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是1969年春天乍暖还寒的季节，忽然就刮起了成立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风，说是要“满怀豪情迎九大”。每个班级都要成立一个宣传队，有点文艺才能的同学就成了宣传队的成员，不参加劳动了，每天就在厂里的一间空仓库里排练文艺节目。我在小学里曾经说过对口词，唱过几次歌儿，也跳过红军不怕远征难的舞蹈，多少有点文艺才能，这就进了宣传队，和十来个同学打打闹闹地排练出了一些节目。记得在厂里组织的演出活动，场面还是极其热烈的。厂里为此专门停产半天，把大车间的空地打扫得干干净净。全厂职工有好几百人，都围坐在场地周围。机器上，吊车上，待修的汽车上到处都坐满了人，场面隆重到简直像三十年后中央电视台心连心艺术团来了。
那天，我担任了主持人报幕的任务。我手捧红宝书，走到场地中央，宣读一段最高指示，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然后宣布，兰州市三七中学五连三排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演出现在开始，掌声就响了起来。那一刻，我的鼻子有点发酸，好像给人打了一拳，腿也开始发抖，但还是努力要求自己镇定，这就坚持了下来。后来我明白了当时那种感觉，就是所谓的激情，在规定的情景中，人不免会激情荡漾，鼻子发酸。报完了第一个节目，合唱，《红军不怕远征难》，排成几行的合唱队就上场了。
工厂的工会里有一位干事，会拉手风琴，为合唱队伴奏。音乐前奏过门响起，学生们张口就唱，居然唱得有声有色，有腔有调，满不错的。之后是歌伴舞，《大渡河流水浪滔滔》，这个节目是我编排并导演的，小时候我在保健院曾经参加过院子里孩子们演出的这个节目，我还记得演出的程式，大家一律穿一身兰色衣服，用红纸剪成领章帽徽粘在衣领和帽子上，腰里再系上一条皮带，这就是一个红军战士的造型了。我把这一套原样照搬到中学宣传队，节目居然很精彩，其实这节目是从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上抄袭来的。我们做不了那些翻跟头的高难度动作，就减免了许多，能打个“车轮子”就算是不错的技巧了，但整个节目的意思和氛围还是差不多的。
接下来，是我们班上一个女同学的样板戏《红灯记》选段。这位女同学的父亲是京剧团的团长，她从小耳濡目染，京剧唱得很有些味道，名字和中国那位著名画家徐悲鸿先生的夫人的名字一模一样，我们叫她“小蚊子”。她唱的曲子是《都有一颗红亮的心》。那天，她从剧团借来了戏装道具，扮成了一个小李铁梅，举着红灯，甩着大辫子，简直的光彩照人，轰动了演出现场，叫人心动得不得了，立马就成了校花，引得情窦初开的一帮男生们不免心慌意乱，春情荡漾。同学们派对儿，居然说我与她如何长短，我不免受宠若惊，暗自窃喜，却极力否认。那时候的男生女生几乎不来往，虽然一个个春心荡漾却没有人敢于表示对异性的兴趣，与女同学多说几句话那简直就犯了众怒，一定会遭到忌妒，必然遭到男同学的群起而攻击并立即被孤立起来。虽然排练节目其实就是我俩的事情，却几乎找不到话可说。虽然我在心里确实对她有几分好感，但在表面上却要装得若无其事，还要假装看不上她，甚至要故意找碴欺负欺负她。她唱《红灯记》的曲子中有句“爹爹呀，你的财宝千车也栽不尽，万船也装不完”，每当她唱到“爹爹呀”的时候，我就接上一声，“哎”，好象是爹爹答应她的叫声，那时候的男孩子都愿意做爷爷当爸爸，而绝不愿意当孙子，也真是有趣。中学毕业后，本来极有文艺天份的她不知为何没有走上文艺工作这条人生之路，后来分配到了一家针织厂当了挡车女工，从此再也没有见过面。前几年见到晚报上有篇稿子，说她的命运极其悲惨，嫁给了一个说北京话的男人，婚姻却不好，天天挨打，人瘦成了一把骨头，弄得疾病缠身，真是红颜薄命，林黛玉焚稿，杜十娘跳河，令人扼腕叹息。
节目演完了，工人们很高兴，那时候除了样板戏，几乎看不到其他文艺作品，能看看这些中学生的现场表演也是一种享受，起码看见了活人的表演，就像今天虽然能在电视上见到明星名角，但到体育场看见真人好像更有一点感觉一样。
