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卡夫卡之罪”
1·父亲的法庭
在现代生存论（即存在主义）看来，恐惧、自卑、耻辱、污秽、内疚在很大程度上都意味着同一件事情，那就是罪感。事实上，在心理学和神学意义上，内疚完全就是罪感的同义词，卡夫卡作为存在主义大师深谙此点。其他如恐惧、自卑、耻辱、污秽等不过是罪感的不同层次的转义，因为罪感是这一切的根源，至少卡夫卡的情况正是如此。整个《致父亲》，其中心实际上就是一个“罪”字、一个有罪还是无罪（tobeornottobe)的问题。卡夫卡在信中反复强调，父亲的暴政让他从小自知有罪，认为自己罪有应得，罪把他与父亲和其余的世界分开凡是您认为清白无辜的，我可能就认为是一种罪过，反过来也如此。”更严重的是：
在我眼里世界就分成了三部分。我，是个奴隶，生活在其中的一个世界，受着法律的约束，这些法律是单为我发明的。而我，不知为什么，却始终不能守法。然后就是第二个世界，它离我的世界无际遥远，您行使着统治权、发号施令并且还因您的命令得不到执行而生气，最后还有那第三个世界，其余的人都在那儿过着幸福而自由自在的生活……
奴隶就是罪人，因而要受法律的约束，法律意味着法庭的诉讼和审判，而父亲代表着法律和法庭，事实上代表着与卡夫卡有关的一切，代表着卡夫卡全部的生活和整个世界。就“上帝已死”的意义上讲，父亲就是上帝的僭越者、替代者，一个不合法的上帝。卡夫卡认为，在他与父亲之间存在着一场“可怕的诉讼”、一场审判，它具有“不由分说”的性质，因为：
在这场诉讼中，您声称您始终是法官……
从《致父亲》结尾处可以看出，有罪还是无罪的问题笼罩了卡夫卡的内心世界，这显然是因为父亲虚假的“上帝”身份使然。惟其虚假，他才感到压抑、不义、不公正。卡夫卡终其一生都在探讨“法庭”、“审判”、“判决”等问题，不仅在与父母的家庭关系中，也在与恋人的婚事纠纷中、在工作中、在日记和书信中，也在小说中——其代表作《城堡》、《审判》、《判决》等都是典型的例子。面对父亲的法庭，他要为自己洗清罪名，至少要对有罪还是无罪作出辩护或探讨。这方面的情况本书将另作分析，然而眼下，我们要继续就卡夫卡之罪和罪感本身作出进一步的重要探讨。
2·神经症
什么是罪？从某种意义上说，罪就是渺小孤弱。恐惧、自卑、耻辱、污秽、内疚等本身就意味着渺小孤弱。卡夫卡在高大强壮的父亲面前痛感自己的渺小孤弱，刚好精彩地隐喻了他的“卡夫卡之罪”。人的本能无法承受自己的渺小孤弱，他会把渺小孤弱的感觉转换成罪感。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没有一种宗教信仰来“汲收”当事人的罪感，他就会成为心理学上的神经症患者。这绝不是一个随随便便的结论，而是精神分析的终极进展之一，是克尔恺郭尔和奥托·兰克两位天才人物的惊人洞见，是生存论、心理学和神学的伟大汇聚点，它指明了现代人普遍的深层心理状态。罪和神经症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在“上帝己死”的前提下，两者都代表着当事人对自身渺小孤弱状态的无意识心理反应，代表着心理事实的膨胀(表现为浪漫主义或个人主义等特定历史潮流），表达了企图在自身之内创造世界的心理指向，在日常生活中体现为对所有细微末节的事情加以理性“放大”：
