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年代初期大学毕业后，齐先生被分配到国家外贸部门工作，后来发往云南贵州一带“内部控制使用”。背着一口“特嫌”黑锅在那个年代的外贸部门工作，先生的境遇可想而知。而这种档案里装着“黑材料”的经历，并不是齐先生一个人的遭遇。那个年代，不少人都因为档案里装着一些不明不白的“材料”而一生都不得安稳。“文革”中“清理阶级队伍”，造反派从多少人的档案里找到这种“交待材料”，如获至宝地凭借这种材料迫害了多少人啊。否则，那么多的“历史反革命”是从何而来又如何发现的呢？
既然无法发挥自己在外语方面的特长，在外贸部门过这种不尴不尬的日子又极为艰难、度日如年，不如“下海”罢了。如同父亲齐协民一样，齐啸云先生后来就在京剧的研究和习练演出中寄托人生追求并寻找生命的价值。那时候，齐先生虽然在舞台上神采飞扬，啸傲菊坛，义薄云天——也许这就是先生决心“下海”时改名“啸云”的由来——而她内心的苦闷又有谁知道呢？你看，齐先生一生都在研究京剧表演艺术，却从没有丢掉对英语的学习和熟练，便是一个很好的明证。
当然，先生刚来我们剧团工作的时候，绝不敢提什么“英语”。但是，“四人帮”倒台，形势好转一些之后，她就在宿舍里挂出一个小黑板，写上了“pen ，This is a pen”，教我们几个喜欢读书的青年演员学生们学习英语单词，就更是我的亲身经历了。
（三）
齐先生好像是在1971年冬天来到兰州的。当年兰州市文化局艺术科科长马佥先生在与我闲聊时，说过他代表文化局到天津去接齐啸云先生时的那一幕。马先生说，见面的时候，齐先生衣衫褴褛，穿着一双破网球鞋，拖着一辆架子车，生活艰难，境况惨不忍睹。流落江湖的齐先生当时是以扫街卖菜、拉架子车送煤球为谋生手段的。马先生约她到兰州来教学，正是雪中送炭，求之不得。齐先生在我们剧团的那些年月里，是极其小心谨慎的，待人永远都是客客气气，温文尔雅，兢兢业业地做好她份内的事情，认认真真地教导着几个“粗犷生”，也就是学“铜锤花脸”和“架子花脸”行当的学生。她在“文革”中期来到兰州，实际上是度过了一段避难的日子，生活起码可以稳定下来，虽然在生活上可以做到衣食无忧，但是，在艺术上却仍然没有施展才华的余地和大显身手的环境。“文革”结束之前，是不允许齐先生女扮男妆登台演出的，她只能教学生，而教学的方式和手段也只是把样板戏里的“鸠山、李勇奇、李书记”这类归入花脸行当的角色的唱腔身段给学生们润色好了就算大功告成。“四人帮”垮台之前，我们从来也没有听见先生露过一句“包龙图打坐在开封府”和“自幼儿蒙嫂娘训教抚养”，而永远都是在“早也盼、晚也盼，望穿双眼……”这几段“花脸”唱腔上翻来覆去地教导学生下功夫。直到八十年代初期传统戏解禁之后，我们才有幸听到了先生那声震屋瓦、响遏行云的“包龙图打坐在开封府”。并且惊奇地发现，齐先生作为女演员扮花脸，并不像男演员那样刮一个光头，或者剃去额头上的头发，而是用一块布帛将头发包起来，然后在面部勾画脸谱。远看那脸谱浑然一体，不漏丝毫破绽，令人叹为观止。
作为中国杰出的京剧表演艺术家，齐先生在兰州期间，虽然并没有能够培养出更加优秀的弟子，却在兰州文艺事业的发展中留下了令人难忘的记忆。她在兰州的得意之作，大概也就是作为执行导演指导我们学习排练演出了那部现代京剧《芦花淀》。此外，在20世纪七十年代末期，她与同样在我们剧团担任教员的吴素秋先生的女弟子刘磊老师合作，还创作过一个小戏曲，剧名叫做《尕尔玛》。故事说的是一个反动牧主给人民公社的马料里掺钉子，企图害死公社的马匹，事情败露后，仓皇骑马逃走。藏族红卫兵小将“尕尔玛”一路上翻山涉水骑马追踪，最后展开一场生死搏斗，将反动牧主生擒活捉。这故事“给马喂钉子”的戏剧矛盾冲突并不合情理，在甘南草原上跋山涉水的情节更是匪夷所思，也就不值一提了。值得一提的是齐先生在设计演员表演技巧时，居然用了一把真匕首。在最后的博斗中，戏曲术语叫做“开打”，“尕尔玛”有一组“反蹦子串翻身”，在肢体螺旋桨式的急速旋转和跳跃中，将那把匕首甩出去，擦着对手的头皮掠过，一下子插在舞台地板上，寒光闪闪，惊险万分，堪称绝活。万幸这部小戏演出了几十场，那把真材实料的匕首却从没有出过差错，也真是佛爷保佑善哉善哉。
作为一个女性，齐先生在设计表演技巧时，居然使用了一把钢铁打造的真匕首。现在想来，先生大概不是在故做惊人之举，以求哗众取宠之效，也许，她是将半生的坎坷与冤屈都无意识地或者下意识地凝聚在了这把匕首的刀尖上。
（四）
