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这种活动形式新颖，主题鲜明，内容健康，具有广泛的群众性，受到广大群众的欢迎并得到各级领导部门的支持。在历年的活动中，涌现出一批群众业余文化活动积极分子，形成了我市群众文化活动中音乐舞蹈方面的骨干力量。一大批人才在活动中得到培养锻炼，脱颖而出。有的被专业文艺团体吸收，有的成为本单位业余文艺活动的带头人，在改善兰州文化环境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文化部门也在这项活动的开展中找到了雄厚的群众基础。“黄河之夏群众音乐会”也成为那个年代兰州群众文化的品牌活动“四会”（冬季灯会，春季桃花会，夏季音乐会，秋季花会）当中规模最大，参与群众最多，最具特色的重要活动，而且常办常新。现在，每当夏天来临，百里黄河风情线上群众载歌载舞一片欢腾的时候，我就会想起当年的“黄河之夏”。这是在“文革”后，这个城市在群众文化建设方面所迈出的第一步。那是一个新的起点和又一次崛起的开始。
我们常常会产生一种错觉和误会，总认为新的起点产生于粉碎“四人帮”的那一天，这固然不错，但那是政治道路和国家意义上的新起点，此后，“两个凡是”还延续了有几年。文化氛围的转变，从全国来说，是1979年冬天第四次全国文代会发轫的，而就西部内陆城市兰州来说，文化建设的道路的转折和事业的崛起，却要晚得多，1984年才是转型期的真正开始。
四
自1986年到1991年，我参与组织或者直接组织并具体落实了六届“黄河之夏群众音乐会”的各项活动。1988年，我调任文化局社会文化科科长，更加直接地操办各种群众文化活动，其中就包括“黄河之夏”。1990年，文化部搞调研，我撰写了介绍“黄河之夏音乐会”的文字材料上报文化部，我想在这里摘录几段原文，依然是一字不改原文照录。也许，这些文字更能真实地说明当时的情况。
——第三届（1988年夏季）市政府组织举办了“龙年兰州民间艺术节”。可以说，艺术节是在总结了前两届黄河之夏音乐会活动经验基础上举办的一次大规模群众文化活动。黄河之夏音乐会也不仅仅限于音乐演唱活动，其内容、形式更为丰富多彩。
1988年，兰州文化市场迅速兴起，舞会活动日见增多，为引导舞会活动健康发展，市文化局决定将本届“黄河之夏”的主题活动定为“1988·金城舞星大赛”。近郊四区派出4支代表队共80名选手参加决赛，其中40名优胜者获“1988·金城舞星”称号，对引导金城舞会活动健康发展，端正舞会风气，提高群众舞水平等都起到了积极作用。在艺术节期间，这批舞星和一批优秀业余歌手组织了“金城舞星歌星演唱会”在兰州体育馆演出，观众爆满。
——第四届（1989年夏季）1989年春夏之交发生的政治动乱，使人民群众心头压上了一片阴云。如何迅速消除社会不安定氛围，振奋群众精神，不仅是宣传、舆论及党委部门面临的重要任务，也是文化部门义不容辞的责任。第四届黄河之夏群众音乐会的活动在年初各级文化部门都已经部署，动乱期间，筹备工作也未停止。在兰州秩序基本恢复正常的七月初，“第四届黄河之夏群众音乐会”如期举行，各县区及中央、省市驻兰各部门企事业单位学校普遍开展了歌唱党，歌唱祖国的群众性歌咏活动。在双庆期间（8·26兰州解放40周年，国庆40周年）有30多万群众参加，数万人登台演唱。参加人数及阶层之广泛是前所未有的。
