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这样在红古与兰州的家之间来回地奔波着坚持了将近一年。晚上244次到了西站，溜出车站又成了一个难题，但渐渐的就有了诀窍，顺着铁路一直走，就可以避开出站口，不怕检票的抓住让你补票。从西站沿着铁路一直向东走，大约还得走三五公里钻过两个山洞就到家了。晚上到家大多数时间是深夜一点多。但今天又见到了母亲，吃到了好吃的东西也就足够了，还能有什么奢望呢。干校的宿舍是没有床板的，医生护士和职工们都在打地铺，后来才运了一些床板去。原本专门接生的这些医生护士们哪里有过这样的经历，他们大多数是知识分子，而且多数是女人，肩不能扛手不能提，却要受到这样的虐待，真是暗无天日。这种日子据说是最能锻炼人的，在“五七干校”学习劳动一段时间之后，人就可以炼出一颗红心，就可以与资产阶级的反动路线划清界限，成为一颗红心两手老茧的革命的赤脚医生。但不管怎样，干校是有时间限制的，住上一段时间就能够回去的。没有料到的是很快就有了另一个指示，医院的这些医生护士全部都要分配到农村地县乡卫生院去长期下乡，要真正地为农村广大缺医少药的农民服务，而且要到最艰苦最偏远的地方去。
果不其然，院子里的孩子们很快就发现，自己的父亲或者是母亲晚上在窃窃私语时都在讨论谁留在城里谁去下乡。医院撤消了，留下来的人也被重新分配了单位。父亲离开医院后被分配到蔬菜公司去工作，后来在南关十字酒副商场当了会计，那是当时兰州最大的一家副食品商场。很快，就得到了母亲被分配到定西香泉公社卫生院去的消息。那时我刚刚小学毕业，正在等待分配到哪所中学的通知，就和母亲到定西县去了。我母亲的想法是带我去认识一下她将来工作的地方。在定西县城的县委大院招待所里等待第二次分配时，我已经有了一个城里人的强烈意识，我发现那里的一切都是那样的土气，集市上摆出的东西浓妆艳抹、花花绿绿的十分俗气，作为一个城里人，我在街上走过，人们的眼光像在瞧一个怪物，自己总觉得和这些人不是一类，趾高气扬的样子大概特别的另类，却没有想到自己的母亲就要和这些人成为生死知交了。从定西回来后不久，母亲就带着小弟弟走了，我已经记不得母亲是在怎样的一天里走的了，只记得母亲走后家里的凄凉和那种冷锅冰灶的悲凉气氛，我和二弟小妹不知是怎样度过了母亲不在家的艰难岁月，真的记不清了，那个年月就像从来没有过，好像是一部影片里的情节，已经发黄的拷贝记录着它，深藏在胶片库里，想找出它要费很大的气力了。
三
那些年，家里的房子本来就是那种十分破旧的平房，一间也就有10个平方米，一共两间，修建时不知是什么人画出的图纸，或者根本就没有什么图纸，医院找来几个泥瓦匠弄了几个月才盖了起来。没有想到的是住了几年后，房梁居然折断了，几乎出了人命。那是一个冬天，一家人正在围着一张小桌吃晚饭，就听见头顶上纸糊的顶棚哗啦哗啦直响，像是有什么东西在往下落，父亲说一声不好，一手一个就把小弟弟和妹妹给提了出去，我和二弟大一点，赶紧往外跑，母亲最后一个跑出来，刚刚跑出来，那间房子的顶已经塌了下来。一大堆土把家具和床铺全部给埋了进去。只好找院长，院长把锅炉房借给我家暂避风寒，就那样在上边有着一个天窗的锅炉房里凑和了好长时间，等房子修好了，才搬了回去。没有想到的是由于是冬天施工，房泥被冻住了，等到一开春，房上的泥解冻了，劈哩啪啦的天天往下滴水，把纸糊的顶棚浇得一塌糊涂，成了一种奇特的现象，屋外艳阳高照，而我家却天天闹水灾，真是一点办法也没有，只有耐心地等待房上的冰水全部都融化了流干净了，水灾的问题才算解决了。由于房子的质量不好，夏天来临后又漏雨漏得一塌糊涂，屋外下着大雨，屋里就下小雨，最后是申请了几卷油毛毡盖在房顶上才漏得小一点了。我那时似乎已经长大了，身手十分矫健，说上房抓住房子后的一棵大树的枝桠就上了房，上去后就把漏雨的地方重新收拾一下，好像是极其正常的事情，那时，房子不漏才是奇怪的事情呢。