1979年冬天，邓小平在第四次全国文代会上发表了影响深远的《祝词》，昭示着文艺界春天的到来。虽然对我们这个西部内陆城市来说，会议精神的真正落实尚待时日，但是，齐先生作为一个学者型的艺术家，想必很敏感地察觉到了国家政治气候和文艺界形势的变化。那年，齐先生曾得一梦，梦见自己在悬崖上摇摇欲坠，断壁忽又化作舞台，倾斜的舞台如陡坡，令人无法立足，心生恐惧即将坠落之时，却见“达摩老祖”伸出大手，将她拉了上来。达摩老祖还说，“你必有一步好运”。
那时，齐先生与我闲谈，我并没有注意先生此梦有何意义。此时想起故事，便觉不可思议而又可以思忆了。齐先生英文很好，却不是基督徒，而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即便在那个混乱动荡的年代，齐先生也将一尊小铜佛藏在宿舍壁柜内，日日上香，常常礼拜。想必此梦仍然是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吧。令人欣慰的是齐先生后来果真梦想成真。
1981年秋天，齐先生在兰州剧院主演传统戏《赤桑镇》、《草桥关》等几出“铜锤花脸”的经典剧目，以“坤净”“包拯”“女花脸”的扮相出山亮相，再次有了施展才华的用武之地，在谪居西北沉寂了十多年后，先生终于扬眉吐气。我曾扮个张龙赵虎王朝马汉之类的“龙套”角色为先生“站班”“打旗儿”。那些日子里，天天晚上聆听她那声如洪钟、气势磅礴、裂帛震瓦的演唱，居然习以为常，心不在焉地却根本不懂得如何欣赏，也就是说，根本就听不出什么“好”来，真可谓“有眼不识金镶玉，有耳不闻神仙曲”。但是，在那个年代我们这个西北内陆城市，真正懂得先生价值的，或者说，真正懂得欣赏先生的京剧声腔表演艺术的人，又有几何呢。不懂也就罢了，令人费解的是一些真正的“内行”却对齐先生冷嘲热讽，在先生的性别上大做文章，好像生怕先生崭露头角。所幸当时市上有位分管文艺工作的军队干部对齐先生欣赏有加，这才使得先生能够登台演出。这位军人常到我们剧团来，听几段唱腔过过戏瘾。我不便指名道姓地直接说出这位“老八路”的名字。但把他常说的一句话写出来，知道内情的人马上就知道我说的是谁。他常用很浓郁的河北乡音说：“这段不过瘾，来段白虎团。”有时候，他自己也会来一段《奇袭白虎团》里严伟才的唱腔“面临深涧桥梁断……”
八十年代初期，齐先生开始外出搭班演出，也就是后来所说的“走穴”。由于我们剧团的青年演员从来就没有演过传统古装戏，即便是“跑龙套”，也都要从头学起。大家演惯了现代京剧样板戏，对传统古装戏不免就有着一种本能的抵触情绪。穿上从封存多年的老戏箱里翻出来的脏兮兮的散发着霉馊味儿的古戏装，心里就不痛快，扮成龙套上了台，也就一个个死眉瞪眼的不像个样子。有时候还故意误场搞恶作剧，也确实发生过侯宝林先生相声里说的“一边一个一边仨”的“执拗”。我们这些一进团就演“战士甲”、“小匪乙”的演员扮成“衙役们”去“站班”“跑龙套”，正像有句俗话所说，“真不是这里的事儿”。
齐先生与我们这些“战士甲、小匪乙”们同台演出，配合起来不免就过于吃力，便走出去找她熟悉的剧团搭班演出。我们剧团的一些人对齐先生此举颇有微词。但是，先生无疑明白了国家已经天翻地覆，政治气候和文艺界的形势都不可同日而语了，也就一反过去那种如履薄冰、战战兢兢、谨小慎微、低调做事的处世风格，义无反顾我行我素地经常到外地去搭班演出，根本不大理睬那些闲言碎语了。后来她辗转一些日子，终于去了北京，在中国京剧院谋得一席之地，后来还加入了祖国和平统一促进会，并且当选为理事。那时，齐先生在我们剧团的好友刘磊老师也已经调往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工作，便联系电台文艺部为齐先生的唱段录了音，并在电台播放演出实况。在经过了半生坎坷之后，齐先生一曲“包龙图打坐在开封府”，终于声震华夏名扬天下。
先生后来在北京与台湾的一位“坤净”“女花脸”王女士取得联系，得知齐先生当年在领事馆被手榴弹炸伤的事情在美国人看来，是“保护美利坚合众国政府财产”的义举，美国人将这件事情记录在案，居然给齐先生留存着一笔补偿金。只是多少年了美国人根本不知道当年的“密斯齐”究竟在何处，无法表示慰问而已。经过一番联系，美国人终于将这笔补偿金送到了齐先生手中。四十多年过去之后，这笔美金想必已经极为可观了。那么，齐先生后来的日子，大概就好过多了。
至于先生后来一举成名，誉满华夏，应邀前往美国讲学、去台湾切磋技艺、到夏威夷与张学良将军畅谈、创编用英语演唱的京剧《奥赛罗》，声名终于远播海外，那已经是20世纪九十年代的事情了。
