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伯的思想源于犹太教的伟大传统，不逃避“原罪”，但又强调信仰的力量（即精神的力量），充满得救的希望，不指向苦难本身，而是指向对苦难的超越，指向统一、行动和未来，指向人对神的响应、默契和一致，因而对年轻人充满了魅力，尤其对奥地利和中欧的犹太青年具有重要影响。布伯上述的一系列演讲作于1909-1918年，刚好是卡夫卡走向生活和写作的时期。最初的演讲中有三次（1909年即有两次)刚好就在卡夫卡的故乡布拉格，听众中刚好就有卡夫卡。卡夫卡没有直接谈到过布伯的人格和思想及其犹太复国主义对他的影响，他只谈到过对犹太复国主义赞同与否的摇摆。但是，大量事实表明，至少就无意识的深层心理而言，布伯对卡夫卡影响甚深。在关于犹太民族性格分裂这一基本问题上，卡夫卡跟布伯看法一致，他认为，包括自己在内的犹太人身上“都有这种卑鄙的、肮脏的、温和的、耀眼的思想”。1911年10月至1912年2月，东欧犹太人依地语剧团访问布拉格，卡夫卡明确表现了在他来说罕见的热情，并在一系列日记中表达了对犹太民族文学的深沉抱负。与此同时，他开始关注犹太复国主义，在1912年2月25日日记中专门记载：“犹太复国主义大会。布卢门菲尔德。犹太复国主义世界组织的秘书。”1913年9月8日，卡夫卡参加第11届犹太复国主义大会。按勃罗德提供的资料，此后卡夫卡“日益向犹太复国主义立场靠拢”。1914年春，他在柏林拜访了布伯。1916年，布伯创办《犹太人》月刊，成为中欧德语犹太人的中心论坛，对犹太文化在中欧和奥地利的复兴作出了重要贡献。卡夫卡从一开始就给这份杂志投稿，他的一首诗本来要在1916年第7期发表，后虽因故未果，但受到布伯的高度肯定，卡夫卡则对布伯的肯定表现出异乎寻常的珍视。接下来，他开始对犹太复国主义表现出强烈的兴趣和责任感。1916年9月中旬，他婉劝未婚妻菲莉斯前往“柏林犹太人民之家”从事志愿工作，而布伯正是这一犹太复国主义组织的赞助人之一。他还多次就如何介入上述自愿工作向菲莉斯提出建议。4917年初夏，卡夫卡开始学习希伯来语9月，他被确诊患肺结核，人生重心发生重大偏移，开始考虑移居巴勒斯坦，继续学习希伯来语。也就在这段时间，布伯的《犹太人》连续发表了卡夫卡的作品，那就是刊于1917年第10期的材狗和阿拉伯人以及第11期的《为某科学院写的一份报告》。这段时间，卡夫卡也开始深入研读布伯的书，他认为这些书“都是特意用尖得不能再尖的笔正确而精细地写就……人们面对它们时，会不自觉地感到这是世上独一无二的书”1920年春，他告诉青年朋友雅努施，他“梦想到巴勒斯坦当农业工人或手工工人”。小妹奥特拉提出移居巴勒斯坦的计划，他鼎力支持。到1923年，他自己也开始正式计划移居巴勒斯坦。尤其需要指出的是，在生命的最后阶段，卡夫卡在曰记中对他自己作为犹太人的命运和使命作了几乎是深不可测的思考，随后写出《城堡》和绝笔《女歌手约瑟芬或耗子民族》。借用他的终生好友勃罗德的话，这两部作品堪称“这一时代最具犹太风格的文献”。卡夫卡的作品具有典型的复调艺术特征，对民族命运的沉思显然是他这一阶段作品中的主旋律，其深刻含义我们将在后面作出专门分析。
无论如何，进入20世纪，犹太复国主义运动日趋高涨，一批一批犹太移民涌入巴勒斯坦。这块古称“迦南”的地方，据说是上帝应许给犹太人的“流着奶和蜜的土地”。1908年务实的犹太复国主义者”鲁平在耶路撒冷成立了“巴勒斯坦办事处”。到1912年，最悲观的犹太人都清清楚楚地看到了从“迦南”升起来的希望之光。1913年，民族图书馆在耶路撒冷的斯科普斯山上破土动工。1914年，特拉维夫作为一座新城开始萌芽。再过几年，一批中小型企业投入生产；一所艺术学校应运而生，雅法建立了技术学校和希伯来语中学，耶路撒冷则幵办了一所师范学院除己经峻工的民族图书馆外，这座历尽沧桑犹太圣城还拥有了两家希伯来文报纸、几家出版社、一个体育协会、一个戏剧社特别引人注目的是，有关当局开始在社会生活中推行使用犹太民族古老的希伯来语……这是人类历史上最为悲壮的一场民族解放斗争。对于有勇气渴望回归故土的犹太人，那是一个前所未有的时代，一个筚路蓝缕、燃烧理想的时代。