四
生活的艰苦对于我来说似乎并没有什么不正常，从来都不记得享过什么福，所以就根本不知道这样的生活是艰苦的，或许，我童年的时候还过过几年的幸福生活，但是根本没有任何记忆，不知道对比，就不可能知道这样的生活是一种艰苦的生活，反正大多数人也都是这样一天天活着的。生活的艰难对于我来说并没有意识到是一种艰难。对我刺激最大的是“文革”开始后的清理阶级队伍，或者是“文革”中的一个什么小运动，父亲也被揪了出来。
那天，医院的门诊部成了批斗会的会场。我听院子里的小孩说，你爸揪出来了，在门诊上批斗呢。我赶到会场，只见父亲的胸前挂着一块硬纸板做的牌子，上面用墨汁写着“叛徒”和父亲的名字，我的头轰地一下就大了。父亲阴沉着脸立在那里，旁边站着食堂管理员宫叔叔和大师傅朱伯伯，他们也挂着牌子一起被批斗。朱伯伯和宫叔叔居然都是“历史反革命”，他们都弯着腰低着头，而我父亲却高昂着头，一副大义凛然的样子，像一位被捕的革命者。父亲是大个子，个头足有1.86米，此时正值壮年，人高马大，等闲之辈是难以制服他的身体的。大概医院里那些造反派英雄也不敢轻易动他的肉体，只能采取挂牌子示众的这种常用的伎俩羞辱一下人格而已。
父亲曾经讲过他的历史，在他十三岁时就进入了老家的八路军办的学校晋绥边区二中读书，他的大部分同学从这所学校出来后都参加了八路军到部队上工作，后来许多人都成了大干部，官儿当得最大的有师政治部主任，官拜上校。在1947年家乡土改时，父亲由于祖父的关系被迫离开革命队伍到祖父那里去讨生活，几个月后又回到队伍上，组织上对他这段脱离革命队伍的问题早就有了结论。保健院的造反派查看了他的档案，发现了这段记载，兴高采烈的以为抓住了大老虎，就把父亲的这段历史当成了把柄，要收拾他。也是因为父亲个性耿直，看不惯那些“造反派”的所作所为，给自己招来了祸端和麻烦。但是，那时候又有几个人能逃脱厄运呢。
医院“红三司”的“造反派”要收拾父亲，倒不完全是因为父亲在文革初期“站错队”站到了对立面保守组织“红联”这一边，而是因为医院的“造反派”在最初的夺权行动中差点遭到一场灭顶之灾。当时，医院的“红联”组织联络了名气很大很有战斗力的保守组织“八一总部”的大侠赵江海要与“红三司”抗衡，赵江海计划带着队伍来医院与“造反派”较量。父亲虽然不是医院“红联”组织的头头脑脑，但作为总揽医院财务大权的职员，毕竟有点份量。零距离地经历过1942年以来的所有“运动”的父亲，也知道其中厉害。他眼看武斗风起，生怕出事，便对赵江海说，这医院的“造反派”尽是些女人，要是打起来，虽然“造反派”不堪一击，但与女人武斗，“八一总部”怕是没有面子，打伤了人，也没法子善后。说起来很奇怪，赵江海居然被父亲说服了，便没有带人来插手阻止保健医院造反派的“夺权”行动。父亲本来是做了一件好事，“造反派”却认为是父亲与赵江海密谋要阻挠他们的夺权大事，于是记恨在心。