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部分同学都是第一次乘火车长途旅行，在火车上一定有不少故事发生，但是时间过去太久了，我已经没有什么清晰的记忆了，只记得到达银川后天色已经擦黑，朦朦胧胧的一片雾气蒸腾，打前站的老师把我们领到大轿子车上，好像走了很长的时间才到达驻地银川剧院。此时，已经是夜里了。银川剧院灯火通明，剧场里锣鼓喧天，舞台上正在演出。大家在剧场门口下车。通知不许到处乱跑，各自带好自己的行李到剧场旁边的院子里等待分配床铺。我和几个班干部到剧场的后楼上去查看住处，剧场后台二楼的几间房子已经打扫干净，搭好了床板，是两排大通铺，依然像是一个军队宿营的地方。我们把写好的名字贴在床板上，按着名单统计好了人数，就下来点名，点到谁，谁就拿起行李到楼上去铺床。绝大多数同学都很服从很听话，没有麻烦。但是，当点到赵春和新民时，却没有人应答。找了半天也不见人影，这下可让人有点急了。这两个小子跑到哪里去了呢，莫不是丢了。最后，我才从剧场侧门的门帘子里找到了他俩。这两个小兄弟居然被舞台上的演出给迷住了。当时我只是扫了一眼舞台，舞台上正在演出样板戏《红灯记》。我“别梦依稀咒逝川”地记得正是最后一场戏，漫山遍野的八路军正在从山上往下翻跟头，让人眼花缭乱，锣鼓点节奏急得像是在刮风，后来我知道了这节奏的锣鼓点还真是就叫“急急风”。我没理会舞台上的风景，揪住他俩的耳朵就把他们给揪了回来。那真是一点都不留情，当着大家的面就是一顿训斥。训斥完了宣布先去铺床，明天必须作出深刻检查。赵春和新民就赶紧背起铺盖到楼上去了。组织指挥安排完了大家的事情，这才背起自己的行李上楼，在大通铺上找到自己的名字，打开铺盖卷安顿了下来。
四
第二天晚上，就组织我们看戏，看的就是京剧《红灯记》。
剧场里有不少空位子，我们大约有七八十个人，规规矩矩地坐在前排侧面的那一块位子上，等待着开演。
那时候，我们许多人还真是没有正儿八经地坐在剧场里看过正规剧团的演出，那时候的演出多是业余宣传队的歌舞器乐节目，大多数稀松平常，没有什么看头。虽然我们都是从学校宣传队选拔出来的尖子，却没有几个人见识过真正的京剧是什么样子。虽然广播里天天是这个东西，但真人演的京剧节目却是没有见识过。
开演之后，舞台上的精采绝伦一下子就把我们给镇住了。原来，京剧就是这样的东西啊。
后来，看了从电视机上翻拍的黑白电影《红灯记》之后，我们才知道，宁夏京剧团的艺术水平真是不可小瞧。
宁夏京剧团可是全国第一流的顶级剧团，团里的老师们不少人都出自演艺界名门世家，你看谭喜寿就是谭富英的儿子谭鑫培的嫡曾孙，而他的叔叔谭世英也在宁京唱老生；演座山雕的谷春才就是样板团扮演磨刀人的谷春章的亲弟弟；钱振国就是钱宝森的侄子。好多人都曾在大名鼎鼎的京剧科班“富连成”“坐科”，比如殷元和先生就是“元”字辈的学生，高韵生先生就是“韵”字辈，高先生的哥哥就是著名的大武生高盛麟。上海京剧团的样板戏《海港》里扮演女主角方海珍的青衣李丽芳就是从这个剧团选调去的角儿。因此，宁京的那出《红灯记》演得一点儿也不比样板团的水平差，甚至还要好一些。李鸣盛先生扮演的李玉和比钱浩梁的唱功要好，表演风格更加细腻也更显大家风范。样板团最初选扮演李玉和这个角色的演员就选中了李先生，据说是江青看了之后认为李先生的舞台形象过于儒雅了，这才找了不那么儒雅的钱浩梁来扮演李玉和。