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曹操对待关羽，确实优厚，但河北名将颜良大军压境，曹军众多将领无人能敌，关羽万马军中冲入敌阵，斩了颜良，解了白马之围，已是足够报答的了，已经还报了曹操的恩情，按事先约定的“立志报曹公乃去”的承诺，已经是恩怨分明，私谊了断；日后离开曹营，就是两个阵营，壁垒分明了。后来关羽决然挂印封金，留书辞别，走上了千里寻兄的艰难道路，眼看着是要投奔曹操的敌对阵营了。这时候袁绍的势力要比曹操大得多，中原逐鹿，鹿死谁手？还是未定之天。放走关羽去投向袁绍，眼睁睁地看着敌人营垒将要增加一个强有力的对手，实在是难以容忍，而曹操硬是没有派兵追赶（“羽尽封所赐，拜书告辞，而奔先主与袁军。左右欲追之，曹公曰：‘彼各为其主，勿追也。’”——见《三国志》卷三十六，《蜀书》六，《关张马黄赵》第六）。曹操这样厚待关羽，英雄相惜，实在也是异乎寻常的，是不可多得的。曹操一生，奸诈阴毒，硬负天下之人，绝不让天下人有负于己，对关羽可算是唯一例外。对于曹操这一行动，后世论者纷纷称赞，以为是曹操一生中少有的亮点。评注《三国志》的裴松之读到这件事，写道：“臣松之以为曹公知羽不留而心嘉其志，去不遣追以成其义，自非有王霸之度，孰能至于此乎？斯实曹公之休美。”（《三国志》卷三十六，《蜀书》六，《关张马黄赵传》第六）就是对曹操的最正面的权威评价。
《三国演义》又接着写道，曹操又向关羽提起当初他出五关斩六将的事。就算关羽斩了颜良报还了曹操厚恩，而他离开许都，千里单骑，一路上又杀了曹操许多部下，曹操仍然没有派兵追赶，实际上就又欠下曹操的人情账了。以关羽知恩重义的性情，他的行动就是必然的了：
云长是个义重如山的人，想起当日曹操许多恩义，与后来五关斩将之事，如何不动心？又见曹军惶惶，欲皆垂泪，一发心中不忍。于是把马头勒回，谓众军曰：“四散摆开。”这个分明是放曹操的意思……云长回身时，曹操已与众将过去了。云长大喝一声，众军皆下马，哭拜于地。云长愈加不忍。正犹豫间，张辽纵马而至。云长见了，又动故旧之情。长叹一声，并皆放去。
——《三国演义》第五十回：“诸葛亮智算华容，关云长义释曹操”
关羽临阵前，立了军令状，捉不到曹操，要以军法从事，军事法庭要判死刑的。但，只要对自己有恩，哪怕是敌人，也要倾力酬报。违背军令，要被处死，要丢失性命，也在所不惜。在封建时代，这就是“义”的最高境界，关羽把“义”字做到了极致。
“拼将一死酬知己，致令千秋仰义名。”
当初许田射猎，曹操有僭越行为，关羽要杀曹操，是忠；今日华容埋伏，因曹操有旧时厚恩，关羽不杀曹操，是义。顺逆不分不为忠，恩怨不明不为义。曹操虽大奸大恶，得罪朝廷，得罪天下，而当初却能够不杀关羽，而且以国士待之，就是关羽的知己。不记旧恩，杀我知己，关羽这样的血性男子岂肯为之？即使为公义而灭私恩，为朝廷杀贼，为天下除凶，那也要请别人杀。别人杀，是大义；关羽杀，则不义。长期以来，封建社会的舆论界，对这件事就是这样评价，就是这样判断。
就是到了现代，多数人仍然还是这样判断。关羽义释曹操的大义行动，最是符合中国人“受人滴水之恩，当以涌泉相报”的普世道德，最是符合中国人普遍的做人标范。即使现代人的敌我意识、阶级意识大大提升，明白了曹操是人民公敌，是首恶元凶，大多数人特别是底层大众仍然不会因此而放弃传统的认知判断。即使现代人的国家观念、政治观念大大提升，明白了关羽临阵纵敌对“革命”事业和政治集团的巨大损失和危害，大多数人特别是普通百姓仍然不会改变对关羽这一义举的心理认同。在中国民族精神的构成中，“义”的成分和分量是太重要了，阶级、政治、敌我、立场……这些现代社会的观念形态，不可能一下子从根本上改变民众的传统的精神坐标。
