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你们再想一下，在你们身上除了现成的知识外，还有力量在活动，以及力量的结合体，那么你们就会走到离依地语[原译为“俚语”，下同]很近的地方了，这些力量或结合体使你们有能力以感觉来理解依地语·……如果你们保持寂静，那么你们会忽然置身于依地语之中。一旦你们懂得了依地语——依地语是一切，是言词，是犹太音调，是[洛维]这个东部犹太演员自身的本质——那么你们就将再也认不出你们先前的不安来。那时你们就将感受到依地语真实的统一性，这感受将是那么强烈，以至你们将产生恐惧，但不再是对依地语，而是对自己。如果没有依地语将赋予你们的自信，它会顶住这种恐惧，并且比它[恐惧]更强大，那么你们靠自己将会受不了这种恐惧。
卡夫卡的演讲成功了，洛维的依地语朗诵也成功了，但是，接下来，洛维和依地语剧团走了。卡夫卡的犹太情结进入一个低潮时期，要到1913年年底，才又逐渐复苏。
开始，卡夫卡还试图保持住四个多月来相对积极明亮的心态，然而很快就被他命运中习惯性的悲哀和无奈所压倒。一个有说服力的证明是曰记的数量。从洛维和剧团离去的2月下旬到同年8月中旬，整整半年时间内，卡夫卡只写下45天的日记，而且内容稀疏，总共寥寥30页，仅为与洛维和剧团相处期间日记的五分之一！
无奈常常表现为对现实生活的无奈。早在前一年年底，父亲对他就颇为不满了，因为他对家中的木棉厂生产事务漠不关心。卡夫卡作为隐名股东参与了木棉厂的投资，希望从中获益，然而却不愿意投入时间和精力。尤其因为洛维和剧团，他的心一时更是难以收回。卡夫卡内心当然清楚，他最终是在“保护自己全心全意投入文学”。他似乎没有考虑现实生活的问题，即便考虑过也置之度外。父亲经常旁敲侧击，要么就忆苦思甜，要么就批评儿子的人际关系，其目的不外是想让儿子回到现实，面对生活。最后，父亲干脆明确向儿子提出了激烈的批评。的确，都快三十而立的人了，成天没完没了地做文学梦，除了把自己弄得神经兮兮不算，还不愿承担基本的人生责任，那怎么行？
然而，父亲的批评似乎并无效果。几天后，母亲出场了。母亲委婉地与他谈起成家立业、生儿育女的事情，而卡夫卡则“生平第一次发现：母亲关于我的想法是如何天真而不切实际”！他认为母亲完全不了解自己的文学抱负。几天后的周末，父亲代表所有的亲友再次找他谈话，不仅仍然无效，反而进一步刺激了卡夫卡，促使他把这个家庭内部问题上升到民族路线斗争的高度，把父子冲突概括为人类文明的宿命，声称要“赋予父亲们与儿子们之间的对立以崇高意义，并使关于这一点的讨论成为可能”。卡夫卡一如既往地沉迷于他的犹太文学宏图，因为他认为自己已经没有让步的余地：
我对工厂的事一窍不通。今天早晨受命巡视工厂，我在那里呆头呆脑，像一条夹着尾巴的狗。我拒不接受深入工厂经营细节中去的可能性。如果我被迫陷身于没完没了的思虑和烦琐的关心，我能达到什么目的呢？……我只适合做一些务虚之事……否则，如果剥夺我下午仅有的几个小时，为工厂进行毫无意义的努力，势将必然彻底摧毁我的生存；即使没有这件事，我的生存世界已在不断缩小了。·
卡夫卡不知是否思考过，如果没有生活，文学又怎么办？但他此时早已是走火入魔、身不由己之人。父亲作为一家人生活的代表，不得不让他明白生活的艰难和他应担负的责任。无可奈何的父母只好观望和等待。现在，洛维和剧团走了，儿子理应把放飞的心收回来。然而他们没有料到，儿子仍然没有任何调整的迹象。洛维和剧团离开后半个月，父亲再次提出批评，而卡夫卡在日记中的反应则是想要“跳量，它们似乎未经触动而度过了长长的间歇期。”
3月11日：“今天烧了许多令人作呕的旧稿。”
3月16日：“周末。又有勇气了。我再次抓住了自己，就像抓住一只下落的球。明天，今天，我将开始一件大型的工作，不勉强自己，量力而行自然形成。只要我还抓得住，就不会放弃。宁可失眠，也胜于眼下这样过曰子。”