而这位赵先生，一身武艺，又是工人阶级，带出的徒弟“阿布都”等人打遍天下无敌手，若是带人来保健院搞武斗，在战术上，一定会扫平天下，那场密谋中的武斗要是实施了，保健院的“文革史”恐怕就要重写了，死伤几个人怕是不可避免的。但是，这在政治上却不见得能占上风。“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的确不是儿戏，心慈手软便后患无穷。父亲大概没有完全弄明白这一点，虽然阻止了一场武斗，却没有及时反戈一击站到“造反派”那一边去。你看，“红三司”后来如日中天，联络了赵江海计划搞武斗的医院“红联”组织的头头却“反戈一击”变成了成了“红三司”的“造反派”干将。当他们夺得政权，成立了“革委会”之后，便借着“清队”整肃的机会把父亲给弄上了批斗会场。
此次父亲被批斗，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我在前边叙述说有位山西老乡来医院做领导，在讲话时炫耀老资格，自称也是“边区二中”学生，后来此君发现我父亲才是货真价实的“二中”学生，生怕自己编造的什么“小米加步枪”的“革命经历”穿帮露了馅儿，便怂恿“造反派”给我父亲一点颜色瞧瞧，提醒他闭嘴趴下老实点。而此时此公已经被“结合”进了“革委会”与“造反派”打得火热。其实能够伤害你的人往往是与你关系密切或者有某种关系的人，无缘无故找你麻烦的陌生人非常罕见，“文革”当中遭罪的人，哪一个不是由熟人造的孽呢。
见到此种情景，我浑身都被血胀满了，作为一个十二三岁的懵懂少年，我当然没有冲进会场救出父亲的胆量，再说了，谁知道这究竟是怎么回事情呢。偷偷看了一会儿，就回家了。回到家里，觉得天都要塌下来了，父亲居然是“叛徒”，这怎么可能呢，他怎么能是叛徒呢，叛徒不是甫志高吗，可是父亲一点儿也不像甫志高啊。母亲回来后把弟弟妹妹搂在怀中抱头痛哭，我却一滴眼泪都没有，百思不得其解地想弄清楚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却无人告诉我答案。按照小说的线索发展和逻辑推理，当天父亲被批斗之后，回到家里应该给我做出解释，使得他的儿子理解他。但是，我并没有任何这样的记忆，也就不能在这里说什么了。我只记得，接着父亲就被关进了牛棚，每天都扛着一把大扫帚和朱伯伯、宫叔叔、唐院长、李大夫他们几个人一起在院子里打扫卫生，有几天还像个“玛露西”①一样提着个石灰桶给住院部病房刷墙。我只敢远远地瞧着他们，却不敢接近他们。他们对我也视而不见，置若罔闻。我一直都难以理解为什么那时候只要是被关起来改造的人，都要罚他们去扫地倒垃圾，天天扫厕所、搬煤砖、搞卫生，似乎不如此就不能够表示对他们的惩罚。劳动，不是最光荣的事情嘛，怎么反而要让牛鬼蛇神们干这种光荣的事情呢。
在父亲被关牛棚的那些日子里，我天天去给他送饭，他总是一言不发，沉默着接过饭碗后就让我回家了。我也噤若寒蝉，不敢跟他多说一句话。倒是宫叔叔有一次悄悄对我说，你爸是个好人，话少。好在时间不长，父亲就被解放了。理由很简单，“造反派”里没有人会扒拉算盘珠子，他们虽然接管了父亲的账本，却不会算账，大家都要领工资，“造反派”给弄得一塌糊涂，当然怨声载道，就只好把算盘和账本子还给了父亲，让他“重新出来工作”。