神经症类型的人完全跟驾信宗教的前人一样遭受了罪人意识之痛苦，然而他不相信罪的概念，正是这一点使他成为“神经病他感觉自己是一个罪人，但又不信宗教之罪，因而对于罪，他需要一种理性的解释。·
奥托·兰克跟卡夫卡一样，是一位犹太天才，弗洛伊德的精神传人，他的这段精彩论述，正是卡夫卡的绝妙写照。卡夫卡的悲剧就在于，在代表全部生活和世界的父亲面前，他是一个罪人，同时又无话可说。在父亲这位虚假“上帝”的法庭之外，他未能找到更高级的“法庭”，从而成为神经症患者，正像兰克所描述的那样，终生苦于寻找理性的解释，深深地陷于“理性的梦魇”。勃罗德保留了卡夫卡青年时必须把自己限制在绝对掌握的领域内。
关键在于，从心理学上讲，这种想要绝对掌握的心理倾向，刚好就是神经症的典型特征。带着这样的特征，卡夫卡会朝着与自身的渺小孤弱相反的方向“放大”所有细微末节的事情，并因而反复悲叹自己力量的渺小，“再小的阻力对它而言都太大了”一个简单的曰常生活话题就会让他不知如何是好，“对于我来说，这个题目太大了。我只能向你讲述全部事情的千分之一，而现在写在纸上又只剩下千分之一中的千分之一，而我所能向你讲清楚的又只是这剩下的千分之一中的千分之一了”。也就是说，卡夫卡会“放大”所面对的对象，放大到令自己产生压抑、焦虑或恐惧的程度。用他自己的话说，一旦面对那些有可能决定自己命运的权威人物，他的眼睛就会“因此变成显微镜似的”。例如他在儿童时代就曾经长期如此这般“放大”过家中的女厨子，结果令他苦恼了一辈子。对这种“放大”心理，卡夫卡自己作了高度概括的总结：
一切障碍在摧毁我，卡夫卡所谓的“一切障碍”当然首先意味着一切人际关系。这是追求“绝对掌握”的必然结果，因为人际关系正好是最难掌握的对象，越是想要绝对掌握越会导致失控，最终“爆发”为神经症。卡夫卡在他工作的布拉格工伤事故保险公司就曾经“爆发”过一次神经质的大笑，这次荒唐的经历正好是一次惨痛的证明。当时，董事长在上面作报告，他觉得董事长言行举止可笑，便无法控制自己，偷偷笑起来：一种恐惧摱住了我……我的同事用他的余光警告我，我也恰好正试图控制自己，他的警告适得其反我看到我的同事们由于怕被此举传染而惊惶失措。相对于己，我更同情他们，但我无法克制自己，我……无助地紧盯着董事长的脸，无法转过脸去……谁也不知道我到底笑什么，大家都开始觉得很规尬……我不停地笑……世界完完全全消失了，耳边只剩下我响亮的、毫无顾忌的笑声……周围一切都沉寂下来，大笑的我最终成为焦点。我笑的同时两膝也因我内心的恐惧颤个不停，为此，同事们也不由自主地笑起来。但我酝酿已久的笑中埋藏的恐怖他们却领会不到……我为自己的笑向大家多次致歉，也许每次都显得分外真诚，但其间我又屡屡笑起来，令人费解。自然连董事长也糊涂我第一个大笑着却又备感不幸地踉踉跄跄跑出房卡夫卡一生患有人际关系恐惧症，因为一切人际关系本质上都在威胁他、摧毁他，而他则一步步退却，以至于最后想要切断与好友勃罗德的终生友谊，进入绝对的孤独状态。勃罗德批评卡夫卡想要达到“绝对掌握”的观点时说：
这种观点有时候当然会将他引导到一种境地，使他向内地痛苦地完全蜷缩起来。他想要脱离一切，最终也包括放弃与我的交往。
当代生存论心理学家R·D·莱恩把卡夫卡的上述心理倾向称为“精神分裂性防御机制”，曾专门以他为例作过分析：
精神分裂性的防御“现实”的机制，存在着重大的问题。在这种机制中，现实中的危险因素和威胁性质，有被不断延续和强化的趋势。自我参与生活是可能的，但同时必须面对剧烈的焦虑〃卡夫卡对此知之甚深，他说：唯有通过焦虑，他方能参与生活。也正因为如此，他无法没有焦虑。对于精神分裂性的个体来说，直接参与生活，会使他感到一种持续的危险，那就是被生活摧毁，因为，正如我们说过，自我的孤独状态实际上是自我的一种努力：在自主性和完整性面临威胁时维护自身的存在。