3月17日：“歌德，痛苦中的慰藉。”
5月6日：“第一次明显感觉到写作完全失败。接受考验的感。”
5月9日：“我是如何面对一切不安紧紧抓住我的小说[《美国》]啊！就像纪念碑上的雕像紧紧抓住底座望着远方。”
6月6日：“刚刚读了福楼拜的信：‘我的小说是我攀附的海边绝壁，我对世上发生的事一无所知。’——与我5月9日的日记相似。”6月6日没有重量，没有骨头，没有躯体，沿街走了两个小时，一边想下午的写作中我克服了什么问题。”
8月7日长时间的劳累。最后致信马克斯[勃罗德]说我无法完成剩下的几个片段，不想强迫自己做这件事情，因而放弃出版这本书。
8月8日：“完成《骗子》，多少有些满意。用尽了正常大脑的最后一点力量。已是午夜，我怎样才能入睡？”
8月11日什么也没写，什么也没写！出版这本小书耗费我多少时间！”
8月20日如果罗沃尔特将稿子退回，我又会将这一切束之高阁，就像事情没发生过一样。但这样一来，我只好又跟原来一样不幸了。”
9月15日独特的自传作家的预感。
在这样浏览的过程中，我们几乎己经涉猎了卡夫卡这一时期文学活动的主要日记，也是他这一时期全部日记的主要部分。半年时间主要就这样难以言说地流逝。然而仅仅从刚才的日记，细心的读者足表现主义三巨头——W·哈森克莱弗、F·韦尔弗和K·品图斯，其中韦尔弗是卡夫卡的好友。
以发现一个值得注意的迹象，在是否发表作品的问题上，卡夫卡表现出典型的哈姆雷特式的心态：发表还是不发表？这是一个问题！不用说，这个问题首先反映了他优柔寡断的心理特征，然而，其中还隐藏着更为具体、更为微妙的含义，那就是肉身如何攀附的问题。显然就在这一时期，卡夫卡已经萌发了成为自由作家的想法，其目的就是要解决具体的生存问题。这一时期，卡夫卡与布拉格的几位记者如皮克、哈斯过从甚密，大概己经萌发当记者或自由作家的想法，往后他会具体考虑赴柏林当记者或自由作家，甚至考虑移居巴勒斯坦。凡此种种，其目的都是要挣脱作为生存依赖象征的布拉格这带爪子的小母亲”。如果成为自由作家或记者，文学存在和肉身攀附两方面的问题就能大体上得到一揽子的解决。因为，他眼下在父母家中的日子越来越没法过。在卡夫卡这半年为数甚微的日记中，除了文学，就是文学的“敌人”，即他具体的生活环境，而且主要是他在父母家庭内部的生活环境。
1912年3月8日前天因为工厂之事受[父亲]指责，然后整整一个小时都躺在沙发上想怎样跳窗。”
3月18日：“我不乏聪明，只要你愿意，我随时准备赴死。这倒不是因为我在乎交给我做的事，而是因为我完全没做这些事情，而且根本不打算做。”
4月3日一天的时间就这样过去了。上午办么〔室，下午工厂。现在是傍晚，家里到处都在大声说话……我没有任何时间可以用来做自己的事情。”
5月9日今天在家里度过绝望的傍晚。妹夫为工厂需要钱。父亲坐立不安，因为妹妹和生意，也因为他心脏的问题，不幸的二妹，由于所有这一切而不幸的母亲，还有我和我没完没了的写作。”
9月8日：“下午。母亲和一群女人跟邻居几个孩子大声玩闹，并要把我赶出房间……”
看得出来，这段时期，卡夫卡甚至与一向疼爱他的母亲都有些过不去了。他并非对亲人没有感情，这是他生活的无奈，是他坚持以文学为中心必然导致的结果。年近三十的人了，还寄居在父母家中，又不愿承担责任，如果父母迁就这种情况，恐怕反而无法理喻。父母虽然不至于采取什么强硬措施，但不可能视而不见。母亲虽然十分仁爱宽怀，但偶尔也不免流露些内心的情绪。惯受母亲爱护而又高度神经质的卡夫卡必然无法承受。另一方面，独立谋生也是一名男子或早或晚必须解决的问题。做自由作家前程未卜，做记者也还没到时机，就在这样进退维谷的境况中，卡夫卡内心不可能完全不考虑一个他一直在试图回避的问题。他回避这个问题并非出于要逃离这个问题，而是因为这个问题过于重大。这个问题是他的情结，也是他的症结——他的“婚姻综合症”。