只是，所有这一切对于本书主人公卡夫卡意味着什么，这不是一个马上就能给出确切答案的问题。卡夫卡的生命太复杂，无论1800年来民族受难的苦痛，还是19、20世纪之交民族新生的悸动，都不足以提供理解他内心世界的理想背景。固然，对于理解“卡夫卡问题”，上述两种背景都不可或缺，尤其后者还埋伏着一般人意想不到的重大线索，但是如果没有另外一个“血肉模糊”的生存主体，我们并不能从中看出什么特别的含义，这个“血肉模糊”的生存主体就是卡夫卡的家族和家庭。卡夫卡去世前3年，即1921年，他的犹太同胞和奥地利同胞弗洛伊德发表了一部重要的着述《群体心理学与自我分析》，把家庭看做人类心理问题的策源地，用后来的精神分析大师拉康的话说，弗洛伊德当时己经清醒地意识到了“个人形成中的家庭情结”。卡夫卡知道弗洛伊德，但弗洛伊德肯定不知道，卡夫卡早在1919年就已经写成《父亲》，这封长达数万字的“家书”刚好探讨了所谓“个人形成中的家庭情结”：弗洛伊德也不知道，卡夫卡一生关于“家庭情结”的研究有多么深刻，虽然不那么系统，但就其穿透力而言，并不逊色于弗洛伊德毕生努力所成就的境界。
（第二节）家世
1·父辈的艰辛
1883年7月3日卡夫卡呱呱坠地之时，他的父亲赫尔曼·卡夫卡已经31岁了。生活让他扮演父亲的角色，是难还是易？多年后，他的儿子卡夫卡指控他做父亲不称职。他，赫尔曼·卡夫卡，一位成长于19世纪后半叶的犹太人，与生俱来禀有若干优秀素质：粗野的生命力、非理性的内驱力、不自觉的自我中心主义、对金钱和地位锲而不舍的专注和执着……凡此等等让他因而有能力与社会不公与贫穷困苦殊死搏斗，拼命杀出生存血路，跻身令人艳羡的中产阶级。然而，人们说得好，生活不会白给你什么，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赫尔曼所有的优秀素质似乎无法兼容必要的温和与细腻，这导致了他日后作为父亲最大的缺憾：未能保证儿子卡夫卡童年乃至一生的幸福。当然，作为那个时代的犹太人，这样的结果并不让人太感意外，因为赫尔曼自己刚好就没有什么幸福的童年。
犹太人怎么会有幸福的童年！赫尔曼的父亲雅各布·卡夫卡生于1814年，是九个兄弟姐妹中的老二，跟着贫穷的父母在一间独屋窝棚里长大成人。他生得虎背熊腰，力大无比，甚至能够用大脚趾挑起-麻袋面粉，就充分发挥“特长”做了一名屠夫。本来，按照统治者历来对犹太人的苛刻法规，雅各布作为老二没有结婚的权利，幸好那一年恰逢一项优惠政策出台，改变了他的命运。雅各布赶紧结婚生子，加倍劳作，勉力维持一个来之不易的家庭。妻子性情开朗、乐观，以圣母般的坚忍与他患难与共，从1850年到1859年，为他生了六个孩子，赫尔曼就是其中的老二。
一家八口终年只能以土豆为生，然而却一个不落全部活了下来，而且六个孩子后来都像父亲一样，长成身强力壮的大个子，像多年后卡夫卡对父亲所作的概括那样“坚强、健康、食欲旺盛、声音洪亮、能言善辩、自满自足、高人一等、坚忍不拔、沉着镇定、通晓人情世故、有某种豪爽的气度”，偶尔“脸上会绽出一丝特别美的笑容，谁都会陶醉”。奇迹大概源于卡夫卡家族特有的遗传生命力，外加艰苦生活的磨炼。孩子们才开始长个头就为父亲分忧，拉车送货，春夏秋冬风雨无阻。后来，赫尔曼总喜欢怀着既骄傲又自怜的双重感情，回忆当年小腿上战斗勋章般的冻疮和裂口，历数童年的艰难，表达对儿子卡夫卡的不满：“你知不知道你过的日子有多好……我像你这么大的时候……”“七岁我就推着小车走南闯北啦。”“我们全家大小挤在一间小屋里睡觉。”“有土豆吃我们就喜出望外了。”“冬天我衣不蔽体，腿上的伤口好多年都不愈合。”“今天谁还懂这个道理！今天的孩子们懂什么呀！今天没人吃过这种苦！”后来，卡夫卡与父亲的关系十分成问题，恐怕很大程度上要归因于一年四季这种半是自夸、半是责备的数落。
数落归数落，事实归事实。赫尔曼终归不是一位窝囊的父亲，他并不喜欢吮舔幻想的伤口，他的本意主要是在提醒儿子生活的艰辛。他的儿子内心其实深谙此理。后来，在痛苦的弥留之际，卡夫卡写下《女歌手约瑟芬或耗子民族》，这是他的天鹅绝唱，跟过去别的作品一样，这“歌声”中的意向若有若无、难以捕捉、深不可测，只是有一道旋律格外引人倾听，那就是父亲由之而来的那个世界。在那个世界里，晃动着家族和种族双重的影子：
