考辨》
在当时也有不同意见，也有人反对王世贞的看法：说刘备所以没有派出高级别将领率兵驻守江陵，是因为蜀土初定，社会还很不稳定，经常有犯罪和捣乱者，每天杀几个人都不能制止，刘备或诸葛亮怎么能离开根本呢？张飞守阆中，赵云镇成都，也离不开。况且孙权才平分了荆州，大概不会再有什么背盟动作；刘封、孟达守上庸，距离很近，一旦有事，就能增援。因此，刘备就没有考虑得更多（见胡应麟《失荆州考辨》）。
这种意见是站不住脚的。成都那么多高级将领，怎么派不出一个来？成都已经经营了五六年，即使社会治安还存在问题，也决不会是动摇根本的问题。刘备夺汉中，带走了几乎所有的大将，只留诸葛亮在成都，那时候就不怕离开根本了？事实证明三年里也没有出现动摇根本的事情。这时候汉中平定，除了魏延，大将们都在成都，成都的治安反而成了问题，连一个大将都抽不出来了？几年前东吴夺走荆州三郡，刘备亲自带兵五万从成都赶回驻守公安，才命关羽带三万兵力从江陵开赴益阳，和鲁肃对峙。没有他亲自驻公安，关羽怎能离开江陵？先固后方，再图进取，这军事常识刘备太明白了，这次北伐战役意义更大，任务更重，事到临头，刘备反而又不明白了。即使张飞在阆中不便调动，赵云、黄忠、诸葛亮、刘备本人，任何一个人去荆州驻守，荆州都将坚如磐石，关羽都将建立大功，扶汉事业，统一天下，都是十分可能的了。
同样，刘备对外部、内部的政治态势，也都缺乏深度思考和政治应对。孙权夺取荆州之心不死，鲁肃逝世后吕蒙等人虎视眈眈，摩擦不断，事实上他们早就和曹操暗中联系投降事宜，关羽出征又有机可乘，怎么能一点也不防备？刘封是养子，但却居长，过去到处奔波寄人篱下不觉得什么。现在自己成了汉中王，亲生儿子刘禅当了太子，刘封就没有一点想法？给一个中级职位还放在边远地区，心理能够平衡吗？就没有一点情绪吗？作为一个职业政治家，一个政治集团的最高领导，这些问题都没有考虑到，实在是严重的失误。上庸是连接荆州、益州的战略中间站，西连益州、东接荆襄，可以两边兼顾，还可以北进襄江（汉水）上游，直接威胁襄樊侧翼。假如把平“三巴”（巴西、巴中、巴东，上庸即在巴东地区）战役中建立大功的黄权派到上庸驻守，那情况就大不一样了。黄权是益州集团的骨干，自然熟悉上庸地形，和关羽还不曾共事，不可能有什么芥蒂，和刘备又建立了高度默契。即使关羽军事行动有所失利，上庸之兵进可以增援，退可以接应，就不至于出现这样大的不可挽回的悲剧。
可惜历史不能假如，只能由历史当事人负应当的责任。
当然，诸葛亮也有相当责任。诸葛亮是刘备的主要谋士，是“隆中战略”的谋划者，这样重大的战略问题，这样明显的战略失误，怎能不及时提出意见及时纠正？怎能不及时采取补救措施？以诸葛亮的谨慎，不可能没有提出过意见。只是刘备本人同样是军事家，而且是老资格的军事家，不是每时每事都要靠他参谋，又刚刚取得了汉中战役的胜利，而且是打败了第一军事强人曹操，对自己的军事能力正是最自信的时候，也就没有像过去那样虚心听取和采纳他的意见罢了。
这可能是最接近历史真实的情况了。
这样，北伐曹魏战役发动的时机、军事行动的配合、战略后方的巩固，都存在严重失误，责任是明显的。
痛失荆州，主要责任不在关羽，这才是历史的真相。
于是，我们可以负责地说，“大意失荆州”，是历史的误会。
我们应该为关羽正名。
6、不朽，从悲剧中诞生
虽然是悲剧结局，但是，不朽的关羽，正是从悲剧中诞生。
关羽被害后，在东吴内部，立即引起了很大的震动。托孤老臣、文官之首张昭急忙从建业（今南京）赶到当阳，向孙权分析了事情的严重性：杀害了关羽，刘备不可能不报仇。这一点连旁观者也看得明白，魏国最善于料事的谋臣刘晔就分析说：“……关羽与备，义为君臣，恩犹父子，羽死不能为兴军报敌，于终始之分不足。”（《三国志》卷十四，《魏书·刘晔传》）以现在蜀汉的力量，要是举国而来，东吴实在是难以对付。孙权从偷袭成功的狂热中冷静下来，仔细一想，也是十分害怕。张昭就给他出了个主意，称为移祸之计：把关羽的头给曹操送去，表明东吴是按照曹操的意图杀害关羽的，而且以诸侯之礼厚葬关羽。孙权就采纳了张昭的意见，安葬关羽身躯于章乡（今湖北当阳）。杀害关羽的首恶吕蒙，当然是东吴的大功臣，孙权计划给予赐爵封侯的奖励。但是，就在关羽死后的几天，在庆祝胜利的宴会上，吕蒙就当场发病死去，没有看到自己封侯的命令正式宣布。用阴谋手段杀害了关羽，彻底破坏了孙刘两家的联盟，虽然完全得到了荆州，到底是件好事还是坏事？要真正投降曹操，争夺到了荆州有什么意义？如果不真正投降曹操，没有了联盟优势，曹操各个击破，灭蜀灭吴就是容易的事了。形势明摆着，利弊明摆着，东吴的有识之士不会认识不到危害的严重，不会没有反面意见。何况鲁肃死去也没有几年，他的成功的战略方针大家还不会这样快地完全忘记。吕蒙只顾自己立功，孙权只顾三个郡的得失，就造成这样严重的局面，孙权集团为此产生的意见分歧是不可回避的，集团内部产生的裂痕是不可弥合的。就算吕蒙过去就有病，但既然能够亲自制定并带兵执行偷袭荆州的军事行动，就不至于病得多么严重。杀害关羽不几天，奖赏还没有领到手，就死在庆功会上，民间认为是关羽的英灵追索仇人之魂。即使硕儒之论，也持这样的说法：
吕蒙承权意旨，首发恶谋，虽成竖子之功，而未及受封，即遭冥诛，纲目所以深恶之。
——宋·朱熹：《修〈后汉通鉴〉考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