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逢春 著
一 隍庙情思
一
俄罗斯文学大师高尔基在《童年》这部小说的结尾，描写他的外祖父让他离开家去闯荡世界的情景，给我留下终身难忘的记忆。外祖父说：“阿列克赛，你不是我脖子上挂着的勋章，你到人间去吧。”于是，“我就到人间去了。”——《童年》这本书就此戛然而止。接着，我们就要翻开《在人间》这本书了。
我的《在人间》是从文化宫考试那天开始的。
我在前面说过，到中学上学的那第一个早晨见到的领着牛鬼蛇神唱歌的大胖子丁兆清先生是我生命历程中起着决定性作用的一个人，就是说，是他把我送上了以从事文艺工作为谋生手段的人生道路。但是，当时我并不知道此举几乎就决定了我一生的命运。因为，那个兰州市革命样板戏学习班称谓的后面，还用括弧注明了“业余”两个字，学习班似乎是一个临时的机构，被挑选到学习班的学生们都以为学习一段时间后依然要回到学校去。因为省上的学习班在东方红广场演出了《红灯记》选段后就解散了，估计市上的这个学习班也只是应景的玩闹罢了。反正学校里也不上课，又不能分配工作，先凑到一起玩两天也不错。在业余宣传队里大家都感到轻松好玩，不必上课学习、读书、写作业，唱歌、跳舞、演节目就像玩耍做游戏，何乐而不为呢？而且，当时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夫人“江青同志”主管文艺界，垄断“样板戏”的“要普及要提高”，谁会唱一段“样板戏”都显得高人一头，“革命文艺战士”更是受到优待得到“尊敬”，学校红卫连宣传队耀武扬威的派头决不在纳粹德国党卫军之下，大家是能够感觉到那种氛围的。芸芸众生老百姓你别无选择，头脑清楚敢于独立思考作出判断的人在那时候寥若晨星，谁占上风就跟谁走，这是没办法的事情，说不定，登上“样板戏”这辆战车，还是件好事情呢。被挑上的得意洋洋，自觉高人一等。落选的沮丧之极，垂头丧气，三天两头地跑来软缠硬磨要和我们一起混。还真有混成了的，军代表一句话，也就收下了。
到工人文化宫考试后没过几天，学校传来话，让到第一工人俱乐部去报到。所谓第一工人俱乐部，就是过去的城隍庙。小时候在这里看露天电影还丢失了一次，站在银幕前等着大人来领。文革刚刚开始的那年，我曾经在此“闹革命”，烧了城隍庙里的神像。
1970年8月28日，我到工人俱乐部报到，参加了革命样板戏学习班，我的工龄就从这一天开始计算了。这个日子，成为我后来填写履历表经常要书写的一个日子，但是，那一天，我却并没有什么异常的感觉。就这样，我走上了学习戏剧的道路。
“历史上的今天”往往是许多年后回忆当中才会发现的一些具有重要意义的日子，昨天是今天的过去，今天是未来的过去，明天也是更远的未来的过去。
正像文化部长大作家王蒙先生在《青春万岁》这部书中所言“来吧，所有的日子都来吧！”——所有的日子都是有意义的。
那天我到了城隍庙，似乎一点儿也不觉得生疏。故地重游，胡汉三我又回来了。
二
