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局艺术科是专管艺术表演团体的机构，那时候，我们那个由样板戏学习班改编的京剧团缺乏科班出身的正宗京剧教师，为我们教学的老师大多数是秦剧团、豫剧团、甚至是越剧团的教员，常常执导排戏的导演是一位话剧导演，尽管这些老师们工作十分尽力尽心，也的确教给我们不少的技艺，我对他们当然一样怀有感激之情，但是作为京剧教师，他们毕竟隔着行，以地方戏的程式习惯教导京剧学生不免有隔靴搔痒之虞，说这话也不必忌讳，我当年的老师们也不必为此而生气。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先生作为艺术科长责无旁贷，凭着在文艺界的资历和多年的老关系，先生四处打听，提了不少建议，从全国各地甚至各地的“牛棚”里找到了许多曾经知名度很高而当时处境十分艰难的京剧表演艺术家到我们剧团任教，后来他们几乎都离开了兰州而再次名扬天下。当然，调他们来是组织的决定，不好把功劳全记在一个人的功劳簿上，但是，若没有先生的举荐，没有先生作为艺术科长的考察意见最终起作用，“文革”期间的内陆城市兰州怕是连他们的姓名都搞不清楚。比如京剧女花脸齐啸云先生，比如曾经与盖叫天先生同台演出的周瑛鹏先生等等。据说周先生在江南活武松盖叫天先生演出的《武松》系列剧目中常常扮演老虎以及西门庆蒋门神一类的重要角色，功夫想必与盖先生旗鼓相当，虽然周先生到兰州的时候已接近暮年，少了一点当年的武生勇猛矫健的身手，却依然具有大家风范，举手投足风采依旧。我曾经在没有人的时候悄悄扭开剧院后台侧门的门锁，在堆满布景片的仓库里清理出一片空地“练私功”，周先生知道后也到那里去活动身手，并且悄悄传授给我一套由《林冲夜奔》戏里的表演动作改编的枪法，却不敢让人知道，那时候除了样板戏没有人敢于传授所谓的“封资修”玩意儿，周先生让我开了眼界，知道了京剧还有另一种韵味和演法。而齐啸云先生则是京剧名角裘盛戎先生的亲传女弟子，女声唱铜锤花脸声震屋瓦，有“猛听疑是裘盛戎”的美誉。马佥先生在与我闲聊时说过他代表文化局到天津去接齐啸云先生时的那一幕。先生说，见面的时候，齐先生衣衫褴褛，穿着一双破网球鞋，拖着一辆架子车，生活艰难，境况惨不忍睹。齐先生出身望族，会说一口流利的英语，原来在国家外贸部门和英国大使馆领事代办处这类机构工作，业余喜欢京剧爱不释手，曲不离口，俗称“票友”却达到极高的境界，颇受裘盛戎先生的赏识。当时由于“出身不好”和会说英语而被打成“英国特务”扫地出门，流落江湖，以拉架子车为谋生手段。马先生约她到兰州来教学，正是雪中送炭，求之不得。在那个时代，马先生敢于向组织建议调一个“英国特务”到兰州来教学，怕是要有些勇气和胆识的。所以，后来我们剧团解散撤销前夕，齐先生调回北京时遇到一点麻烦，手续办得不周全，齐先生找马先生求助，马先生出主意让齐先生找我疏通一下，而且悄悄给我说了事情的原委。那时候，我已经任文化局办公室副主任分工负责局办公室的政务工作了，同时又兼着局党组和局长的秘书，正处在春风得意盛气凌人的那种不懂事的阶段，立即假传圣旨打电话找到当时的剧团负责人，以局长的名义叫他们尽快为齐先生补办手续，并且拉开抽屉取出文化局的大印在那“手续”上盖了章子。我参加了讨论齐先生调动事项的局务会，知道内情，所以敢于假传圣旨，倒也不为过吧。那时候的下级对上级的指令一般是不敢马虎的，剧团立即就办好了手续，使得齐先生顺利调往北京。