莱恩天才的论述直指卡夫卡神经症的根源，那就是父亲所导致的恐惧，尤其是对人际关系的恐惧。由于人际关系又是卡夫卡无法摆脱的生存基础，因而最终导致他的心理分裂：对人际关系既渴望又恐惧——如人前与人后（如日记中）迥然不同的心态、对父亲既恐惧又崇拜的矛盾心理，尤其是对婚姻的渴望和恐惧，因为婚姻是人际关系的集中体现。据回忆，卡夫卡在朋友面前“非常快乐，经常哈哈大笑……健谈，而且大声说话”，但在(例如）工作关系中，他却极度敏感和自我压抑，往往沉默寡言，甚至“微微打颤……仿佛缩成了一团，用明显的怀疑的目光从下面看着对方，好像他片刻之间就要挨打似的人际关系方面的分裂会渗透扩散到其他方面，例如，卡夫卡的面部特征就给一位作家留下深刻的分裂印象：早慧又年迈，眼神生动而又神思恍惚，表情流露出严重的压抑而又显得满不在乎。问题严重的一面是，以卡夫卡的敏感，他会反过来强烈意识到自己的恐惧和分裂，因而形成克尔恺郭尔所说的“恐惧的恐惧”或弗洛伊德所说的“内化的恐惧”，那就是焦虑，它导致卡夫卡的神经症。
总而言之，卡夫卡的神经症首先体现于人际关系方面，这是“卡夫卡问题”的要点，我们将在后面另作专门讨论。眼下尚需指出的是，卡夫卡的神经症不仅指向人，也指向事：不仅限于种种动荡莫测的人际关系，也包括他自己、自己必须面对的工作、自己生理上的小灾小病，等等。每一个小障碍都被“放大”，而各种障碍则被“放大”为“一切”。勃罗德说：
卡夫卡对任何健康受损状况都很敏感——身体的任何不完美感都能折磨着他，比如头皮屑或便秘或一个未曾完善发育的脚趾都会令他深感不适。
终其一生，卡夫卡饱受神经症折磨，包括严重的失眠和对噪声的极度恐惧，等等。如果注意到勃罗德所谈论的卡夫卡尚是一位风华正茂的青年，问题的性质就更引人注意了。事实上，勃罗德是在回忆1910年10月几位朋友的巴黎之行时谈到了这个问题。那年，卡夫卡27岁，却因一个小小的疖子而“吓得够呛，导致了这次巴黎之行的失败”。一年后，卡夫卡被邀请在朋友圈子中作一次非正式演讲，这种情况一般人均会愉快应对，卡夫卡却提前十天进入高度神经质的紧张状态，甚至完全放弃了内心认为最重要的日记写作。在准备讲稿的过程中，一阵一阵“无法控制的痉挛”让他无法安稳膝盖在书桌下发抖，我不得不用两只手紧紧压住……身体如此乏力！甚至这寥寥数语也只好在这虚弱的影响下写就”。演讲前，他梦见自己的演讲“旋律起伏”，朗诵出他所崇拜的歌德的语句，整个身体走遍了句子的重读音节。后来他演讲成功，居然又激动得“一夜辗转燥热无眠”。在心理学上，这类失去控制的“放大”现象都是典型的神经症表现。另一个典型表现是，他总是把一切归因于一个单一因素，例如，把一切——包括婚姻的失败等——全部归因于父亲，这种心理反应本身就是神经症的典型表现。有趣的是，卡夫卡把他的神经症全部归因于父亲所导致的心理压抑，是在父亲的专制下“防备因恐惧和自知有罪而导致神经错乱的唯一办法”。就此而言，他变成了一条咬住自己尾巴的蛇——这一象征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卡夫卡的精神实质，也是“卡夫卡之谜”中的一个奥秘：