这届音乐会充分发挥了革命文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积极的社会功能。市委书记王金堂，市长柯茂盛出席了音乐会的主题活动——“1989·金城杯群众歌咏大赛”的开幕式。
——第五届（1990年夏季）为了提高音乐会的质量，扩大市内外群众文化活动的交流，促进兰州群众文化活动向深度和广度发展，在本届音乐会期间举办“西安、西宁、银川、乌鲁木齐、兰州民歌邀请赛”。并作为音乐会的主题活动。同时，也是纪念《中国丝绸之路2100年》一项主要活动。
西北五市代表队共有24位民歌选手参加比赛，演唱50首具有浓郁地方特色和鲜明民族风格的民间歌曲。本次邀请赛是西北地区民歌界的一次盛会，汉、回、藏、土、维吾尔、哈萨克等7个民族的歌手荟萃一堂，歌手职业有工人、农民、教师、司机、护士、军人及群众文化干部。为弘扬优秀民族文化做出了可喜贡献。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向全国直播了7月29日上午在兰州剧院的演出实况。这是建国41年来，中央台在甘肃所作的第一次文艺演出现场直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部副主任钟春森对演出水平和直播效果表示极为满意。
1991年夏天，当第六届黄河之夏音乐会举行时，我已经调往宣传部任文教处长了。七月一日那天，盛大的合唱活动在东方红广场举行，广场上人山人海，主席台后院广播局大院里到处是等候上场的合唱队员。作为活动策划人和宣传部“领导”，我已经比较超脱了。演出那天，我在后台休息室里与大家聊聊天，与各路英雄豪杰骨干精英握握手，然后四处逛逛，各处走走，看看演出效果，听听音响质量，顺便总结点经验，思考一些问题，倒也乐在其中。
市长柯茂盛站在合唱队领唱的位置上引吭高歌，带领全市人民放声歌唱党，歌唱祖国。在这位不错的男高音引吭高歌时，广场上数万民众报以热烈的掌声。听得出来，这是市民特意鼓给市长的掌声。当一个城市的市长以合唱队员的身份登上群众文化的大舞台时候，我们对这个城市的文化环境还能挑剔些什么呢？
啊，兰州的夏天，当美妙的音符合成时代强劲的旋律，回荡在城市夏日的傍晚，我们对秋天那个清晨滴着露水的丰硕果实不是更加充满了希望和信念吗？
关于“露水”这句酸不溜丢的感叹是我1992年写的一篇报告文学里的语言，却的的确确成为了一个准确的预言。一年后，舞剧《兰花花》上演，三年后，舞蹈诗《西出阳关》问世，七年后，舞剧《大梦敦煌》果然滴着露水横空出世，在二十世纪最后一年，终于结出了兰州文艺创作最辉煌的一颗水灵灵的硕果。
五 海不扬波
一
在这部书稿开始进入写作状态的时候，我曾引用贺敬之先生的长诗《西去列车的窗口》来营造写作氛围，并且幻想我就是诗中描写的那个在母亲怀中熟睡的婴儿。一个婴儿当然不可能知道，当时确实有许许多多的人在“西去列车的窗口”眺望着“九曲黄河的上游”，其中，就有当时著名的“上海春光越剧团”的几十位阿姨爷叔们也在一节车厢里度过了一个“高原上月在中天的时候”。
1956年8月，上海春光越剧团“支援大西北的文化建设”集体来到兰州。后来改称兰州市越剧团。在经过了30年风风雨雨坎坎坷坷之后，越剧团也走到了1986年。