但是，这毕竟是一种民间立场。
但是，我们毕竟是到了现代。
关羽义释曹操事件不可避免地由历史语境进入了现代语境，而现代语境中的价值判断和是非标准毕竟是有了新的尺度。人们对历史事件的判断和评价，不能总是停留在感情层面，毕竟是要进行理性的学术的评判。一千八百多年前关羽义释曹操的大义行动，在现代国家政治、阶级立场的新的尺度面前，就有了不同的评价，就有了许多非议。曹操是汉贼，是天下混乱局面形成的主要因素，是刘备集团的主要敌人。赤壁之战前，夺荆州，追刘备，刘备集团的主要成员和一家老小被赶得狼狈逃窜，几乎全军覆没，妻离子散。这时候幸得联合孙权，共同破敌，取得胜利，但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双方的力量对比。若能活捉曹操，则敌军瓦解，汉室可复兴，天下可一统，百姓即可从长期的战争中解放出来。关羽身为反曹势力中的一员，战斗中得遇敌酋，以一己私恩，误天下公义，敌我立场哪里去了？阶级立场哪里去了？对敌人的仁慈就是对人民的犯罪，关羽不可避免地受到责难。民间立场也罢，百姓观点也罢，毕竟要服从时代的进步和政治的考量。大量的批判关羽战场纵敌的观点和文章，在各种媒体和出版物中不断出现。比如“至于华容道义释曹操，更是以原则作交易，是将个人恩怨凌驾于国家根本利益之上的罪恶行为的典型”（胡觉照：“不义不忠不仁的关羽”——《异说三国》，三秦出版社2007年版）。而网络上不时出现的“关羽华容放曹是忠于刘备吗？”“关羽的义对谁有利？”等种种议论，光看这题目，我们就不得不为关羽感到难堪。
关羽的大义行动，遭遇了时代的否定。
事实若是果真如此，关羽也确实难辞其咎。不管怎么说，在战场上故意放走敌军首领、国家大敌，用现在的价值观念来评判，用理性的而不是盲目的价值观念来判断，是不可原谅的，是难以置辩的。
但是，历史的真实并不是这样。
华容放曹，是小说《三国演义》的虚构，是作家罗贯中以当时的“义气”观念塑造关羽形象的演义情节，是一种艺术描写。以封建社会的“义气”观和价值观来看，华容放曹是关羽不忘旧情知恩必报的大义表现，是关羽义重如山性格的必然行动。有了这一笔，艺术效果当然是极其强烈的了。关羽的“义”就表现得登峰造极，关羽的艺术形象就更加丰满高大。事实上，我们心目中关羽的高大形象，就是因包括这一情节在内的艺术描写树立起来的。罗贯中写《三国演义》，关羽是他主要的描写对象；塑造关羽“义绝”的艺术形象，是他主要的创作任务。他虚构了华容放曹这一情节，是艺术上的成功，是他高度艺术水平的表现。他当然不会想到，多少年之后，人们的价值观念要发生巨大的变化，“义”被赋予了全新的内涵，“义”不能代替阶级性和人民性，敌我界限原则立场成了判断人物行动的主要依据。这是几百年前的罗贯中始料未及的，是无法预料的。他不可能会想到当初为塑造关羽英雄形象虚构的情节，如今成为关羽历史行为的污点而颇遭诟病。否则何必那样呕心沥血、煞费苦心呢？既然诸葛亮算计得那样周到，用兵又那样地谨慎，怎么能够派与曹操有感情瓜葛的关羽去华容道上伏兵呢？他要写成诸葛亮派张飞或者赵云去华容拦截，不是就轻而易举地把曹操俘虏了吗？
只是这样《三国演义》就没法往下写了，与三国时代的历史事实就相距甚远了。
那么，真实的历史事实是怎样的呢？
历史事实是，华容放曹事件是不可能发生的。