我终日忧心忡忡，为自己发愁，这种忧愁的表现形式是多种多样的。譬如，我为我的健康担忧：起先是小有不适，这样那样的小病，诸如消化不良、掉头发、脊椎骨弯折等等，随之，经过无数次的逐步升级，最后终于酿成了一场真正的病。但是，由于我对什么都没有把握，由于我每时每刻都需要一种对我的存在的新的认可，那些天经地义真正被我认为我独自所拥有的东西我却一无所有，实际上我是个被剥夺了继承权的儿子，因此，兆：自然地我便对我最亲近的东西、对自己的肉身也感到没有把握起来了。我长得身材细长，真是毫无办法，由于不堪重负，腰背逐渐佝偻我几乎不敢动弹，锻炼则更是不敢问津，因此我身体一直孱弱；对我还拥有的一切，我都视为奇迹，感到十分惊诧，譬如，我的肠胃居然还不错这一惊诧可坏了事，就此我也就失去了一副好肠胃；直到后来我作出超凡的努力盼望结婚时（关于这个问题，我后面还要谈到），我竟从肺里咯出鲜血……
卡夫卡的确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印证了现代精神分析关于罪与神经症问题的结论。当一个人像卡夫卡那样遭受了无法释放的心理压抑，就会产生“生之恐惧”和“生之欲望（死之恐惧）”的冲突，并形成罪感和神经症。卡夫卡之所以觉得自己脆弱不堪，是因为他深感自己不幸和自卑，无法直面父亲所代表的生活，无法直面世界的恐怖。然而他内在的心理能量又必须表达，表达的结果之一就是神经症。卡夫卡无法放弃他的症状，没有神经症他无法生活，因为“当你把所有的蛋都放进了篮子，你就必须为了亲爱的生活而攥紧篮子。这就好像一个人想要获取整个世界，却用单一的对象和单一的恐惧来容纳”夂这就是神经症的终极心理根源，也是完美主义和偏执的心理根源，是卡夫卡追求“绝对攀握”的最终目的。我们将看到，卡夫卡拥有典型的偏执人格，在“他的-存在”范围内，事无巨细都会与他的整个生活意义密不可分，所以令他格外执着，达到无所不用其极的程度，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达到“悭吝”的程度·，这在他的日常生活（如素食和锻炼等）、婚姻、性爱、文学创作、患病、信仰等各个方面都有鲜明的体现。卡夫卡自己也明确承认过，他身上继承着来自父亲的“病态的意志”·。然而需要指出的是，在偏执和完美主义背后隐藏着一种相反的心理趋势：如果最终达不到“绝对掌握”的完美境界和目的，就可能导致自我放弃。这就引出卡夫卡另一大心理特征，即“全有-全无”的反应模式，它是克尔恺郭尔“或此-或彼”模式的卡夫卡版本，偏执、坚忍，然而一旦超过自身极限，又可能突如其来爆发极端反应，表现为消极的“绝望的一跃”例如，当写作不被父母理解而受到打击，他就会想到自杀与菲莉斯的痛苦恋爱中也多次萌生自杀的想法而在患肺结核后，他的生命很大程度上表现为一个自我放弃、慢性自杀的过程但在表示要放弃生命的同时，他对生理上一些小病小恙又表现出髙度神经症的焦虑。这就是“全有-全无”模式的典型表现。
在信仰问题上，偏执可能导致当事人坚持既定的立场。就卡夫卡而言，偏执让他始终对信仰问题保持“悬而未决”状态。然而一般而言，偏执人格本身就意味着信仰的潜质，表现在卡夫卡身上即是勃罗德所说的“绝对的诚实”、“完美”、“纯洁”等等。勃罗德认为这就是卡夫卡的信仰，它属于“神圣的范畴”，如果卡夫卡由此走向信仰，将不会太令人感到意外。可以预期的是，一旦他走向信仰，其思考的深度可能会大大出乎我们的意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