还在与洛维和他的剧团“热恋”期间，卡夫卡就以大妹艾莉的婚姻为例作过设想，他认为让妹妹极为满意的婚姻生活，对于他却是沉闷无趣的生活。理想的婚姻生活是什么他还不知道，但是他要的婚姻绝不是这样一种充满弊端的生活。·眼下，恰逢二妹瓦莉订婚，卡夫卡专门为之写下这样一首诗：“从精疲力竭的地狱/我们带着刷新的力量上升/冥冥诸神在等待/直至孩子们重坠深渊。’仙卡夫卡在冷酷地质疑婚姻的的本质：在婚姻的深渊里，真能升起“地狱里的温柔”吗？
在上一章我们已经看到，卡夫卡的意识绝对地排斥婚姻问题。然而在精神分析看来，意识的这种排斥终究不过是对无意识的压抑。卡夫卡怀有深入骨髓的“父亲情结”或“世界情结”，其表现就是“婚姻综合症”。在骨子深处什么隐隐约约的地方，卡夫卡一定反复掂量过无比重大的婚姻问题。至少他的无意识完全清楚，这是他与父亲所代表的世界展开决战的滑铁卢，是双方关系和力量平衡的枢纽要害。如果在这个问题上不够审慎，就会像他后来的小说《乡村医生》中那位不幸的医生，上生活的大当，沦为神秘而悲惨的命运象征。那意味着：“婚姻综合症”最终溃烂为克莱斯特式的致命“伤口”。
正是在婚姻问题上，卡夫卡一直是在有意无意地“悬而未决”。卡夫卡一直试图在放弃人际关系世界的同时“绝对掌握”自己的生活，这一点既作为结果也作为原因令他逃向“肉身成言”的文学的存在。然而，无论就肉身还是就文学而言，人际关系的“生活世界”能逃得掉吗？为了逃离“父亲”或“世界”，我们试图以“肉身成言”的方式逃向文学当我们逃向文学，立即就发现必须首先安顿这个肉身。我们试图通过婚姻来解决这个生存难题，然而婚姻正是人际关系高度浓缩的象征，而恋人，跟父亲一样，也是“生活的代表”，将把我们的肉身又反过来领回人际关系的“生活世界”。这就是卡夫卡此刻面临的悖论怪圈。
然而人的心理能量不会甘心满足于进退维谷的处境，它总要寻求表达。或者说，爱欲永远要表达自己。任务已经明确，眼下他迫切需要生存的独立，剩下的事情就是等待一位恰当的人选。谁也不知道世界上是否真有适合卡夫卡的人选。然而事实说明一切，我们所知的事实是，无论是否情愿，卡夫卡最终发现自己全然像是一位现代的哈姆雷特，怀着“结婚还是不结婚”的矛盾心理，痛苦地把这个痛苦的问题提上了议事日程。
1912年8月14日，卡夫卡的日记中出现了一个特殊的名字：
一无所获的一天。躺着睡觉······老是想着F·B·——写下这个名字让我是如何为难啊。
他应该感到为难。他没有理由不感到为难。他因为无法“绝对掌握”自己的文学才不得不考虑婚姻，然而他能“绝对掌握”婚姻吗？他能让这个F·B·跟他一样，过一种以文学为中心的生活吗？如果不可能·又会出现什么样的局面？导致什么样的冲突？展开什么样的搏斗？然而我们也可以反过来问：既然世界上有卡夫卡，难道就不可能有另外一个相应的肉身吗？局部的生活与整体的生活之间，难道就不可能存在平等对话的关系吗？卡夫卡不是天才的魔法师吗？会不会存在一个足以与之较量的“绝对单数形式的人格”？
不管怎样，几天后，仍然是在日记中，卡夫卡用他的独有的纤毫入微之笔对这个F·B·作了一番入骨三分的描述。这番描述所有的卡夫卡研究者都无法绕过去，因为，如果说卡夫卡的精神只需攀附文学大海旁的绝壁就足矣，那么他肉身的攀附问题就将因这个人的出现而提上具体的议事日程。这个人将与卡夫卡一道解答这个问题，并因而促成他文学上的重大突破。然而另一方面，至少同样重要的是，按照卡夫卡自己的说法，这个人将代表世界撕开他存在的伤口，并最终把他撕成碎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