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4年2月14日我自己在半睡眠的状态中已经设想过一次这样的场景……走向阳台，被从各方面赶来的人抓住，我挣脱了，这个时候一只一只的手不得不停止了动作，我就会越过阳台的栏杆。”1916年7月6日[想象]从高高的窗户跳下去，但掉在了被雨水湿透而变软的土地上，撞击在这地面上还不致于死去。闭着眼睛没完地打滚，显露在众目睽睽之下。”
1917年9月我只能完全信任地献身于死亡。”
1917年11月中旬：
我在城里，在家庭里，在职业、社会、爱情关系……现有的或争取建立的人民大家庭，在这一切方面我未经受考验，而这一点是我周围的人谁都没有遭遇过的·……我不想夸耀自己伴随未经历过的这种生活而来的痛苦……痛苦毕竟太大了，简直令人忍受不了。换句话说，如果痛苦不太大，那么它至少太无意义(对生活的阴暗面也许可以问一问它的意义）。也许从童年时代以来在面前的下一条出路不是自杀，而是自杀的念头。我的情况是，不是特别的可以想象到的怯懦使我没有自杀，而只是考虑到这样结束一生未免毫无意义。我想：“你一事无成，就想自杀吗？你怎么敢起这样的念头呢？你可以自杀。但在某种程度上说你不必自杀。”等等。以后我又渐渐地有了新的看法，不再想到自杀。如果我撇开那些令人迷惘的希望、幸福的孤独状况、夸大其词的虚荣心（我只有活着能忍受痛苦时，才能偶尔做到“撇开”），思路明确，那么我面临的情况是，悲剧的生活，悲惨的死去··
可以这样说，父亲所导致的生之恐惧极度地压抑了卡夫卡的生之欲望，并引发他的“婚姻综合症”和婚姻上的“阳痿”。卡夫卡自己当然完全清楚这一点。“你要求得到证明，马上就有父亲的诅咒为证。”卡夫卡深知，父亲跟所有人一样，其实也是生活的受害者。作为犹太人，父亲更是深受其害，本质上跟他自己一样“也是一个失败的儿子”，换句话说是自己的兄长，只不过“可怜地、充满嫉妒地尽力使他的弟弟在决战中动摇”正像他在恋人密伦娜面前对犹太人命运的哀叹：“你是犹太人啊，知道什么叫恐惧。”父亲至多不过因恐惧而放弃了犹太信仰中可能存在的得救希望，成为“生活的代表”，而且只是作为可怜的犹太人无意识地代表着生活，不幸亲手“阉割”了卡夫卡，让他提前在精神上走到人生的尽头。对此，一位诗人深有感悟：
如果比较莎士比亚和卡夫卡对人之痛苦及普遍异化的揭露(而不考虑他们各自的天才），那么当代读者会认为，是卡夫卡而不是莎士比亚作出了更为强烈和更为全面的揭露·……莎士比亚眼里的世界正是帕斯卡眼里的世界，与卡夫卡的世界大致相同，是一间牢房。在这牢房里每天都在死人·莎士比亚迫使我们看到生活中残酷的非理性的力量……他并不比卡夫卡做得差。……然而，在莎士比亚的芊房中，那些牢友……一个一个有血有肉，栩栩如生，完整无缺，到死方休。与此不同，在卡夫卡的牢房中，在死刑判决被执行之前很久，甚至在邪恶的法律程序被确定下来之前很久，某种可怕的结果就已强加在了被告身上。我们都知道那是什么：他被剥夺了作为人的一切，只剩下抽象的人性，就像他自己的骨架，像一具骷髅，那是绝不可能作为人的。他没有父母，没有家，没有妻子，没有孩子，没有承诺，甚至没有嗜好；而很可能伴随着这些人生内容的权力、美、爱、智慧、勇气、忠诚、名誉、骄傲等等，都与他无关。因此我们可以说，卡夫卡关于恶的认识是完整的，他没有用关于健全而合理之自我的认识与之对立。