赤壁战争相持阶段，曹操的大本营驻扎赤壁的对岸——长江北岸的乌林，水军和战船就停靠在长江北岸集结。周瑜作为总司令，率领孙、刘联军驻扎夏口与曹军对峙。
这时关羽的部队在哪里呢？
其实这时候关羽并不在孙、刘联军的大部队之中，而是被刘备委派，驻防在更后一些的地方，在汉水以北。因为刘备对联军部队只有五万兵力抗击曹兵很不放心，作了两种打算，派关羽离开大部队驻扎，胜则可随后追击，而有所失利，则可预作退路，接应溃退的部队。关羽在撤离樊城战役中率领一万兵力作战略回旋，刘备大本营被曹操轻骑部队追赶，遭遇当阳，大败溃逃，幸有关羽及时率兵在汉津口接应，才不至于全军覆没。这一战役中关羽的战略指挥能力对刘备的印象是太深刻了。刘备在赤壁之战这场胜负未卜的大战之前，保留关羽作为战略预备队，是非常必要的，也是能够理解的。
……（刘备）而心未许之能必破北军也，故差池在后，将二千兵与关羽、张飞俱，未肯系瑜，盖为进退之计也。
——《三国志》卷三十二，《蜀书》二，《先主传》第二，裴松之注引《江表传》
陈寿着《三国志》为官方史书，但太为简略。裴松之注《三国志》时，采用了当时一些其他史书的内容，《江表传》即为其中之一。这里的记载，应当是可信的。
赤壁战争的决战发生在建安十三年（208年）农历十一月二十二日夜间至二十三日拂晓，停泊在江面上的曹军主力张辽兵团和程昱兵团遭到了毁灭性失败，战船被烧毁，兵士不是被烧死就是淹死。曹操被将领们保护上岸，随同岸上乐进兵团和曹纯兵团的陆军部队逃跑。距离最近的战略后方是江陵，留有曹仁兵团在作战略预备，曹操只有逃到那里才会安全。乌林去江陵，直线道路——也就是捷径，要通过华容，这里说的华容不是如今的湖南华容县，而是汉朝时的华容，在如今湖北监利县北，在长江北岸。曹军退败，就是沿长江北岸向西逃窜。东吴陆军和刘备的主力，都在乌林以东，曹操退败，他们就由东而西尾随追赶。关羽的部队，驻防汉水以北，距敌人最远。追击逃敌，他已经是后面的梯队了。
更重要的是，当时的华容，是一片沼泽地，泥泞淤积，芦草丛生，平时人迹罕至，更不用说军队通过了。周瑜和诸葛亮都没有想到曹操会通过华容退兵，也就没有能在华容预伏部队拦截。曹操走华容，是慌不择路，还是有意选择，史书未记，不得而知。不过，火烧战船，兵败赤壁，曹操当时没有一点思想准备，是非常突然的，走华容似应是匆忙决定的。这样双方都没有想到要走华容，关羽就没有可能奉命去华容埋伏，华容放曹的真实性就是很不可靠的了。何况，大战之前华容在曹军以西，是曹军的控制区，驻扎大量的陆军部队，孙刘联军很难通过曹军的防守阵地去埋伏。
《三国志》是纪传体，每件事情都记在相关人物的“纪”或“传”里。赤壁兵败，曹操北逃，史书中这样记载：
——曹操纪（应是《武帝纪》，这里从简，下同）：“公至赤壁，与备战，不利。于是大疫，吏士多死者，乃引军还。”
——赤壁之战中曹军总参谋长为贾诩。贾诩传：贾诩不同意进行这场战争，给曹操提出意见，“太祖（曹操）不从，军遂无利。”
——赤壁之战中曹军的几个主力兵团司令分别是程昱、张辽和乐进。三人传中均不记。
——刘备传：“先主（刘备）与吴军水陆并进，追到南郡，时又疾疫，北军多死，曹公引归。”
——关羽传：“孙权遣兵佐先主拒曹公，曹公引军退归。”
——诸葛亮传：“曹公败于赤壁，引军归邺。”
——周瑜是赤壁之战中联军总指挥。周瑜传：“备与瑜等复共追，曹公留曹仁等守江陵城，径自北归。”
——鲁肃是赤壁之战中联军总参谋长。鲁肃传：“曹公破走，肃即先还，权大请诸将迎肃。”