一天夜里，“九大”新闻公报发表，街上人山人海，庆祝这个具有历史意义的会议召开。厂里的师傅们开出汽车，上面放着大鼓，擂得震天动地。我们这些学生跟在后面扭秧歌，呼口号，撒撒传单，抢抢《公报》“号外”，在东方红广场一直闹腾到后半夜，亢奋得忘乎所以，却根本不明白究竟为了什么。但对在珍宝岛与苏军激战抗争的战斗英雄孙玉国却佩服得无以复加。厂里支起银幕放电影，新闻纪录片上的苏军装甲车在乌苏里江横冲直撞，看得人热血沸腾，跃跃欲试，恨不能这就上前线和老毛子苏联人干上一仗，孙玉国的转盘式轻机枪突突起来真是过瘾。我却往往是那个领头呼口号的，打倒苏修，打倒勃列日涅夫，打倒新沙皇。
在汽修三厂的劳动很快就结束了，临近结束时，发生了一起事故，我们班的张建国外号猫眼司令，是我给起的外号，我还给好几个同学起了外号，比如，猪头小队长朱学武，驴快嘴柳燕，节节子段其昌，马姐夫宋国力，卖盐的阎唯文，曹操曹国祥，烂嘴子吴芝萍，料片子廖小文，牙刷子唐沂光等等。张建国在车床开动时用棉纱去擦齿轮，不料手指被绞进了齿轮，右手食指被绞掉了一个指节，紧急送到医院也没有保住手指，成了残废。工厂做出决定，等他毕业后招工到厂里做学徒，不受名额限制。工厂倒是信守诺言，中学结束后，张建国真的到那厂里做了学徒，当然现在是老师傅老工人了。但几乎三十年后，厂子宣布倒闭，他在此之前早已办了内退手续，一月拿着几百块钱的退休工资开始了退休生活。
四
劳动结束后回到学校，上了一段时间的文化课，发给大家的课本叫《工业基础》《农业基础》，语文课本和数学课本倒是没有改名。《工业基础》相当于物理化学，《农业基础》相当于生物地理，语文课上的大多数是毛泽东的文章，也有一篇鲁迅的《友邦惊诧论》，读得半懂不懂只记得个词叫“莫名惊诧”。《农业基础》上了一节洋葱表皮果肉细胞，一节农业八字宪法，水肥土种密保管工。《工业基础》上了一节惰性气体，氦氖氩氪氙氡。现在依然记得。数学课上老师讲的是乱七八糟的几个点儿颠来倒去说什么已知、求证、证明，是几何的课程，能够记得的就这些，其实也就上了这些课程。很快就又上山去修战备公路了。
我们这些1970届的中学生真是命运不济掉到沟里去了，你看比我们高的“老三届”好歹读完了中学课本，初中课程总算学得扎实，而比我们小的那几届中学生后来赶上了“教育路线回潮”，也能够安心读几天书，即便后来下乡插队也算是读完了中学课本。而我们在中学，却几乎没有学到什么文化知识，这严重地影响和制约了我们这一些人后来的发展。高考恢复时，这种缺失了中学课程基础知识的境况让我们吃了大亏，复习功课都可谓老虎吃天不知道从何下手，从来都没学过，谈何“复习”呢。这是后话，先不说了。
战备公路在皋兰山顶东侧的半山腰上，分给我们学校大约一公里的土石方的开掘量，学校又分配到各个年级和各班。学生们每天都自带干粮，一大早就上山，用自己带来的洋镐铁锨开挖冻成冰疙瘩的山体。先是挖成一个大壕沟，然后一块一块往下砸，把挖下的土石方推到壕沟边上推下山。休息时大家就挖成土灶，找来一些柴火在土灶里烧，等到土灶烧得通红，就把土豆填进去，然后一顿乱脚踩塌了土灶再用土埋上，等下次休息时刨开土灶，土豆就被闷熟了。大家抢着吃，连皮带土的都吃下去，也不见有肚子疼的，真是奇怪。更多的时候是聚在一起，从书包里拿出带来的各色食品，也不过是些馒头大饼土豆发糕，拔光了山上的蒿草点上一堆火，围在火堆旁吃一顿午餐。我记得我曾经带了一些马肉，用辣椒面儿裹着成了红色的肉疙瘩，吃的时候几乎成了冰疙瘩。为了带这顿午餐，特别地希望有一个铝质的饭盒，但是无法得到，因为没有买一个饭盒的闲钱，只好用一个大茶缸子装带的吃食，常常是一些咸菜外带两个馒头，在工地上找点开水冲一缸子咸菜汤，把馒头泡进去就对付了一顿午餐。干着开山劈路的繁重工程，不但一分钱不给，还要自己带干粮，那年头就是如此不讲道理。
当我们的任务完成时，天气已经转暖和了，那盘山公路已经初见规模了，后来的事情不用我们操心了，自有市政公司的工程队去铺上沥青，成为一条有等级的盘山公路。
开春后，学校又把学生发配到蒋家坪去开创农业基地。我们上山时，那里还是一片荒地，没有一砖一瓦。学生们从挖地基开始，白手起家，要创建一个学农的地方。最累人的活儿是脱土坯。每天仍然是自带干粮，坐市郊车到西站货场下来，然后步行上山，大约要走一个多小时才能到劳动的地方。到了地方之后就撮土和泥，用磨得锋利的铁锨把头一天已经和好的泥堆重新翻一遍，然后一锨锨摔进土坯模具里，端到空地往地上使劲一倒，土坯就成形了。等到第二天土坯干了后再码放起来。成千上万的土坯被脱了出来，码放得整整齐齐，像个造砖厂。学校总务处有两个教工，负责学农基地建设。