李鸣盛夫人白老师扮演的李奶奶与高玉倩演的李奶奶也相差无几。王志怡老师扮演的李铁梅的形象比刘长瑜还要俏丽几份。其他的角色无疑也是一个顶一个，没有一个角色演得不好。李少奎扮演的磨刀人甚至比样板团谷春章的还要精彩，那“垛子蛮子”飞起来从王连举的头顶上飞过去，我们担心的不是怕碰到王连举，而是担心磨刀人的腿踢到舞台上方的幕沿，人能够翻出这样漂亮的跟头，简直是不可思议。所谓“垛子蛮子”，就是先翻一个并腿侧手翻、戏曲界叫做“垛子”，再接一个展体侧空翻。李少奎翻这个跟头时体态优美得让人不敢相信是凡人的动作。跟头能翻到那么高，那么“飘”，这个“飘”字在这里读作去声，是对跟头姿态的一种评价。说某人的跟头很“飘”，那就是说翻得好，翻得精彩，翻得漂亮。最后一场的武打场面更是精彩绝伦，十几个八路军战士从山上一连串跟头翻下来，全是高台“蛮子”，也就是从一级比一级高的三层高台子上连续往下翻三个侧空翻，最高的那个台子，人站在上面能够摸到舞台上沿的幕布。那惊心动魄的场面简直无法用语言描述，看得我们又一次目瞪口呆，血脉贲张，跃跃欲试，摩拳擦掌。
后来，知道了这叫做“三级跳”，是我们学习当中技术难度最高也是最具危险性的技巧动作。人站在最高的那层台子上，望着黑压压的观众席，腿都打哆嗦，别说翻跟头了。据说这个动作技巧是江青提议发明的，最早是钱浩梁（即浩亮）试验的，钱浩梁试验的时候，江青亲自扶着叠起三层的桌子给钱浩梁保驾护航。讲这个传说的时侯，讲的人一脸的敬佩和虔诚，仿佛亲眼得见江青扶桌子的情景似的。当时，江青在文艺界的影响决不是后来成了“四人帮”时万人唾弃的妖精形象，文艺界的人们都十分亲切地称呼这个婆娘为“江青同志”。有些老师动不动就是“江青同志”如何如何，好像江青是他们家的姑妈二姨大表姐似的，决不是后来人人都说自己是如何地反对江青，早就看出江青不是个好货色的马后炮事后诸葛亮。起码我们这些少年把“江青同志”当作了文艺界的龙头老大，谁敢有一点怀疑呢，而且那时候似乎也绝没有怀疑的理由。小孩子与政治中心尚有十万八千里的距离呢。我们那时候接受的信息，全都是“江青同志”如何排演样板戏的“丰功伟绩”，“浩亮同志”又是怎样踢锁链“翩腿”刻苦磨练的。谁也不可能知道钓鱼台幕后居然有那么多乌七八糟，更不可能知道中央政治局和中宣部文化部里有那么多你死我活明争暗斗。关于“江青同志”扶桌子的这个传说鼓舞着我们跃跃欲试，都想“试活”一把，但是当时没有几人能够做得了这个动作。然而三个月之后，许多人就都敢从上面往下翻“按头”了。只有常民子一个人能做“蛮子”也就是“侧空翻”，这当然不是三个月能练出来的功夫，常民子是文艺世家子弟，小时候就练过功夫。常民子小时候在新村小学与我同班，踢足球常常踢得性起，便在操场上翻一个“不带把儿”的空心跟头，也不过是“加官儿”“单蛮子”而已，现在却拔了头筹。
五