参与这场战争的主要人员的纪传中，都没有华容伏兵的记载。要是真的有这样一件事，对关羽来说，就是他一生中重大的历史事件了，在他的传记里，不应该没有一字一句的记载。这样重大的事件关乎这场战争的最后结局，在其他相关的人物，特别是曹操的传记里，也不应该没有一字一句的记载。
在当时的历史语境里，这样的事件不应该成为历史的空白。
而《资治通鉴》里，对曹操华容退兵记得详细：
操引军从华容道步归，遇泥泞，道不通，天又大风，悉使羸兵负草填之，骑乃得过。羸兵为人马所踏藉。陷泥中死者众。刘备、周瑜水陆并进，追操至南郡。
——《资治通鉴》卷六十五，《汉纪》五十七
史书记载得这样肯定，这样真切：刘备的部队是从后面追击的，并没有在前方华容道上布下伏兵。
《三国演义》中写到这一段，写了曹操“三笑”：曹军摆脱了东吴追兵，稍稍喘息下来，曹操笑了，说：刘备、周瑜用兵还是差一点儿，要是我，就会在这里安排一路伏兵。正说着，迎面喊声大起，原来是赵云带领伏兵杀来。双方一阵混战，曹兵损失无数，狼狈逃窜。逃出几十里，军心稍定，曹操又笑，又说：要是我用兵，在这里再埋伏一路军马，那么——话没说完，四面火起，张飞伏兵迎面截住，曹军慌忙迎战，又损失了大量的兵士军器。等逃到华容道，曹操身边已只剩几十骑人马，而且人困马乏，七歪八倒，饥寒交加，溃不成军了。到这时候，曹操又大笑起来，说：周瑜、刘备终究还是智谋不足啊，要是我，就会在这里也安排下伏兵，那我们就只能束手就擒了。曹操的笑声还未停止，前面一声炮响，伏兵涌出，大旗下立马横刀的，正是关羽。曹操的“三笑”，故事极富戏剧性，也很好地描写了曹操的诡诈性格，非常热闹好看。这一段描写，当然也是艺术虚构，但是也有所依据：
公（曹操）船舰为备所烧，引军从华容道步归，遇泥泞，道不通，天又大风，悉使羸兵负草填之，骑乃得过。羸兵为人马所蹈籍，陷泥中，死者甚众。军即得出，公（曹操）大喜，诸将问之，公曰：“刘备，吾俦也，但得计少晚；向使早放火，吾徒无类矣。”备寻亦放火而无所及。
——《三国志》卷一《魏书》，《武帝纪》第一，裴松之注引《山阳公载记》
华容道上几乎要追上曹操的不是关羽，而是刘备。刘备战前的驻军位置在最前线，而且又善于陆战，追赶曹操败兵，他追在最前头是符合当时条件的。他也想到了火烧丛林灌木，只是慢了一点，没有烧着曹操，被曹操侥幸逃脱。曹操知道后面的追兵是刘备，也坦率承认刘备的军事指挥能力与自己旗鼓相当，但敏捷度稍差，要是放火早一点，曹兵就全军覆没了。
曹操没有议论关羽的军事指挥能力是否比得上自己，因为他知道后面的追兵不是关羽。
华容道上无关羽，义释曹操当然就不曾发生。
假如关羽当时在最前线，这样的事件能够发生吗？
历史当然不能假如，但我们可以依据关羽当时的思想、行动的表现予以分析。在赤壁之战前夕，刘备被曹兵追赶至当阳，情况最危急的时刻，关羽带领水军万人前来接应。刘备得到关羽的支援，才不至于连同领导成员和家小一起死于乱军之中。千里溃逃，昼夜兼程，上了关羽水军的战船，刘备才喘了口气。关羽这时候没有好言安慰，反而对刘备发了脾气。我们知道关羽对刘备是非常敬重的，平时刘备接待客众，关张二人伺立身后，终日不倦。（见《三国志》卷三十六，《蜀书》六，《关张马黄赵传》第六）这次关羽为什么发了脾气呢？
初，刘备在许，与曹公共猎。猎中，众散，羽劝备杀公，备不从。及至夏口，飘摇江渚，羽怒曰：“往日猎中，若从羽言，可无今日之困。”备曰：“是时亦为国家惜之耳；若天道辅正，安知此不为福耶？”
——《三国志》卷三十六，《蜀书》六，《关张马黄赵传》第六，裴松之注引《蜀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