我们(耗子民族)的生活就是这样，一个孩子刚会跑几步，刚能稍稍辨别周围环境，就得像成年者那样照料自己；我们出于经济上的考虑而分散居住的地区过于辽阔，我们的敌人过多，危机四伏，防不胜防——我们无法使孩子们逃避生存竞争，不然他们就会过早被淘汰而夭折。在这个可悲的原因之外，自然还有另一个重要的原因：我们这个族类繁疽力非常强，每一代都不计其数，一代排挤一代，儿童没有时间当儿童在其他民族里，儿童会受到精心的照料，会替儿童办起学校。儿童们，民族的未来，天天从学校里蜂拥而出……我们没有学校……我们的儿童啊！……一个孩子刚出世，他便不再是孩子了，在他的后面已经有新的孩子的脸……尽管这是好事，尽管别的族类因此而妒忌我们，我们就是无法给孩子们一个真正的童年。
M岁那年，赫尔曼·卡夫卡离开父母和兄弟姐妹独自闯荡世界。按犹太法规，他差不多已是成年人了。在激烈的竞争中，这位年轻的犹太小贩为自己谋得了一席之地。当时，形形色色的商品正涌向市场，新兴工业的摇篮波希米亚充满了机遇，市场经济在呼唤。在广大农村地区，零售贸易迫切需要干练人才。犹太小贩们精明而吃苦耐劳，他们迅速进入了这一领域，其中不少人为日后显赫的富裕打下了基础。就在这一时期，着名德国作家魏菲尔的父亲经营起那时波希米亚最大的手套工厂，弗洛伊德的父亲在摩拉维亚开设了一座纺织厂。许多人从借贷获利发家，向更大的金融事业发展，或者像赫尔曼·卡夫卡一样，从起早摸黑、漂泊无定的行商小贩起步，逐渐成为较为大型的零售和批发经营商。
总而言之，19世纪下半叶，奥-匈帝国境内犹太人的经济地位迅速改变。这一事实有着两个重要的含义：一方面，它意味着“父辈创业”的丰功伟绩另一方面，它又意味着以脱贫致富为目的的残酷竞争。这一过程中所形成的人生观，在犹太中产阶级内部逐渐取得了支配地位。更重要的是，在新兴资本主义这个残酷竞争的世界中，“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是一个普遍的原则。“上帝已死”，人只能把自己托付给“生存竞争”的概念。人类社会发展中这一阶段性的特点，与犹太人特殊的生存状态相叠加，决定了犹太人家庭关系的一般模式，并使得某些特定的人格特征在其中占据了优势。
随着本书的进展，我们还会不时想起赫尔曼·卡夫卡这一段艰苦奋斗的创业史。未来的卡夫卡会反叛自己的父亲，然而同时会在内心保留着深深的崇敬。这不仅因为他最终能体会生活的艰辛，也因为他身上流着父亲的血。当然，母亲的血会融汇进来，使卡夫卡的生命呈现令人眼花缭乱的复杂景象。然而他毕竟是父亲的儿子，即便在反叛父亲的斗争中，他也本能地充分运用了从父亲薪火相传的宝贵品质帮助自己，在与悲哀人生、疾病和死亡的相持过程中保持坚忍，保持铤而走险的勇气和力量，在文学的象征世界里升华、结晶成旷世遗产，进而在更深邃、更卓绝、更惨烈的寻觅中找到最后的希望——那就是犹太民族源远流长、深邃无比的信仰。
然而这是后话。我们眼下还在民族、家族和家庭的历史中，跟父辈们一道领略着生命本质的悲欣交集。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整整有6年，年轻的犹太小贩赫尔曼·卡夫卡在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的乡村小道上风餐露宿，往返兼程。直到1872年，他被征入奥地利军队，服了两年兵役，晋升为中士。1874年，22岁的赫尔曼退役离开军队，前往布拉格，希望在那里找到幸运前程。他一如既往，艰苦奋斗，锲而不舍。8年过去了，他终于“三十而立”，不仅有了自己的商号，而且娶了一位殷实的犹太酿造商之女为妻。
2·母亲的血脉
赫尔曼娶到的新娘名叫尤莉·洛维，1856年3月22日生于波德布拉特。那座小城位于易北河边，主要居民为捷克人。历史上，在波希米亚地方类似波德布拉特这样的小城，居住着一些虔诚而乖僻的犹太世家，其中不乏离群索居的学者、受人尊敬的拉比和长老、医生、单身汉或别的什么人。在世俗社会眼里，这些人的人格常常表现为复杂的混合体。一方面，他们显得行为古怪、举止反常、不谙事理、心不在焉、体质羸弱、神经敏感另一方面，他们又显得个性突出、特立独行、富于宗教情怀，关心精神生活和内心价值远胜于关心世俗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