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传记永远的关公
5254800000017

第17章 历史的关公(8)

刘备取得的胜利果实最多,成了最大的赢家。

然而,不论从理论上讲还是从实际上讲,刘备都是从曹操手里夺到的地盘,是光复了刘表的基业。刘备本来就是刘表的部下,又是刘表的同宗兄弟。刘表临终前,曾表示要刘备继承自己在荆州的职务。刘备出于对刘表的尊重,没有答应,只是表示愿意辅佐刘表的儿子,这是荆州官员们都知道的。何况直到现在,他还在保护和辅佐着刘琦,刘琦的兵力也一直随着刘备征战。

占领荆州一部分,名义上还是刘琦当刺史;刘琦死后,孙权同意刘备为荆州牧——孙权自己才是徐州牧,没有资格派刘备当荆州牧,刘备也不是他的下级。他只能是上报朝廷建议“表”刘备为荆州牧。

于情于理,在理论上和实际上,刘备都理直而气壮,不容别人置喙,孙权也没有说什么。

何况,赤壁之战前江夏郡是刘琦的地盘。刘琦是刘表的继承人,早就是正儿八经的江夏太守,他这个太守比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任命的太守还要正宗。刘琮投降后,刘琦在刘备的支持下,拒不投降,守土有责,全力抗战,寸土不让,曹操也没有夺走过。刘琦把江夏的兵力投入到赤壁战役,江夏这一块地盘成了东吴大军开往赤壁前线必须经过的地方。尽管刘琦和孙权两家有宿仇,有历史恩怨,但出于战略大局的需要,刘琦和刘备还是让出地盘为东吴大军提供战略通道。战争结束了,刘琦还是荆州刺史,江夏还应是刘琦的地盘,你孙权凭什么把江夏占了?有这个道理吗?有本事你从曹操手里夺地盘,怎么能从刘琦手里抢呢?赤壁战役中,刘琦是同盟军呀!

要说赤壁战役的胜利果实,孙权堂堂正正地只夺取了多半个南郡和江陵。但是,江陵的战略位置是太重要了,又是刘表囤积粮草军械的地方,孙权不能说多么吃亏,况且还赖去了一个江夏郡。周瑜包围一年才拿下江陵,失去了占领其他地盘的战机,也没有那样大的能力。江南的军队熟悉水战,陆地作战能力是太差了。各有各的优势和劣势,孙权本不应抱怨什么,实际上在当时他也没有公开抱怨什么。刘备在赤壁之战中的巨大作用和贡献,他在内心和口头上都没什么可以指摘的。他还主动地而不是受谁逼迫地“表”刘备为荆州牧。荆州牧就是刘表生前担任的职务,是荆州地区的军事民政的最高长官。孙权“表”刘备为荆州牧,就是由他给朝廷上了表章,建议、推荐刘备继承刘表的职位,这就说明孙权当时明确地承认了刘备对荆州统治权。

但是,孙权心里很不是味儿,他认为刘备摘了桃子,或者说是桃子摘得太多了。

这当然是一种小人心态,是一种阴暗心理。

只有鲁肃具有战略意识,也只有鲁肃心里真正明白:正是有了刘备,有了两家的联合作战,才取得了赤壁之战的胜利。否则,曹操横扫江南,势不可当,东吴的地盘只能是生灵涂炭,沦丧殆尽,孙权的家天下也不会继续存在。长远看,总体看,赤壁之战,还是孙权集团获利最大。

后来,原属荆州刘表的部下多数都归附刘备,刘备的官员和兵力猛增,地盘容纳困难,这才亲自去见孙权,与孙权协商借南郡,包括江陵,用以屯兵:

刘表故吏士多归刘备,备以周瑜所给地少,不足以容其众,乃自诣京见孙权,求都督荆州。

——《资治通鉴》卷六十六,《汉纪》五十八

这里所谓荆州,就是包括江陵的部分南郡。刘备已是荆州牧了,荆州全境已是他的地盘。只是江陵毕竟是东吴夺取的,就称为借,也是可以理解的政治手段。

刘备的四个郡都在长江以南,北部是东吴的南郡,不与曹操地盘接壤,不存在军事接触区域,处于安全地带。而东吴和曹操的军事边境线就太长了,兵力投放和军事负担太大。把南郡和江陵借给刘备,就把几百里的军事防御战线交给了刘备,由刘备直接和曹操对抗,东吴的战备压力就减轻了,这对东吴是非常有利的事。还是鲁肃认识到这一点,极力建议孙权答应刘备“借南郡”(其实是多半个南郡,包括江陵)的请求。孙权权衡利害,审时度势,最后接受了鲁肃的意见,同意把南郡和江陵借给刘备。后来孙权还把自己的妹妹嫁给刘备。孙刘同盟,进入蜜月期。