在父亲被关在牛棚里的那些日子里，我的野性收敛了许多，整天藏在家里写毛笔字，用的是一本病历纸，写着写着，就写出了一些反动标语，咒骂“造反派”的头头和欺负父亲的那些造反组织。幸亏我一写完就赶紧点火烧了，假如被“造反派”们看见，就绝对的没有好果子吃，就会给父亲带来更大的麻烦。那个年月，因为一些只言片语造成的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的悲剧并不少见。所幸我还算是有点保密意识，在纸上发泄完了也就算完了。
我记得很清楚，在我写“反动标语”的时候，我还要用那根扁担把门顶上，把窗帘拉上，白天屋子里那种光线昏暗宛如地狱般阴森森的感觉到现在依然记忆犹新。
父亲的被批斗，是我此生受到的最大的打击之一，我永远无法忘记父亲胸前挂着一个白纸牌子站在那里的形象，真是一种刻骨铭心的令人的心都在颤抖的记忆。即便是父亲去世的那一刻，我守护在他的床头，眼睁睁地看着他离去，我都没有像看见父亲被批斗这样的心碎欲裂。比死亡还要令人不可接受的只能是人格的屈辱。自古以来，有多少人都由于无法忍受人格的屈辱而选择了结束自己的生命，这里面的道理真是太深刻了。
所以，永远都不要欺负和侮辱别人，须知，仇恨入心是要发芽的。
五
母亲到乡下去了以后，家简直就不成其为家了。终于有一天，父亲做出了一个决定，在无法将母亲调回城里来的现实面前，父亲和母亲商量后决定让母亲退职回家。就这样，母亲办理了退职手续，领到了一千多元的退职金，领着小弟弟从乡下返回了城里，从此失去了公职，成了家庭妇女。后来她又到街办的一个洗汽油桶的小厂子里干了许多年的临时工，每月挣几十块钱，补贴家用。后来母亲回到兰州时，小弟弟已经在乡下的小学混光阴，但是还不到上学的年龄，本来想把小弟送到新村小学旁边的幼儿园去，但是居然有人提前给幼儿园打了招呼，说我家成分是地主，幼儿园拒绝收小弟入托，成了小弟弟一生永远的痛。
那时候家里的住房特别拥挤，为了改善一下居住条件，我们想把屋子后边的空地利用起来搭一个厨房，却没有料到铁路上的一个司机同时也看上了这块空地，要建房子。我妈妈见到他们先动了工，就去理论，绝没有料到那个司机的老婆对我母亲说了一句话，就使得我妈妈噤若寒蝉，无言申辩，折翼而归。那个婆娘说：“你们地主过去霸占土地，今天还要欺压工人阶级呢吗。”我的老天爷呀，这样的帽子谁能够不怕呢。我妈妈找到居委会反映了情况，居委会的上海老阿婆是个讲道理的人，对那个婆娘说，人家的屋子跟前你们为什么要盖房子，大家互相让一下好了。这才给我们留下了一点地方，刚刚够搭一个厨房的。没有想到的是那一家人住进他们搭建的房子里之后，那个婆娘就没有好过一天，病得几乎起不了床，后来就搬走了。那块空地上原来有一口废弃的水井，我们小时候那水井还能够打出水来，水井很深，辘轳上的大粗绳子有时候开运动会当作拔河的绳子，我们都见到过。那家人得到了盖房子的权力，似乎是赢了，却没有想到龙王爷不满意他们家的做法，那婆娘懒得很，把屎尿粪便脏水都倒入水井，触犯了龙王爷，龙颜大怒就给她一点颜色瞧瞧。
能够记得起来的悲惨世界的故事大概就是这些，实际上远不止于此，这些只是能够记得起来的有着比较深刻的印象的一些故事，我写它，说明我的童年给我的并不只是阳光和雨露，还有凄风苦雨和不堪回首的苦难记忆。那个年代的一切，确实都是难以忘怀的。
杨子荣：（唱）“小常宝，控诉了土匪罪状，字字血，声声泪，激起我仇恨满腔，昂，昂昂昂昂……普天下被压迫的人民，都有一本血也……泪……哀哀哎……账！”
——杨排长唱的真是他娘的对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