（五）
行文至此，文章本该结束了，却想起了在北京与齐先生的一次偶遇。先生那涵养天和的容颜表情此时历历在目。虽然把这件事情写进文章，看上去我就不免有点自我吹嘘自抬身价的嫌疑，但如今我已过天命之年，也真是不需要自吹自擂抬高什么身价了。在这件事情当中，我体会到的是齐先生对帮助过她的人的那种发自内心的感激之情，体会到一个有涵养的人是如何理解“滴水之恩”这句话的。那就不妨说说。
八十年代中后期，我们青年京剧团改制撤销解散前夕，齐先生回兰州补办调往北京的有关手续，却遇到一点麻烦，北京方面接收调动材料时发现了一点问题，手续办得不大周全。兰州青年京剧团有关方面又不满意齐先生丢下团里的本职工作，经常到外地去搭班演出，现在又要“另攀高枝”，一走了之，调动的事情当时便僵持在那里。齐先生便找接她来兰州的文化局艺术科长马佥先生求助。我想齐先生一定知道那个著名的“犹太人定律”，那就是，曾经帮助过你的人，一定会再次帮助你。马先生便出主意让齐先生找我疏通一下，而且提前悄悄给我说了事情的原委。解铃还需系铃人，齐先生找马先生帮忙，的确是找对了人。
那时候，我刚刚从马先生当科长的文化局艺术科调整到局办公室当副主任，分工负责局办公室的日常政务工作了，同时又兼着局党组和局长的秘书，正处在春风得意盛气凌人的那种不懂事的阶段。一般人找我办事，我不免官腔十足地要研究研究。但马先生说了话，我还是不敢怠慢的。是马先生将我从剧团调到文化局艺术科当了干部的，他发了话，我当然就不能不当回事情。于是我立即拨通电话找到剧团当时的负责人，假传圣旨以局长的名义责令他们尽快为齐先生补办手续。依稀记得当时我还拿出了“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这顶大帽子激励刚刚当了青年京剧团团长的我的那位同学，并且拉开抽屉取出文化局的大印，在那“手续”上盖了章子。事先，我参加局务会讨论了齐先生调动的事项，知道内情，所以敢“假传圣旨”，倒也不为过吧。那时候的下级对上级的指令一般是不敢马虎的，何况提拔这位同学当团长，我亲笔起草并提供给文化局长的推荐考察意见举足轻重，他当了团长就不能不买我的账。于是，剧团很快就办好了手续，使得齐先生顺利调往北京。
当然，齐先生离开兰州前往北京，在当时已经是大势所趋，所谓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无人能够阻挡，即便是我不打电话盖章子，肯定也会有人做这件事情的。因为，当时在我们剧团当教员的多位艺术家，比如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周瑛鹏先生、刘磊先生、艾宝慈先生、张世年先生、刘宪康先生、张俊庭先生、苏再超先生和话剧导演兼演员姬崇恭先生、周易先生等等资深艺术家，后来都陆续离开兰州，调往北京和其他地方去工作了。周瑛鹏先生到中国京剧院当了副院长，刘磊先生如前所述去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部，艾宝慈先生去了湖南湘剧院当教练，姬崇恭先生回到中央戏剧学院读完研究生之后留校当了教授，张世年先生和刘宪康先生也都回了北京。苏再超先生回了宁夏京剧团。周易先生则去了湖南。在八十年代中后期和九十年代，他们被压抑多年的艺术造诣焕发出第二个春天，在首都文艺界和各地剧团里都叱咤风云，搞得风生水起，取得空前声望。
例如：姬崇恭先生不但执导了多部有影响的话剧节目，而且在多部电影和电视剧中扮演角色，电视连续剧《三国演义》中的邓芝、师勖就是姬先生扮演的。先生后来成为中央戏剧学院元老级的重要人物，后来演艺界的明星文兴宇、史可、李亚鹏、陈建斌、王学兵、孙红雷、夏雨、张静初、巩俐等等名扬天下的大腕都是姬先生的学生。姬先生平生的最得意之作，大概不是自己扮演的什么角色，而是1985年他在中央戏剧学院担任教务处长主管招生工作时，亲笔给院长写出推荐报告，破格录取了专业考试成绩排名第三，但文化课考试不及格的“小姑娘”巩俐。更令人拍案叫绝的是，巩俐在“中戏”读到三年级时，居然是姬先生将破格收入门下的这个学生推荐给张艺谋去扮演电影《红高粱》中的“我奶奶”，从而使得巩俐脱颖而出，一鸣惊人，事业一帆风顺，星途如日中天。后来，确实如姬先生所判断的那样，巩俐终于成为大红大紫的国际影星。巩俐现在够大牌了吧？可是每年春节还要给姬先生寄贺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