尘埃落定,战略态势相对稳定下来,三足鼎立的雏形已经形成。

简而言之,孙刘两家联合作战,抗击曹兵,赤壁决战,获得巨大胜利,攻城略地,各有所得:刘备集团(包括刘琦)损失了江夏郡,夺得了江南四郡,借来了半个南郡。

借荆州,借荆州,说来说去的借荆州,反反复复的借荆州,就是刘备借了孙权半个南郡和江陵城。荆州的首府刘表时代在襄阳,刘备时代在公安,关羽时代在江陵,以后就长期在江陵。江陵成为荆州首府,江陵就被称作荆州了,到了现代,到了如今,还是称作荆州,就是现在的湖北省荆州市。

刘备借南郡,借江陵,就被称为借荆州了。

……惟(鲁)肃劝(孙)权借之,共拒曹操。曹公闻孙权以土地业备,方作书,落笔于地。

——《三国志》卷五十四,《吴书》九,《周瑜鲁肃吕蒙传》第九

曹操听说孙权把江陵借给了刘备,手中的笔也落到地上,可见其吃惊的程度。这也从反面说明,借江陵给予刘备,对共同的抗曹事业,有多么重要。

——这就是历史上真实的“借荆州”事件。

——这就是剪不断理还乱的“借荆州”,这就是关羽成也因为它败也因为它的“借荆州”。

从建安十四年到十九年(209年-214年),孙刘两家的蜜月期,因为诸葛亮和鲁肃的共同经营,稳定地维持了六年。建安二十年(215年),孙权见到刘备夺取了益州,事业兴旺发达,心里就不太舒服了。他派人进入四川,要求刘备归还荆州。

借东西要还,这没有什么异议。但是,孙权要刘备归还的不是江陵和南郡,他要的是长沙、零陵和桂阳!

这简直是无理取闹了,是政治无赖了。借了你的半个南郡,你要归还,也只是还你的半个南郡,怎么能要人家别的三个郡呢?天下哪有这样的道理!就是借贷也没有这么高的利息!刘备当然不会答应。孙权竟然就单方面设置了这三个郡的官员,强行去上任。当初刘琦懦弱,赤壁之战刚刚胜利的形势也不容他立即翻脸,孙权就是用这样的方式赖走刘琦的江夏郡。七年之后,到了这时候他还想故伎重演。就像老百姓的民间说法:贪心不顾脸面。

可是,这一回他的对手不是刘琦,而是关羽!

——督董荆州事关羽,荆州地区的全权领导者关羽!天下第一号英雄关羽!

关羽当然不是刘琦,他寸土不让,把孙权派来的官员全部赶走了。

权以备已得益州,令诸葛谨从求荆州诸郡。备不许……遂置南三郡长吏,关羽尽逐之。

——《三国志》卷四十七,《吴书》二,《吴主传》第二

权大怒,乃遣吕蒙督……二万取长沙、零陵、桂阳三郡,使鲁肃以万人屯岳阳以御关羽。权驻陆口,为诸军节度。

——同上

这当然是无可非议的。

和平接收不成,孙权就来硬的,派兵二万武力攻取,夺走了长沙、零陵、桂阳三郡。他还派鲁肃率领万人驻扎巴丘(今湖南岳阳)抵御关羽,又亲自屯兵前线,指挥各路军马。当初赤壁之战抗拒曹操,周瑜要五万兵力,他说有困难,只能给三万,后来也没有增加。他自己远远地驻军大后方柴桑(今江西九江)。这次争夺荆州,兵力大大超过三万,他又气势汹汹亲临前线。历史证明,孙权是既无扶汉之心,也无抗曹之胆,只有争夺地盘的野心,实在是外战外行,内战内行。曹操为报赤壁之仇,南征孙权,孙权把关羽推向第一线,仰仗关羽与曹将乐进相拒于青泥;又请求远在益州的刘备回军救援:

明年,曹公征孙权,权呼先主自救。先主遣使告璋曰:“曹公征吴,吴忧危急。孙氏与孤本为唇齿,又乐进在青泥与关羽相拒,今不往救羽,进必大克,转侵州界,其忧有甚于(张)鲁……”乃从璋求万兵以资实,欲以东行。

——《三国志》卷三十二,《蜀书》二,《先主传》第二

大祸临头了,就把刘备、关羽当成同盟军;一旦有机会,就明争暗夺,背后下刀子。这就是作为同盟者的孙权。

谁在破坏同盟?谁破坏了同盟?答案是清楚的。

事情到了这种地步,刘备不得不放下益州日理万机的工作,带兵五万东下,屯驻公安,命关羽带兵三万南下益阳。孙权又增加兵力,和关羽对峙。一场蜀吴大战,一触即发。

孙刘同盟,面临崩溃的边沿。

正在这时,曹操亲自引军攻汉中,益州的北部前线大军压境,陡起战火。眼看着刚刚到手的益州有得而复失的危险,刘备首尾不能相顾。为了对付主要敌人,为了顾全联吴抗曹的大局,刘备只好做出巨大让步,牺牲局部利益,而保全益州,保全联合抗曹的统一战线。刘备只好派出使者进行外交谈判,主动讲和,双方最终商定,以湘水为界,平分荆州:湘水以南的三个郡长沙、桂阳、江夏归东吴,湘水以西的武陵、零陵和半个南郡归刘备。

会闻曹公将攻汉中,刘备惧失益州,使使求和于权。权令诸葛谨报命,更寻盟好。遂分荆州,以湘水为界:长沙、江夏、桂阳以东属权,南郡、零陵、武陵以西属备。

——《资治通鉴》卷六十七,《汉纪》五十九

荆州平分了,经过双方正式的谈判划定了边界线。借荆州事件,应该说得到了最后的解决,更可以说,得到了对东吴方面有利的解决。

事情的实质,就是刘备用自己的长沙、桂阳两个郡,交换了当初从东吴手里借来的半个南郡。至于被东吴无理抢占的原属刘琦的江夏郡,刘备也正式承认了东吴的合法占有权。

现在我们已经明白,谁占了便宜,谁吃了亏;谁有领土野心,谁在顾全大局;谁在维护团结,谁在有意分裂;谁在破坏联合战线,谁是忍让求全。事情是明摆着的,答案是肯定的。

“刘备借荆州——有借无还”,实在是历史的误会。刘备的隐忍和委曲求全,非大英雄不能为之。

从隐忍和委曲求全的角度讲,同样是大英雄的关羽不能和刘备相比,不能做到刘备的水平和程度,这是不必回避的,也是无法苛求关羽的。以关羽的疾恶如仇的性格,以关羽一以贯之的光明磊落的处事方式,对孙权这些恶劣的无赖表现和小人行径的鄙视和气愤,是可想而知的。他能够遵从自己的领袖和兄长的政治决策而割让三个郡的领土,但他不能够释然心中对孙权无耻行径的怒火和仇恨。

性格决定命运。这是关羽的性格,也是关羽和我们谁都无法改变的,也是无法指摘的。不论什么时候,不论什么情况下,我们总不能说鄙视卑劣、唾弃小人和仇视无耻是不对的。

这样我们就可以理解关羽“拒婚辱使”的事了。关羽拒婚辱使,也是论者和后人诟病关羽的一起重大事件。在当时的政治背景下,孙权为自己的儿子向关羽的女儿求婚,实在是关羽难以应允的事。为了未能讨还荆州,孙权已经翻了脸,派人把刘备夫人、自己的妹妹接回东吴,既不事先协商,也不告知刘备,而且还要带走刘备的儿子刘禅,用以作为人质要挟刘备的企图是再明显不过了。这是严重的破坏两大集团关系的事件,也是破坏两家亲戚关系的事件。通过外交谈判平分荆州,两大集团剑拔弩张的军事对峙缓和下来,两家亲戚关系的裂痕却是不可能弥合的了。面对这样的情况,关羽怎么能答应把女儿嫁给孙权的儿子呢?