他两人也是苦出身，具有盖房子的经验，带着学生开始挖地基，丈量好了方位用石灰划出线，叫学生按着白线挖成了壕沟，大约有半个人深，之后就是打夯。那夯是个粗壮的木桩，栓着几根绳子，立在地头。教工是扶夯的，有几个个头大一点的同学被选准去打夯，他们拉起绳子按节奏上下拉动，节奏是打夯的夯曲，有教工领唱，“同志们加油干哪”，同学就喊“哎咳吆嚎”，那夯柱就一上一下地把那壕沟的地面砸得通通作响，渐渐地就砸得又平又硬。汽车拉来一车砖头，卸下后垒地基用。在盖房子的过程中，不少同学都成了泥瓦匠，瓦刀使得熟练极了，砍砖头想砍成怎样就能砍成怎样的形状，砌墙砌得不亚于六级泥瓦工，比张百发当年也差不了多少。后来有同学真的就以泥瓦匠为职业了，却没能当上副市长，人比人气死人哪。
一个春天，全脱土坯盖房子了。
夏天来临了，房子也全部盖了出来，大大小小几十间，能住四五百人。我不知道学校是怎么计划的，好像要把学生全部造就成农民，结果就是如此，一年后，许多同学都上山下乡去做了知青，实际上就是当了农民。
五
1970年夏天，学校组织合唱比赛，各班都要出节目，唱的是“集体重新填词”的十首革命历史歌曲。《大刀进行曲》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毕业歌》同学们大家起来，《新的女性》新的女性在斗争中挺起胸，《大路歌》我们大家同心干，呼亥吭，《救国军歌》冲冲冲，我们是革命的工农，等等，等等。
各班都要排练节目，在学校礼堂轮流上场登台演唱，却不清楚是为了什么。
我们班的节目是舞蹈《我们是毛主席的红卫兵》，渲染毛主席接见红卫兵天安门广场上的热闹场面。我做编导和领唱领舞。先是一群红卫兵三三两两地来到广场，流连忘返，东张西望，忽然，我喊了一声，“毛主席来了！”大家就争先恐后地向前拥挤，模拟着人头攒动激动万分的场面，然后就齐唱《我们是毛主席的红卫兵》那首歌曲，同时载歌载舞：“我们是毛主席的红卫兵，大风浪里炼红心，毛泽东思想武装了我，横扫一切害人虫……”
除了唱歌跳舞，当时也有一些别的节目，比如活报剧《一块银元》。说的是地主老财要用童男童女祭奠死去的老地主，用一块银元买走了“我”的妹妹。结果在葬礼上，“我”发现妹妹已经成了僵尸，原来是地主老财给妹妹灌下了水银，弄死了妹妹，给老地主做陪葬品。演出形式虽然简单，演出气氛却渲染得令人毛骨悚然。舞台中央悬挂着毛主席的画像，在老人家眼皮底下上演这一幕，显然不伦不类，把毛主席像取下来，谁也没有那个胆量，那就在画像两边一左一右站立两个红卫兵，好像是卫兵站在那里就可以辟邪似的。
有一场演出结束后，我被通知到学校音乐教室去集合，说是学校要参加全市的比赛。在音乐教室我又见到了那个胖子老师，就是我第一天到校时见到的那位领唱牛鬼蛇神之歌的先生。原来，先生已经被解除了管制，俗称被解放了，学校让他负责组织学校的合唱队，训练学生的合唱。这时，我才知道这位老师原来是兰州著名的音乐教育家丁兆清先生。先生坐在一张课桌后面审视学生的资质，一位女教师坐在一边弹着钢琴，被选上的学生轮流试唱，我后来知道了所谓试唱并不是试着唱一唱，而是视唱，就是拿着歌谱看着唱，所以叫视唱。那位女教师看上去很年轻，大约三十来岁的年纪，人长得很漂亮，当时只觉得这位女老师是真好看，看见她，人就老实了许多。现在想来，那种楚楚动人的风度应该是风姿绰约的少妇风韵吧。大概这就是成熟女性的一种魅力吧。美，是可以令人安静下来的。
丁先生让我唱一个歌，女教师弹起钢琴，我张口就来了，“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嗓音还是标准的少年童声男高音。看起来，丁先生十分满意，点点头叫下一个。我就成了学校合唱队的成员，从此再也没有回班上去，整天在合唱队练习唱歌。练习了差不多一两个星期，到了正式演出的日子。女教师通知我们准备一身蓝色衣服，要在袖口翻出白衬衣的袖子，把袖子绾到胳膊肘之上，每人还要背一顶草帽，打扮得像个延安时期的革命知识青年。我没有合适的白衬衣，就从一件穿烂了的白衬衣上撕下两个袖子，套在外衣的袖子上滥竽充数，倒也看不出破绽来。好像是到了5·23，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多少周年，全市的中学都要搞活动。我们学校的合唱队这就排着队到处演出。这个合唱队水平很好，在全市的这次比赛中获得了第一名。这要归功于丁先生和女教师尹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