齐先生后来见到我竟有点千恩万谢的样子，对我此举感激得很，令我惭愧不已。我却忘不了在农场劳动时齐先生教我躺在麦垛上，将一本砖头似的英文字典放在我的小腹上，调运腹肌呼吸，练习发声方法的情景。齐先生到北京后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演出录音实况，一曲“包龙图打座在开封府”响遏行云名扬天下。周瑛鹏先生后来也调往北京，在中国京剧院当过一段时间的副院长。
他们在“文革”中期和后期到兰州来实际上是度过了一段避难的日子，作为中国杰出的京剧表演艺术家，他们虽然并没有能够培养出更加杰出的弟子，却在兰州文艺事业的发展中留下了令人难忘的记录。这一切都与马佥先生的工作有着密切的关系，是分不开的。
先生性格耿直，敢说敢做，在艺术见解和艺术观点上极为自信，因而不被一些人所理解，也得罪了一些人。他瞧不起那些在艺术上自以为是，实际上却一窍不通的所谓专家，即便是所谓“国家级专家”，他也常有微词。记得有一年我以文化局干部的身份参加兰州某剧团在北京演出的协调工作。座谈会后先生问我感想，我不知所云，先生就对我说，要用脑子听，不要让他们的云山雾罩搞糊涂了。后来我参加这类座谈会的机会越来越多，也就渐渐听出一些门道了，一些专家记者们奉承话常常说得天花乱坠，正常的文艺批评显然成了庸俗的廉价吹捧，却常常向负责宣传的我讨要现成的宣传资料，回去后改头换面发个豆腐块就算了事，这还算是不错的，不少人酒足饭饱之后再领一个装着“车马费”的信封就不知去向了。后来我知道这种人有个外号叫做“会虫子”，其实就是一些善于高谈阔论实则草包一个的“客里空”。我现在能够分辨哪些人是徒有其表的“会虫子”从而对他们敬而远之，哪几位是有真才实学的专家学者从而向他们虚心请教，马先生当年教诲我的话起到了振聋发聩的作用。马先生敢于如此，他是有这个资格的。曾经在焦菊隐和老舍的时代跟随大师们左右，耳濡目染，得到真传的先生，当然看不起那种徒有虚名的“嘴谝子”。有一年我随先生到北京去，先生当年的几位战友请先生吃饭，我有幸作陪，那几位战友对先生尊敬有加，后来才知道他们都是占据首都文艺界要冲的京都大腕，而他们当年不过是先生的师兄弟甚至是学生辈。可惜的是先生生不逢时，在他最好的年岁里遇到的是“文革”的历史背景和样板戏统治的舞台，即使后来形势好转，他也由于没有赶上尊重专家和知识分子的年代，作用没有能够充分发挥出来。仅仅凭着先生在文艺界的不俗经历，我虽然不敢说先生的地位在中国文艺史上有多么重要，然而先生的满腹经纶若是形成著述，一定是一笔宝贵的财富，我曾经想到过请先生口述，我做笔录，整理先生的艺术理论和他不断地与我在闲谈的时候讲述过的许多鲜为人知的中国文艺界的故事，却以为来日方长而终成遗憾。
先生临终前那几天，作为文联副主席兼秘书长，我正在起草文联四届二次全委会的会议材料，协调准备各项会务事项，忙得焦头烂额，不可开交，虽知道先生生病住院了，却没有想到先生竟会一病不起，居然没有到病榻前问候起居，成为又一个令人内疚的遗憾。会务组将会议通知托人送到医院，先生还郑重其事地让师母代他请假，说虽然不能出席这次会议了，但是假还是要请的。先生病逝后我到家里去吊唁，师母拉着我的手说，病成这个样子还惦记着文联开会的这事情，令我潸然泪下。