6·象征的胜利：文学的召唤
然而人们常说，上帝不会偏爱、也不会抛弃任何一个人。当人走到尽头，而且只有当人走到尽头，存在的奥秘就会向他显现。从心理学上说，人在绝境中可能会爆发革命性的能量转换，对此卡夫卡认识得很清楚：“我头脑中有着庞大的世界。然而，如何解放我自己和这个世界，而又不被撕成碎片？”正像刚才那位作者所说，惟其极度的压抑，惟其生之欲望的“阉割”，一个人才有可能退到生存之网的边缘，认清生活的本性，包括认清父亲作为“生活的代表”的本性。这时候，父亲作为生活的代表就变成了一个象征，并因而让位于卡夫卡象征的胜利。这就是卡夫卡在他的短篇名作《论替喻》中希望告诉我们的道理：
许多人抱怨说，智者的话只是一些譬喻[即象征]，但在日常生活上却用不上，而我们只有这样的日常生活。
关于这一点，有人曾经说过：“你们千吗要抗拒呢？只要你们照着譬喻去做，你们自己也就会变成譬喻，这样就能摆脱日常的操劳。”
另一个人则说：“我敢打赌，这也就是一个譬喻。”
头一个人说：“你赢了。”
第二个人说：“但是很遗憾，只是在譬喻方面[赢了]。”
头一个人说：“不，在实际上在譬喻方面，你却输了。”
卡夫卡看得很清楚：“世界的不正常关系好像令人宽慰地显现为仅仅是一种数量上的关系。”但他一点不存幻想，他深知人际关系一个最大的秘密：数量上的优势可以把本来不正常的变成“正常”，而本来正常的反而成为“反常”。历史就是数量上占优势的人作为“生活的代表”对少数人的压抑、“阉割”或“审判”。这就是历史的“暴民心理学”，由此形成他眼中这样一条悲剧性真理人类的发展——死亡力量的增长。在这样的历史实际中，作为绝对少数的“最瘦的人”，他无法、也不想争取什么胜利——除了象征的胜利，这是他唯一有可能的、也是他内心真正希望的胜利。这大概构成了他“抗拒结束生命的欲望”，他唯一“消极的”生之欲望：
我从生活的需求方面压根儿什么都没有带来，就我所知，和我与生俱来的仅仅是人类的普遍弱点。我用这种弱点从这一点上说，那是一股巨大的力量)将我的时代的消极的东西狠狠地吸收了进来这个时代与我可贴近呢，我从未与之斗争过，从某种程度上说，我倒有资格代表它。对于这个时代的那微不足道的积极的东西，以及对于那成为另一极端、反而变成积极的消极事物，我一份遗产也没有。
卡夫卡是一个巨大的“黑洞”。他没有作“积极的斗争”，然而，他仍在斗争，以“黑洞”特有的方式斗争：向“父亲”所代表的“积极的生活”作“消极的”斗争：
我在斗争，没有人知道有些人感觉到了，这是无法避免的；可是没有人知道。我执行着我每天的义务，可以说我有点儿漫不经心，可是不多当然每个人都在斗争，可是我斗争得比其他人多。大多数人像在睡眠状态中斗争，就像在做梦时挥手赶走某个现象那样，可我确实是挺身而出，经过对如何充分利用我所有的力量的考虑而斗争着为什么我会从这看上去闹哄哄，可是一涉及这方面就静得让人害怕的人丛中挺身而出呢？为什么我会把大家的注意力吸引到我身上来呢？为什么我现在会被列在头号敌人的表上呢？我不知道。过另一种生活让我感到没有生活的价值。战争史上把这种人称为天生的战士。可事实上并非如此，我并不渴望胜利。并不是作为斗争的斗争给我带来快意，它只是作为唯一可以做的事情给我带来快意。作为这么一种东西它给我的快意比我实际上能够享受到的多，比我能够奉献的多。也许我将不是在战斗中，而在这种快意之中沉沦。