到银川后，政治思想工作依然是第一位的事情，天天读依然必不可少。天天读的作用就是训练这些学生娃子们的集体观念，把这些从学校来的学生们改造成“革命文艺战士”。使用的术语几乎全部是军事术语。练功学习之前，必须集合排队报数，包括我在内的“值星班长”的训话叫“战前动员”，练功学习之后的讲评叫“战后总结”。戏曲行里的术语全都当成“四旧”给破除了。比如，不准称呼师兄师弟，不准称呼师父徒弟，只能叫老师、同学。几乎每天都要开班会，讲评一天的表现，谁有什么不足，谁有什么缺点，谁有什么进步，谁的表现好，谁的表现差，谁练功偷懒了，谁和谁搞小动作了，都是讲评的题目。不到星期日不准外出，不准乱花钱，从家里带来的钱和刚发的津贴一律存到银行里，要取钱必须报告班长并说明用途，否则就要召开班会让你讲讲清楚。利用各种方式把孩子们的野性和个性给削磨平了。而搞惯了“整顿作风”开展“思想教育运动”的军代表和老师们有的是收拾你的办法和手段，不合规矩的“错误”绝对要受到惩罚。纪律不好就经常整顿纪律，搞得人人都像是上紧了发条的机器小公鸡，成天几乎没有空闲的时间。鸡毛蒜皮整得人人都十分小心，绝对不敢有什么个人的要求，要求了也没用，只好什么也不想，一心一意练功学习演出样板戏。
军代表决心很大，计划三个月就要拿下这出戏。宁夏京剧团派出了最好的教学老师，舒茂林老师是总教练。各个角色都对口教学，也就是宁夏团演什么角色的老师就教我们相应扮演角色的那个同学。最初的一段日子简直难以忍受，真是受不了那腰酸腿疼睡眠不足的高强度训练和紧张的学习生活。好在吃穿不愁，到银川后没有几天，又发了两套练功衣服和一双白球鞋，其中一套是上海针织厂出品的菊花牌运动衣，男生是蓝颜色，女生是红颜色，螺纹线衣线裤质量特好，穿了十几年都没有穿破。又在冬天享受这剧院的暖气，也不用生火做饭操心吃的，食堂大师傅特负责，红案子是毛师傅，早年在上海掌勺，跟着越剧团来兰州，一直在食堂做饭，做红烧肉是毛师傅的绝招，甜不丝儿香喷喷油乎乎的红烧肉虽然不是每天都有，但一星期绝对可以吃上一两回，只要有红烧肉那就必配大米饭，真是好吃啊。白案子是老宋师傅，蒸出的馒头白生生胖乎乎暄腾腾一个足有半斤却只收二两饭票，蒸发糕还要填进红枣，那饭做的真是无可挑剔够水平。每天按时间开饭，变着花样供应一日三餐，尽量在百分之八十的粗粮供应的情况下调剂我们的伙食饭菜，倒也吃得很好了。在经历了三年困难时期之后，即便是后来的几年里生活稍稍好了一点，吃饱肚子依然是一个大问题。现在，自己可以挣饭吃了，而且可以吃得很饱很好了，那还不是到了天堂了吗。练完一场功，肚子饿得咕咕叫，进了食堂端起饭碗就有饭吃，还有什么不满意的呢？满意极了。
所谓百分之八十的粗粮是一个什么概念呢，那时候，粮食是国家统购统销的物资，每家都有一个粮食供应证，俗称粮本，上面写明了每家每人每个月可以买多少斤粮食，叫做定量。而供应的粮食又分为细粮和粗粮，细粮就是小麦磨成的面粉叫做白面以及每人每月只准买两斤的大米，粗粮在北方大部分地区是用玉米磨成的玉米面粉，兰州人称作包谷面。粗粮和细粮的搭配比例随着当年的收成随时调整。那时候是七十年代初期，供应比例为百分之八十的粗粮几乎全是包谷面，每人每个月有两斤大米。当时，粮食供应已经不成问题，但是跨省就要用全国粮票，我们的供应地区在甘肃，在银川不能买粮食，每个月都由兰州往来拉米面，所以每个月都有一次卸车的活动，从兰州来的卡车上往下卸车，扛面袋子往食堂运粮食，每次都有两三片猪肉一起跟着来，有一回还弄来了几麻袋兔子肉。毛师傅是个“红烧厨子”，拿手菜就是“红烧肉”，我们很是吃了一段时间的红烧兔子肉，当然美味极了。