虽说胡汉三我又回来了，但是城隍庙里早已经是物是人非了，三个大殿堂里的神像荡然无存，只是大院子的格局并没有改变，第一个大殿腾空了，第二个大殿也腾空了，空荡荡地显得十分亮堂，完全不像我小时候见到的那样阴森森地吓人捣怪地黑洞洞的像个地穴。第二个大殿中央摆放着一块红色的大地毯，是舞台上使用的那种真正的羊毛大地毯，而不是后来才有的簇绒地毯，脚踩在上面舒服极了。第一大殿就做了我们的宿舍。头一天报了到，没有什么事情，就回家了。第二天打扫卫生，把个大殿打扫得干干净净。之后，就到下沟去拉床板和架子床。下沟是原来越剧团的驻地，不知道为什么存了好多的床板和架子床，就是那种高低床。用架子车拉来了几十块床板，在第一大殿支好了铺板，又从家里搬来了行李，打开铺盖卷，各自布置了自己的床铺，就像一个军营的宿舍那样，在营房里开始起居了。
从这一天开始，一晃就是十几年过去了，后来虽然挪动了好几次宿舍，但我们这些人一直是住在集体宿舍里，过着几乎无差别的日子。一直到各自结婚娶妻嫁人有了自己的家为止，大家居然过了十几年的集体生活。
三
就像一支草莽队伍，最初落草的哥儿们很自然地就掌握了领导权一样，最早进入学习班的几个同学后来自然而然地就成了学习班的骨干力量。学习班的老师们认识他们最早，就借助他们的力量来管理所有的孩子们。学习班的直接领导人是市革委会政治部文化组，也就是后来的文化局。那时候，大部分党政机关几乎都由“支左”的军代表负责。文化组的组长又称为党的核心小组组长，同样也是一位军人，所以，学习班的所有活动都仿效军队的管理模式来进行。首先把学员们分了几个班，起先我被任命为学习班京剧队一班的副班长，后来当了三班的班长，成为学员中最早的几个干部之一，管理着十几个人，这为我后来走上所谓的领导岗位奠定了最初的基础。班长，虽然不是什么有级别的职务，却是我发挥能力的一个平台，所谓的协调管理才能大概也就是从这时候开始表现和培养起来的。在小学和中学里当过班干部的经历，在此时也起了作用，知道许多的规矩和程序，办起事情来不会找不着北。
首先是集合队伍，点名报数。好在同学们在学校时都经过军训，队伍集合得整整齐齐之后，军代表讲话，讲的什么早已经记不得了，但是，发给大家每人一本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小册子的情景却至今难忘。那小册子是一本白皮的单行本，黑色的标题印在红色的长方形色块里。尽管我们早就知道这是一本什么样的书，但还是要读的。军代表让我召集大家先学习这本小册子。其实到学习班的每一个人对这本小册子都十分熟悉，在学校业余宣传队里，没有人不读这本小册子，文艺骨干们早已经把这本小册子读得滚瓜烂熟了。军代表让读书，那就读吧。从这一天起，《讲话》就成了我们这些人的《圣经》。很长一段时间，天天都要读这本小册子，这为我后来从事文艺行政工作和党委宣传工作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基础，我的文艺观大约就在那个时期形成了。在一种无意识的状态下，我熟悉了《讲话》的理论框架和每一个论点，就像小孩子读《三字经》《千字文》，开始并不知道究竟说了些什么，长大后才理解了思想内容一样，这本书伴随着我一天天成长起来了。
四
兰州的九月，阳光很灿烂，天气很好，大殿里很凉爽。陆陆续续来了不少的学生，最初的记忆却是没有什么事情可干。过了几天，等到被选调的学生们到得差不多了，就渐渐地正规起来了。每天早上，我负责叫大家起床，用的是一个哨子，嘟嘟地吹它几声，大家就起来了。先是集合排队，点名报数，睡眼惺忪地围着大殿跑操。跑了几圈之后就刷牙洗脸，然后吃早餐。开始的几天吃早餐居然是免费的，虽然不过是棒子面糊糊加上一个馒头，再来一点酱油腌咸菜，却一下子使得我们感觉到了天堂。