至于对求婚使者有“辱使”行为,史书记载简单:“权遣使为子索羽女,羽骂辱其使,不许婚。”(见《三国志》卷三十六,《蜀书》六,《关张马黄赵传》第六)骂辱到什么程度,我们无从猜测。《三国演义》中描写,关羽骂道:“吾虎女岂肯嫁与犬子乎?”这当然就太过分了,太叫孙权下不来台了,太容易让孙权恼羞成怒了。但这只是作家的艺术描写,实际情况未必是这样。要真是这样骂的,这样经典的骂詈自然会很快在很大范围里流传开来,从而引起刘备、诸葛亮的注意和警觉;也不会不在那样多的历史记载中留下一笔。当然,关羽面对东吴的求婚态度不冷静,礼貌有欠缺,甚至出言不逊有辱使者的情况,肯定是有的。如果说在这个问题上关羽由于性格刚烈处事不圆滑,没有能够维持最完满的外交关系,我们不必为关羽辩护,关羽的做法效果就是不太好。即使不答应婚事,也可以婉言谢绝,客客气气地答复使者,随便找个理由虚与委蛇周旋应付过去,或者说要与刘备商量商量再作决定,情况就会更好些,两家的关系就不至于加剧紧张起来。但是说因为这件事造成了东吴争夺荆州,则是完全不能成立的。东吴争夺荆州,是战略企图,是军国大计,是他们的根本利益,绝不会因为这样的事影响决策。事实上,关羽拒婚后,两家的关系表面上还是维持正常。直到后来关羽北伐,孙权还声言自己要出兵帮助,并没有因为关羽拒婚就中止了外交关系。“羽围樊,(孙)权遣使求助之,敕使莫速进……”(《三国志》卷三十六,《蜀书》六,《关张马黄赵传》第六,裴松之注引《典略》)自己主动要求派兵帮助,部队已经上了路,又派人命令部队磨磨蹭蹭不要急于往前赶,逢下这号小人,这号同盟者,还能说什么?以为如果关羽不拒婚孙权就不会偷袭荆州,是我们具有良知的人的正常思维,而孙权这号人就不能以良知和正常思维去估计和判断。关羽拒婚,东吴要夺荆州;关羽不拒婚,同意了这门婚事,东吴还是要夺荆州。孙权的妹妹嫁给了刘备,东吴就不夺荆州了吗?还不是照样要夺吗?

也有人根据史书上的某些记载,认定东吴背盟是关羽挑动的,是关羽的行动惹恼了孙权造成的。关羽水淹七军之后,俘获敌军三万人马,安置于荆州,因人员剧增,便擅自取用东吴在湘关的存粮(见《三国志》卷五十四,吴书九,周瑜鲁肃吕蒙传第九)。我们不去追究这件事的真实性,也不用详细论证这件事的具体情节,就算是完全真实的,就算关羽未经交涉也没有得到同意就强抢了人家的军粮,也不能说这件事就是造成东吴偷袭荆州的原因。早在关羽北伐之前,吕蒙就向孙权建议,关羽“居国上流,其势难久”,“不可以腹心待也”,要夺取荆州,“今不于强壮时图之,一日僵仆……其可得也?”(见《三国志》,同上)认为不但要夺回荆州,而且要及早动手。东吴另一个大将甘宁建议夺取荆州就更早了,还是刘表时代的事。对他们的建议,孙权都“深纳其策”,“深纳之”,表示完全同意。可见,不管关羽擅取不擅取湘关军粮,夺荆州都是东吴的既定方针和基本国策。

事实确凿地证明,孙刘联盟的破裂,责任不在关羽。

“却辽数语凛冰霜,骂婚还赐惭二贼。”(明·陈省句)

“恩报曹瞒还去魏,辞婚汉贼欲吞吴。”(明·李填句)

是孙权破坏了联合抗曹的统一战线。但是,孙权并不在乎扶汉不扶汉,抗曹不抗曹,并不在乎国家统一不统一,人间大义不大义。他就是要扩展地盘,就是要割土分疆,就是要偏霸一方称王称帝。他以利益为原则,从没有以大义为原则。“东吴的君臣,自始至终,所作所为,何曾有一件事有汉朝在心目之中……为什么要拥戴孙权做皇帝?这个绝无理由,不过是一种倔强之气,不甘为人下,孙权的自始便要想做皇帝,则更不过是一种不知分量的野心而已”(吕思勉《中国文化史》第三十二章“后汉的分裂和三国”)。与春秋时期那些权欲膨胀、欺负弱小、侵吞地盘的不义国君,何其相似乃尔!

这也是无可奈何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