1986年8月，正是春光越剧团来兰30周年。可是，这时候的市越剧团已经没有演出能力了。早在1981年5月，越剧团赴上海排练演出古装传统剧《二度梅》，该团的著名越剧表演艺术家，小生尹树春先生突发脑溢血去世，顶梁大柱意外折断，大吕黄钟骤然毁弃，恰如越剧《红楼梦》徐玉兰扮演的贾宝玉所唱“问紫鹃，妹妹的瑶琴今何在啊”，“琴弦已断难再续”。此后，该团曾创造了《乾隆与香妃》的百场纪录，但该剧之后，市越剧团就再也没有演出过什么精彩的剧目了。越剧团就琢磨着另寻出路。当时，轻音乐刚刚兴起，流行歌曲风靡一时，流行歌曲和轻音乐的演出受到青年人的狂热欢迎。市歌舞团当时引进一把电吉它，在兰州剧院首次亮相，那颤巍巍的乐音闹得剧场欢声雷动，乐器居然能发出如此美妙的声音，兰州人都听傻了。结果有人就想到了将越剧团改编为轻音乐团，添置了一些电声乐器，增补招收了几位唱流行歌曲的优秀业余歌手，就开始了轻音乐演出。越剧团原有的好几位青年演员嗓子很好，相貌扮相也好，本来吴侬软语唱越剧就很好听，一旦改唱流行歌曲，更是不在话下，有腔有调味道十足，倒也很受兰州观众的喜爱和欢迎。于是，作为一个团体和剧种，越剧团就渐渐消失了，最后彻底退出了兰州文艺舞台和历史舞台。
二
在我的《工作日志》1986年7月30日星期三的这一页，记载着这样一段文字。
越剧团秋巧，丁德等人要求召开纪念座谈会，其理由及时机都难以回避。如不妥善引导，可能造成被动，最好还是把握住方向召开。
八月五日是“市越”由上海迁兰三十周年，现余人员中大约有三十人是由上海来兰的。三十年中，她历经荣辱兴衰的波折，如今面临撤销解散的境地。尹树春去世后，“市越”完成了其历史使命，已无振兴的条件，由其改向而建起的轻音乐团势必最后代替该团的位置。这是显而易见的必然趋势。大家也都是这样认为的。
三十年来，越剧团真正兴旺的时间顶多也就是1956年至1966年的十年。此后就陷入令人惋惜的境地之中，再未振作起来。尹树春去世前，出现了《香妃》百场记录，也就出现了最后的回光返照，终于努出最后一口气。戏剧界的最后结果竟然是如此悲惨，令人涕下而伤神。但感情毕竟不能代替理智。当初（注：文革中）市越剧团人整人的状况令人惊心。一条破船上的人们不去协力堵漏，反而自相毁伤，只能导致这条破船更快地沉没，大家都溺于水，侥幸有几个水性高一些的可以死里逃生，但那溺水时惨痛的回忆，将伴随他的一生，他将常在梦中被惊醒，在夜半更深之时独自冷汗淋漓。
看一看市越这批可怜的人吧，如同丧家之犬到处奔波，但一切毫无希望。现存尚有口饭吃的剧团的人们，难道不应该从中汲取教训吗？当一条船沉没时，船上的每一个人不都是落水者吗。不管你是船长还是船员，不论你是大副还是水手。落水者的命运将会怎样，谁能占卜得到呢？随波逐流罢了。
有些人看得清楚。在“市越”（注：文革后）恢复时，没有回去。稳坐在一个位置上拿工资。其实是怕回去后被人算“文革”的造反账。却歪打正着，免了落水之厄运。有人积极返回，倒霉半辈子。嗟乎。人之命运捉弄人。
以上摘抄，除了人名我用了化名，另外加了“文革中”“文革后”两个注解以外，其他一个字都没有动。第二天，7月31日星期四：
下午，市越剧团丁德，宋林来局，询问召开三十年座谈会事。小江（注：政治处干事）转达许局长指示，让我接待。我答复：1、局领导原则上同意召开；2、怎样开法，待党组集体研究后再定。
丁意见：要通知名单上的人员，起码应有贺信，本省市领导要参加。如果仅是本系统内部召开，则无意义。我让其八月三日听回话，请其来局。
丁说《解放日报》来了两个人，了解“市越”迁兰后的情况，由此启发他们开会的念头。
三
如果用源于生活，高于生活的写作方法来演绎这个事件，应该这样写这一段：有一天，据说越剧团的老演员们要到文化局来上访，弄得机关里很紧张，大家都有点提心吊胆。生怕闹出什么事情来。那时候，落实政策的工作任务依然很重，到处都是上访的群众告状的冤魂。文化系统当然也不例外。