“我的与父亲搏斗的希望是一幅绚丽的夜景”。而这是一幅什么样的夜景呢？
深深地沉入夜幕之中，像一个人有时沉入冥想一样。人们都睡着了，认为他们正睡在房间里，睡在安全的床上、可靠的屋顶下，平躺或蜷卧在褥垫之上、睡单之中、毛毯之下。如果真是这样认为的话，那可是无害的做作、天真的自欺了。事实上，正像从前一样，他们又都挤在了一起，挤在荒郊，挤在野外一块宿营地上，不可计数的一大群人，一大群平民百姓，挤在寒冷的露天下、冰冷的地面上，倒卧在他们早先曾经站过的地方，额头枕着胳臂，脸朝着地，安详地睡着。而你正在看守着，你是一个更夫，你挥舞一根从你身旁柴堆中捡起的燃烧的柴枝，发现了你最亲近的人。你为什么要看守呢？据说必须有个人看守，必须有个人在那儿。
正是在希望的夜景中，卡夫卡的象征以其独有的自明性呈现在我们眼前：那是生存之网边缘上的守夜人，是从人群中抽身而出的写作的人，是用一只手挡住命运的绝望、另一只手写下废墟中之所见的人，是文学，是他自己。
卡夫卡的一生是殉道于文学的一生，是“肉身成言”的一生。他的生命是文学的“活祭”、文学的象征。
我对文学没有兴趣，我就是文学组成的，除文学之外我什么都不是，也不可能是什么，卡夫卡将在“他的-文学存在”(sein)中“成为父亲”。在本书以下的内容中，我们将随着他一道进入文学。在那绚丽的夜景中，我们将跟他一道遭遇一些什么样的罪愆、苦难和希望呢？不要忘了，眼下的我们正站在1919年年底这道卡夫卡人生的分水岭上，这道分水岭也是卡夫卡作为文学和思想大师的里程碑。放眼望去，无论后顾还是前瞻，卡夫卡生命的天地间处处风云惨淡，没有几缕明亮的阳光。千回百转的来路上，三次失败的婚事，一道肺结核的“伤口”，竟成他青春时光的主旋律，黯然和污秽了他早慧的生命。未来的地平线更是凶多吉少。毕竟，象征是象征，现实是现实。在现实的生存之网上，卡夫卡永远是输家，这是因为象征也有象征的命运，象征必须以现实为背景，恰如他自己所说恶是善的星空。”即便是文学象征的自由天地，其自由也仅仅在象征意义上成立。“除非逃到这个世界当中，否则怎么会对这个世界感到高兴呢？”这句箴言也适用于他文学象征的世界。至关重要的一点是，他自己的肉身就属于现实，在这肉身上结着爱欲(eros)之果。而爱欲是什么？如果指向现实，它意味着性爱与爱情，那是“剪不断理还乱”，那是“血肉模糊”！尤其对于一个青春生命，无论其怎样“消极”，都是如此！更何况生存之网上尚有无法赎回也无法逃避的“原罪”。在生存之网上，无论积极还是消极，只要你生存着，那么“罪愆总是公然来临，马上就会被感官抓住。它归结于它的许多根子，但这些根子并不是非拔出来不可的”（箴言101)。爱欲如果不指向现实，那么它又是什么？对于自认为“由文学组成”的卡夫卡，这就是问题令人难堪的一面。几乎可以肯定地说，爱欲就是文学创造力的源泉！