那年月，在家里能敞开肚皮吃饱饭的孩子恐怕不多。后来就发了饭票，居然没有收钱。中午，往往是棒子面压成的所谓钢丝面，浇一点卤肉土豆白菜豆腐汤，也吃得有滋有味。晚上，有时候是白面的馒头、有时就是棒子面的发糕，偶尔也吃一餐大米饭。刚到城隍庙的那些日子，吃饭要排队走到下沟越剧团的食堂去。城隍庙距离下沟大约有二十分钟的路程，我们每天走来走去，就走成了街上的一道风景，从此，这道风景在兰州城里晃悠了不少日子。早餐过后就组织大家观摩练功。那时，隍庙里住着越剧团和秦腔剧团、豫剧团、文工团的一些演职人员，每天都在大殿里和院子里练功，踢腿下腰喊嗓子，练习刀枪把子，练武功翻跟头。我们初来乍到，看得眼花缭乱，啧啧称奇，觉得神奇得不得了，难以想象人家的功夫怎么能够练到如此不可思议的程度。越剧团的一个男演员虽然是“坏分子”尚被管制着，却可以十分轻松地打着飞脚越过一把折叠椅子。所谓“飞脚”就是平常人们说的“旋风腿”、“二踢脚”，想用文字来描写这个动作简直是不可能的，只能做出来才可以明白是怎么一回事。还有豫剧团的演员们打“虎跳”砸“腱子”接着翻空心的跟头，所谓“虎跳”就是人们说的“打车轮子”即体操里的“侧手翻”。一串“虎跳”接着一个空心的跟头能翻一人多高。那时候没有电视机，我们从来也没有亲眼见到过这样神奇惊人的高超过瘾的功夫，真是大开了眼界。虽然我们不少人在学校宣传队里都有过一些基础的舞蹈训练，却不过是《忠字舞》《大海航行靠舵手》《我们是毛主席的红卫兵》《草原英雄小姐妹》之类的业余舞蹈。原来自我感觉普遍良好，见到了真正的戏曲舞蹈功夫，一比，就觉得自己的那三招两式比起人家来简直业余到家了，真的不值一提。不知为何，就这样看着看着，就进戏了，入迷了，上瘾了，进入规定情景了，渐渐地进入角色了，就把练出这样高超的功夫当作了自己的人生追求和奋斗目标，后来简直痴迷于此，着了魔似地几乎不能自拔。
五
几天之后的一个早晨，学习班正式开学。先是开了一个大会，有一些人讲了一些话，我们听得似是而非，大约是当时听不懂那些政治的问题，所以今天一点记忆也没有了，却对开完会之后发练功服大感兴趣。至今还记得那天的阳光特别的灿烂，大院里少男少女们人人都领到了一条深蓝色的练功裤、一条板带和一双蓝色的网球鞋。裤子是一种化学纤维面料叫做“疙瘩呢”的灯笼裤，裤腿特别的长，裤子的腰部有一圈松紧带，裤子的脚部用松紧带穿缀，形成灯笼的样子，大家似乎都是迫不及待地换上了这条裤子，把自己的线衣下摆装进裤腰，系上了板带，换上了网球鞋，然后出来集合排队。
就换服装这一下子，人人都觉得自己与过去告别了。
人凭衣妆马靠鞍，穿上什么式样的衣服，你就成了什么样的人。
假如要演绎一下的话，当时应该是这样一种场景：
城隍庙，大殿前，左右两座陨石在水泥的基座上绿得发黑，高大的左公柳绿阴掩映，一群少年男女嘻嘻哈哈地相互端详，蹦蹦跳跳，打打闹闹。
哨声一响，这群少年排成了队伍行列，人人显得容光焕发，精神抖擞。
文化组的军代表检阅了这支队伍，向大家问好。
军代表：同志们好！
少年：首长好！
军代表：同志们辛苦了！
少年：为人民服务！
——其实，这只是今天的想象罢了。那时候，还没有这种格式，那时候的仪式是唱毛主席语录歌，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最后要大喊一声：杀！不明白为了什么要喊这一声，更不知道要杀谁，反正就要大喊一声“杀”。只当是振奋精神的一个咒语，喊了这声“杀”，就觉得浑身有劲而热血沸腾，就跃跃欲试地想要干点什么。