田局长对我说，把会议室门打开，准备茶水杯子，你先接待一下。于是，我就接待了来访的老师们。那次大概来了十几个人，其中有好几位确实是我当年在剧团时候的老师，王飞云老师就曾经给我教刀枪把子功夫。秋巧老师就给我穿过服装，那件《芦花淀》里我穿的“胖袄”，就是秋巧老师从服装箱里给我找出来的。我就好言好语地先安慰他们。然后问他们有什么要求。不料，他们提出的要求，居然只是想要开一个上海来兰30周年的纪念座谈会。我的紧张情绪一下子就烟消云散了。这要求并不过分，可见上海人的善良。
我立即向田局长汇报了老师们的要求，建议局长见见他们，并且筹备召开座谈会。约定了日期，座谈会如期举行，田局长亲自主持，并且准备了瓜果梨桃、香烟茶水。座谈会上，大家确实比较伤感，但气氛也还融洽。越剧团的消失，其实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大家其实都有充分的思想准备。这次座谈会，也就成了越剧团最后的挽歌。此后，老演员和老职工们陆续退休返回上海，颐养天年。在上海没有社会关系的一些中年人和青年人另行安排了工作，调走的调走，转业的转业，越剧团就那样很平静地寿终正寝了，悄没声息地渐渐消失在茫茫黄土高原上了，其实并不存在被解散或者被撤销这一说。
四
我很快就按照局长的要求安排好了座谈会。8月6日又是一个星期三，上午，座谈会如期召开。局领导充分肯定了越剧团对兰州建设，支援大西北作出的贡献。
在座谈会上，十几位老演员和老职工们伤感得不得了，弄得我也鼻子发酸，心情沉重。却没有料到，老师们在开始的发言中居然找不到台词。也许是这个设在局会议室的会场他们还不习惯，也许，他们在剧团的时候很少参加这种看起来很像回事情的会议。别看老师们在舞台上光彩照人，语言流畅，行腔婉转，充满自信，可是，一遇到这种场合，就不免紧张了。有的老师就咬文嚼字，抓住我起草的会议请柬上使用了“迁兰”这个词语概念开始发难。这在我的《工作日志》中记录得很清楚。摘抄两位老师的发言记录，仍然采用化名。
王飞云：“春光”是支援大西北来兰的，不是“迁兰”的。请柬写“迁兰”，写法就不对。来时减了27％的工资。现在开这样的座谈会没有什么意义。三十年前是什么样子，也不是过不下去迁来的。能迁来，就再把我们迁回去。……剧团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剧团和文化局领导有责任。上海还要有人支援西北，你们连个剧团都养不了，谁还能来呢？从上海来，是柯庆施下令在法国饭店开的欢送会。法国饭店一般人是进不去的。
——飞云老师真是可爱，上海阿姨就是这样天真，三十年，都从小妹妹变成老阿婆了，还念念不忘当年的法国饭店。法国人可救不了你，当年戴高乐将军带着自由法国流亡海外的几个装甲步兵师回到巴黎都没能坐稳天下，您吃过法国饭店的一顿大餐就想保您一辈子的前程，那不是太天真了吗？生活中的语言真是比台词还要精彩万分——这是当时我心里的动静，却也没说什么，也不能说什么，更不敢说什么。今天想来，越剧团来兰三十年，真是个历史的大误会。马革裹尸烈士暮年也是个说头，这黄土高坡哪里不埋人呢。但莫名其妙地，一批沪杭佳丽、上海才子、黄浦江头牌、苏州河绝色就那么悄没声儿地消失了，怎么能不令人长叹一声呢。接下来老师们的发言就带一点火药味了。
聂梅芳：让拟请柬这个玩意儿的人站出来解释一下，写“迁兰”是什么用心，水平很高，用心良苦。要不来兰州，我聂梅芳在上海说不定还能红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