在文联担任荣誉委员职务的许多老同志老艺术家都十分珍惜这份荣誉，先生如此看重文联的一份会议通知，师母便在祭奠先生的时候将那份书面的会议通知在灵前焚化，让先生带着它一起上路了，这令我产生了一种强烈的感情震撼。于是，在第二天主持全委会议程的时候，我临时改变议程，首先将先生去世的噩耗向文艺界全体委员做了讣告，恭请先生的生前友好参加先生的告别仪式。先生遗体火化下葬那天，我一直跟随灵车去了墓地，凝视着先生身着军装的遗像，真是百感交集，悲痛不已，热泪盈眶，这么好的一位亦师亦友的，堪称忘年之交的慈祥长者怎么就去了呢？
看来，我向先生的讨教真是太少了。说实在的，先生教给我的那些剧本分析的方法，比如，“从后往前看”，比如“贯串动作”“舞台调度”“体验”“节奏”“想象”等等康斯坦丁·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导演学知识；比如布莱希特和黄佐临的“间离效果”导演学体系；比如“文艺创作不仅要形象思维，也离不开逻辑思维，没有逻辑的形象思维只是精神病人的臆想”等等专业性极强的知识，大概我是用不上了。但是，先生对工作一丝不苟，对青年人悉心关照，无私教诲的精神，却是我一生的财富。我现在也已近天命之年，我知道人的一生能遇到几位“命中贵人”是一个人的造化，我对他们充满感激之情。而我们这一代人有了一把岁数并且掌握了那么一点儿所谓的权力的时候，千万要做下一代青年人的“命中贵人”，千万不可做那种忌贤妒能压制青年的卑鄙“小人”。一定要积德行善，而绝不可卡压造孽。
先生去世一周年了。在先生的周年忌日，写这篇文章纪念他老人家，发表出来大概已是春天了。
——这是我写于2004年1月10日的已经发表过的一篇随笔，叙述了我离开剧团到文化局工作的前因后果。此刻，我翻开当年的日记，发现在1980年8月27日星期三这一天的日记当中，有这样一段记载提到了马佥先生。
……十点，到陈文乃老师家中。
陈老师对我们考上夜大表示了极大的热情和关怀。他准备向各级领导建议，把我们仨干脆调到创作组去。
文化局艺术科马千科长也在陈老师家，听到消息后对陈老师说，不一样啊，歌舞团连办公室和宿舍都分不清了。京剧团的年轻人，我一直把他们当娃娃，现在，成熟了。马科长表示给我们最大的支持。
——仍然是一字不改一句不移原封不动地抄录在此。这说明，从这时候起，马先生就注意到了我们。两年多以后，果然一诺千金，将我调入文化局艺术科当了干事，将亦茗调入文化局创作研究室工作，给了我们一个重新起跑的“起跑线”，从而彻底改变了我们的生活道路。日记中所说“陈文乃老师”就是甘肃戏剧界的老前辈，著名剧作家陈文鼐，先生曾经创作陇剧《假婿成龙》和《枫洛池》等一批产生很大影响的剧目。那时候他在我们京剧团当编剧，曾给予我们极大的鼓励教诲与帮助。我当时不知道马先生的名字怎样写，给写成了“千”字。“文鼐”也写成了“文乃”。那天晚上，马先生和陈先生大约是在讨论一部剧作的创作问题。我们去拜访陈先生，恰巧，就见到了马先生。命运就是这样的充满了巧合，而这种巧合，常常会改变人的命运，马先生后来的确给了我“最大的支持”。