于是，第二天，就有人来叫我们到第二个大殿去集合。就有几个老师被介绍给大家。
这是周义导演，这是常林老师，这是方惠老师，这是徐林老师，这是岩乐老师，这是欧阳老师，教大家练功学习。由于这些老师当中好几位还都健在，也许在后面我要说出他们之间的一些不愉快的事情，就不用真名姓氏来描写，知道或者认识他们的读者一眼就可以看出我说的是谁，不知道的就是我说出真名实姓也不过是个符号，没有多少特别的意义。好在我不过是在搞一点文字游戏，我在序言里开宗明义就已经说明了这是“文字游戏不必当真”，希望看官不要在意。
老师们各负其责，有的教唱腔，有的教形体，有的教把子功也就是用戏曲舞台上的刀枪对打，有的教毯子功也就是翻跟头，有的教音乐理论，教视唱练耳，有的管理生活。至于文艺理论——没有人勇敢到敢于教文艺理论，《讲话》只能照着读，谁敢解释呢，不想混了就说话，当时就打你个现行反革命绝不会客气的。
穿上了练功裤，扎上了板带，其实就是一个“戏娃子”了。但是，当时我们没有人能够懂得这一点，都以为是临时的，都以为混上一阵子就回学校，心里还对得到了不要钱白给的衣服洋洋得意暗自窃喜。当时，我们对“戏娃子”这个称呼没有什么感觉，都以为自己是革命文艺战士，与过去的“戏子”不是一回事，要是知道了其实就是一个“戏子”，自己不过是政治斗争的工具罢了，恐怕不少人都要撂挑子了。那年保全就撂了挑子，转身回家去了，还是我们几个哥们去他家里把他给拉了回来。保全后来转行去做了话剧演员，拍了不少电视剧，这就不用多说了。在学习班过了有一年多，我们在大街上排队走过，有街上的痞子小混混冲着队伍喊“戏娃子”，不免就踩了我们的鸡眼，揭了我们的疮疤，伤了我们的自尊，大家一拥而上，把那几个小混混打了个鼻青脸肿，惨不忍睹。其实老百姓并不认可什么革命文艺战士，就是一些个“唱戏的”罢了。而当时，我们却有一种自豪感，觉得光荣得不得了，穿着练功的衣服在大街上招摇过市，洋洋得意，踌躇满志，大出风头，自我感觉良好极了，却感觉不到老百姓对样板戏几乎深恶痛绝视若寇仇。
发了练功服的第二天就开始练功了。先是跑圆场，压腿，踢腿，拿大顶。刚刚进入这个行当，大家都是“生坯子”，即所谓“毛坯”，就是没有任何基础的“璞料”，没有经过打磨雕刻的玉石叫作“璞”，我们那时候大约就是“玉不琢不成器”的所谓“璞”了吧。
最初练功的时候大家都有一些扭扭捏捏，那层“羞脸”尚未剥落，于是就笑得一塌糊涂，但是渐渐地就进入了角色。刚刚开始压腿、踢腿、拔筋骨的时候，几乎所有的同学们的腿都硬得像椽子，放在长条凳的靠背上都困难，腿疼得受不了。练了几天，浑身上下大胯腿肚子没有一处不疼，像是做了手术。老师们说坚持下去就好了，那就坚持把练功夫进行到底吧。就坚持，就像这些老演员们一样，把自己的腰腿功夫练到炉火纯青吧。
一切都是在“洋昏”中进行的，所谓“洋昏”在兰州话里是稀里糊涂、不明不白的意思，有时也称作“洋洋干干”，也就是说我们并不明白自己在干什么，只是按着老师的要求在做这些踢腿下腰翻跟头的事情。十五六岁，并不是一个可以明白事情的年龄。还有年纪更小的，比如梁冬就只有十一岁，小学都没有念完，小林子居然只有九岁，还经常尿床呢。
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