我们的粮食定量参照运动员的定量确定，是三十八斤，而普通居民的定量只有二十七斤，干部是二十八斤半，我们每个月比他们整整多出十斤的粮食，在那个年代，这简直就是一笔不小的财富了。没过几天，又发了十几块钱的生活津贴费，一下子就成了有钱人，存折上就有了两位数，虽然不过只是十几二十块钱，却有腰杆子粗了硬了的感觉。
有一个特别值得思考的现象，家庭生活比较困难的孩子，大都十分的能够吃苦耐劳，练功夫都特别认真刻苦，进步得很快。家庭生活条件比较好的孩子，就不那么吃苦了，娇生惯养就是成不了气候。后来被称作老的董健，压腿的时候受不了折磨忍不住哭了出来，鼻涕挂在刚刚长出来的胡子茬上，鼻涕眼泪一起流，哭丧着脸说“我还没有入团呢”，因为练功不刻苦，共青团组织就是不要他，也是有趣的事情，成为笑谈。董健的武功一般般，后来学打拳击倒是很用功，技艺很是高超。有一次，民间拳击界有人挑战我们这批人，董健说我先去会一会，不行了你们再上也不迟。那位民间拳击高手带着十几个徒子徒孙约好了场子本来想显显威风，没料到董健一记上勾拳就将大侠放翻在地。裁判还在“读秒”，董健却说，别数了，下巴颏挨我一拳，他起不来了——好拳棒打不过赖戏子，确是有几分道理。
六
我们这些学生学习演出样板戏纯粹是赶着鸭子上架，摁着牛头喝水，虽然学戏的要求是“不走样”，但是大多数学生们都没有戏曲演员的基础功夫，一切都要从头来。于是，银川的老师们制定了大致的教学计划，大约他们以为不过是“业余”的罢了，开始并没有按照培养戏曲演员的路子来教学，而是本着急用先学的思路，演什么就学什么。到银川后大约一个多星期，就分配了角色。老演员们确实是有经验和眼光，只是看了孩子们的几次活动和训练，然后进行了一次测验，就准确地知道了每一个孩子的特长和潜在的艺术素质。测验是分男女生和行当进行的，首先要选拔出扮演李玉和李铁梅李奶奶以及鸠山王连举等主要角色的演员。几乎每一个人都希望自己能够扮演这些角色，但是最后揭晓的结果还是令绝大多数人大失所望了。主要角色只有那么几个，那些在学校演过这些角色的同学都以为自己是首选，但是，宣布的结果却是来自三中的江紫和六中的保全扮演李玉和。保全是甲组，江紫是乙组，所谓甲乙组就是现在和过去在剧目角色分配上用的AB制的习惯称谓，那时候不许用这种称谓，因为AB是“洋玩意儿”，是修正主义的概念，所以只好用中国化排序的甲乙了，其实甲乙丙丁不也是封建主义旧中国的名词吗，却没人较这个真。至于其他的行当，比如，花脸不许称作花脸，而是叫粗犷生，老生不许叫老生，而是叫英俊生，只有武生还叫做武生，其他的生旦净末丑都有一个革命化的概念代替原来的称呼，时间过去很久了，已经记不住了。
分配了角色，就跟着老师开始学习了，老师一招一式地教动作，我们一招一式地照猫画虎，老师一句一句地教唱腔念白，我们一句一句地鹦鹉学舌。起初，最大的麻烦在于这些孩子的兰州地方口音与京剧念白特有的音韵之间的差异。我们这些孩子的父母大都是外地人，多数都是支援大西北来兰安家落户的，孩子们都是很小就随父母到了兰州，在兰州长大成人，所以，几乎都操一口兰州方言。兰州人说话，n、l不分，比如，把“奶奶”念作“来赖”。韵母分不清前鼻音和后鼻音，也就是en、eng不分，比如，把“滚”念作“拱”。把“梳子”念作“夫子”。这对唱京剧来说，的确有些滑稽。因此，必须解决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