1983年年底，我被借调到文化局，从此，就再也没有回到剧团工作了。在艺术科，先是参与组织市属剧团的戏曲歌舞观摩演出活动。那一年年底，文艺战线出现了一个百废待兴的大好局面，各地都在重新整顿文艺队伍，措施和手段之一就是将“文革”中受到冲击的老演员们请回舞台，让他们将自己的拿手好戏再次呈现在舞台上。于是，兰州市文化局就将各个剧团的老演员们的拿手的传统戏和一些优秀节目组织起来进行调演，让青年演员观摩学习。我的工作是协调演出活动，处理活动中的各种杂务。并且开始为文化局领导同志起草讲话稿，如开幕词之类。同时编写一些活动简报等稿件，处理演出活动的各种公文。同时跟着刚刚就任不久的田本君局长到文化系统各个单位去调查研究，起草调查报告和给市委市政府的请示汇报文件。说是借调，实际上是马佥先生和局领导在考察我们的工作能力和工作作风。我们从剧团来，十分熟悉各个剧团的情况，有很扎实的基层工作经历和经验，舞台上的那些事情当然也就驾轻就熟，当个艺术科干事，这些跑跑颠颠的事情都难不住我们。加上有了一定的文字功底，做文秘一类的工作更是毫无问题的。起草文件只要熟悉一下规矩和格式就可以了。夜大学读了已经将近三年了，天天在课堂上做笔记，练就了一种快速记录别人谈话内容的技能，领导上布置讲话稿的提纲和大意，就能几乎滴水不漏地全部记录下来，然后，趴在桌子上一挥而就，写出各种体裁的稿子。送到领导手上稍稍加以润色修改，就可以使用了。然后负责送到打字室打印校对，将文件印出来一份一份装订好，分发到各个方面去。协调工作干得也很顺手，在这个圈子里工作了十三年，走到哪里人头都很熟，找谁都能找得到，办什么事情都能办得通。
现在想来，那年，我已经29岁了，虽然已近而立之年，却由于长期在剧团这种几乎封闭的环境中工作生活，不大接触社会，因而思想意识依然十分单纯，也没有很多的所谓社会经验，待人接物诚实友好，人品不错，道德品质方面也没有什么坏毛病。加上熟悉文艺团体的工作情况，工作认真负责，安排的事情都能比较好地完成任务，身体又好，精力旺盛，脑瓜子也不笨，很快就适应了新的工作环境，也就在机关里站住了脚跟。
而且，我对老同志十分尊重，颇得长辈们好感，这从我的一篇日记里可以看出来。
早在1977年4月19日，我就在日记里写道：
人人有个“想当年……”。
别看现在有些老同志不怎么显眼，他（她）们默默不语，勤勤恳恳地做着自己的工作。有些青年人看不起他们，在这些老同志面前“抖份”，好像自己有多么了不起，是个大演员，看不上管化妆，管服装，管灯光，教唱腔……的老同志。
其实，老同志想当年比你冲得多。人家见过周总理，给毛主席演过戏，你见过吗？
想当年，人家比你红得多。政治、业务上都曾轰动一时，你可怜得连个团员都不是，你还在老同志面前抖什么“粪”？
想当年，人家走南闯北，北跨鸭绿江，南到海南岛，西上天山，东到威海。你可怜得只到过银川，还狂什么？
成诗一首：
劝君莫把翁小看，人人有个想当年。虽说而今鬓已秋，乌黑时节曾踢山。
——正是由于我在23岁的时候就懂得了一定要尊重而绝不可轻慢老同志，那么，六年后，这种思想意识就结出了难得的人生果实，从而决定了我命运的走向，让我占了大便宜。
1984年年初，在我比较好地完成了一些工作任务后，文化局领导和马科长对我的工作表现十分满意。他们觉得时机成熟了，就给我办理了正式的调动手续，把我的工资人事和组织关系调入了文化局，正式在艺术科当了一名干事。从此，我就成了机关行政干部并且一直做到现在。我16岁参加工作，算到60岁退休，工龄长达45年，其中只有12年在做演员，而做行政干部的年头将长达33年，然而，“演员”的烙印却一直伴随着我挥之不去，真是一件奇怪的事情。这说明“出身”的确非常重要，青少年踏入社会的第一步，一定要慎重选择，一旦选错，很可能贻误终身，即便是后来重新选择职业，那也要付出更多更艰苦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