套用一句“陈词滥调文学不可能脱离生存之网！相反，无论自觉不自觉，文学必然会全面地把生存之网上的消极事物“狠狠地吸收进来”(包括吸收自身日常意义上的人格弱点和心理弱点)——这本是爱欲的本性！看来，卡夫卡真有先见之明、自知之明！他一定知道文学与爱欲无法不纠缠不清、血肉模糊。也许可以这样说：爱欲是文学的原罪。其实，爱欲在某种象征意义上本来就是“原罪”，而在包括犹太教在内的许多高级宗教看来，它就是原罪。在爱欲的问题上，我们尤其不能忘了卡夫卡问题同时也是犹太人问题。我们大概还能记起汉娜·阿伦特对卡夫卡现象的聱告：不理解犹太人问题，我们就无法理解卡夫卡。无论就象征还是现实而言，卡夫卡的肉身是犹太人的肉身：而对于犹太人，除开深不可测的苦难，就是深不可测的原罪。我们大概还能记起马丁·布伯对犹太民族基本问题的揭示：“其生存的不可思议的、令人敬畏的和创造性的矛盾就在于：她的两重性。”那是虚假与真实、丑与美、淫荡与贞洁、欺骗与直面、狂热与胆怯等等对立面的矛盾统一，落实到卡夫卡身上就是我们在导言一开头就谈及的那个“卡夫卡旋涡”：自我折磨、自我谴责、恐惧、甜蜜和怨毒、牺牲和逃避……任何朝向这个“犹太人旋涡”的俯视，都足以令人头晕目眩。让我们最后来看看卡夫卡关于这方面的自我表述。在达到了1919年年底的大师境界之后，几乎紧接着《致父亲》这场“精神事件”，他在与恋人密伦娜的“爱情事件”中写道：
关于污秽，为什么我不能对它——我唯一的所有物（这是所有人唯一的所有物，只是我对此知道得不很确切）再三谈论呢？由于谦虚么？哦，这倒是有理的借口啦？
他认为不仅恐惧与罪是世界和人的本性，污秽和肮脏等也是，而疾病则是世界的隐喻，它们与性、与爱杂揉难分。在向密伦娜大谈恐惧与罪的同时，他也会大谈污秽与肮脏：
“对某种让人有点反感、痛苦的肮脏的事情的渴望往往把我逼到无法忍受的地步。即使在我所经历过的最美好的时刻，也有某种东西在作怪，某种淡淡的难闻的气味，某种硫磺味，某种地狱味。这种欲望有点永恒的犹太人的性质，它们被莫名其妙地拖着拽着，莫名其妙地流浪在一个莫名其妙的、肮脏的世界上。”
“我……只是躺在某处一个肮脏的沟壑中……”
“我生活在污秽中，这是我的事情。……通过你，我对我肮脏的意识看得更加清楚……这使恐惧的冷汗渗满我的额头……”
“有些人能够共同度过晚上或早晨，而有些人则不能。后者的命运我倒觉得不错。他们肯定或者可能干了些不好的事情。……这污秽的一幕主要来自他们的陌生的存在。这是人间的污秽，是一个从来没有住过的、现在突然被打开门窗的住房里的污秽。”
“对你来说我是怎样一种不洁的祸害……”
就在与密伦娜的爱情（跟他所有的爱情一样“血肉模糊”）结束后不久，卡夫卡用几乎跟马丁·布伯完全一样的语句，明确表达了自身的犹太民族二重性：
在我身上也一样，都有这种卑鄙的、肮脏的、温和的、耀眼的思想。
不管怎样，卡夫卡自己关于“肮脏”的讨论对理解他的人格和命运有着重要意义。其实，卡夫卡自己最理解这其中的意义。在生命的最后时光，他向青年朋友雅努施谈道爱情总是在污秽的伴随中出现。”不仅如此，人们往往在尚未成熟时就被污秽的东西所污染，而成为生活的牺牲品，因而“一个男子的痛苦表情常常只是凝固了的儿童的迷惘难啊……通向爱的路总是穿越泥污和贫穷。而蔑视的道路又很容易导致目的的丧失。因此，人们只能顺从地接受各种各样的路·也许只有这样，人们才会到达目的地。
目的地是什么？它就是文学、是卡夫卡的“他的-文学”或者还可能是别的什么？例如信仰？让我们铭记这个问题，也铭记刚才那样一些提醒，首先跟卡夫卡一道进入文学象征的自由天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