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中国龙文化的形成与发展
正当人类进到新世纪之际，我们中国人又迎来了龙年。龙是吉祥的预兆，是我们中华民族的象征。龙在我国人民心中占有何等重要的位置，是其他民族不易理解的。龙是我们图腾崇拜的遗迹，是我们炎黄子孙对自己祖先的敬重和崇拜，无论天涯海角、异国他乡，只要是有中国人和中国血统的华裔休养生息的地方，就有龙文化的存在。一曲《龙的传人》蕴含着多么深刻而又丰厚的民族情感。它时刻召唤和激励着亿万的炎黄子孙团结、奋进，凝聚着的自强不息的精神信念，龙是我们中华民族的精神支柱。
龙的历史，源远流长。龙形千姿百态，丰富多彩。龙是十二生肖之一。在自然界中它和凤都是不曾存在过的动物。不管是高居皇位、手握权柄的帝王，或是云游四方、设坛诵经的僧侣道士，还是散居民间的凡夫俗子，从古至今谁都没有亲自目睹过自然界中生存的真实的龙和凤的形象。然而，神话传说古怪陆离、神秘莫测，笔记小说记载不穷，吸引历代的文人雅士把龙作为课题加以探究。龙这一被先贤们臆造的人文形象，也就伴随着我们中华民族的文明史流传至今。
根据有关的历史文献和专家学者们的考证，在远古时期，人烟稀少，飞禽走兽遍地皆是，先民们为了生存就得斗争，祈求“驱邪造福”的灵性之物给以保护。由于这一意识的萌发，在大自然中众多飞禽走兽的图形，经过先民们的虚想和构思，综合选择，再经过艺术的思维过程，便臆造出龙的形象，加以崇拜。这种神化的龙，便被远古的先贤们作为氏族的标志和为他们“驱邪造福”的神灵加以崇拜。发展到农业社会，先贤们更把它作为能“腾云驾雾”、“兴风造雨”的神灵来敬重和崇拜。轩辕黄帝崇拜龙，所以夏代龙的形象多为与天地相连的图腾；商代由于人与人之间等级制的存在，龙的形象也就变成与贵族统治相适应的严威形象，如青铜器上的夔龙纹饰，显得面貌狰狞；周代出现了龙咬凤的图形，这意味着东方的商族和西方的周族文化的融合，也是吉祥如意的体现。发展到春秋战国时期，由于人们对于天文、地理等自然现象的理解加深，因而出现了青龙、白虎、朱雀、玄武，代表东、西、南、北方向的四方神，龙被推崇为四神之首加以崇拜。从汉高祖刘邦起，由于封建的中央集权制进入上升时期，龙的形象也被历代的帝王所利用，跨入世俗化的进程，如“真龙天子”、“龙子龙孙”，皇宫称为“龙宫”，凡是皇宫所有的用具无不打上龙的“烙印”。如龙座、龙椅、龙殿、龙冠、龙床等。皇帝的衮服，虽服上十二章，但其中首先突出的胸部缀的是五爪金龙，龙的形象布满皇帝的全身，龙与皇帝合而为一。发展到明清时期，这种至尊至上的权力之表现，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唐代的开国皇帝唐高祖李渊父子，原本是鲜卑族的后裔，也自称道教老子李耳是他们的祖先，却也对于龙加以崇敬、崇拜。蒙古贵族建立元朝以后，元世祖忽必烈对于龙为帝王的代称看得更加神圣。他下诏除元大都是皇帝居宿之处可以使用五爪龙外，民间严禁出现五爪龙，违者则以犯上僭越罪加以严惩。龙的艺术化形象到了唐代以后更加日盛一日，铸造、雕塑、绘画、编制、刺绣等工艺日新月异，精益求精，逐渐地形成装饰品存在于世，在我国人民的日常生活中，成为永恒的敬重和崇拜之物。
我国古代的先贤们既然把龙作为祖先崇拜和图腾崇拜的遗迹流传至今。那么，历代的人们不仅把各自氏族崇拜的图腾之特征加以选择综合，装饰成神奇、勇猛和力量的象征，同时使这一炎黄子孙共同崇拜的图腾更加形象化。比如甘肃庙底沟出土的仰韶文化彩陶双耳瓶，龙的形象为龙面蜥身；山西陶寺出土的红山文化泥质褐陶龙耳瓶，龙的形象为龙面蜥身；山西陶寺出土的红山文化泥质褐陶龙纹，盘龙的头部被神化，身躯似蟒；内蒙三星他拉出土的红山玉雕龙，龙的头部似兽，身躯似蛇。可见龙文化的形成是发展变化的。
龙既然深受历代人们的敬重和崇拜，那么后世先贤们便给它注入了生命的性别和表象。比如“龙有雌雄异同……雄者角浪凹峭，目深鼻豁，鬓实鳞蜜，上状下殺，朱火烨烨，雌者角靡凹平，鬓园鳞薄，尾状于腹。”（郎瑛著《七修类稿》；朱国桢著《湧幢小品》）并且说是卵生，“九似”，“三亭”。比如宋代学者郭若虚说：“画龙者析出三亭，分成九似，角似鹿、头似驼、眼似兔、颈似蛇、腹似蜃、鳞似鱼、爪似鹰、掌似虎、耳似牛。”（郭若虚著《图画见闻志》）从留存至今的实物和考古发掘的资料考察，我国汉代以前龙的形态多姿多样，尚未定型，并呈图案化。发展到东汉以后，龙的形状逐渐趋于一致，其形如虎，唯一的区别是龙有角虎无角，并有鳞甲，虎却没有这些特征。龙的这种形状一直延续到魏晋南北朝时期。此后龙的身躯和头部却变得又细又长，上颚突出尖形的上唇，但龙身龙尾分明，尾细长而身躯粗壮。发展到唐代，特别是唐末以后，再一次趋向细长，颚部变长，上颚的唇显得又细又尖。北宋以后再一次变得细长，以至身尾不分如蛇形。此时龙的腿和爪变得粗短，其爪尖细锋锐，上颚的尖唇逐渐消失，近似明清时期的龙形。元代以后，龙的身躯又趋于细长，其腿伸长，上颚隆起，口如猪嘴，爪浑厚而尖锐。我们从晋祠宋建圣母殿前檐廊柱上留存至今的八条木雕蟠龙和晋祠唐叔虞祠正殿蟠龙柱的实物，便可以分辨出宋代与明清时期龙的形状的异同。
传说中的“龙生九子”，众说纷纭，各有千秋。相传女娲补天，神龙不甘心天庭神界的孤寂，便私自下到凡间与狮虎同居，生下九子，可是唯恐玉帝怪罪，便丢下九个儿子重返天庭请罪。后世便给这九个龙子各定名称，根据爱好和从事的职务加以装饰描写。比如明代学者刘元章说：“元章好囚立狱门，蜥蜴好腥立刀柄，蛎蜍好风雨立殿脊，螭虎好文采立碑旁，虭□好险护朽木，鳌鱼好吞火立屋脊，吻兽好阴邪利门环，赑屃好负重立碑础，狻猊好火立香炉腿上。”（转抄自《古董锁记》卷一）当代《故事大王》一书中关于龙生九子说得更通俗：“老大叫潮风，生性好冒险，大殿飞檐上的龙头就是它。老二叫睚眦，生性残忍，官府刀柄上就是它。老三叫螭吻，好远望，殿顶殿屋檐上的兽头就是它。老四叫趴夏，好玩水，水池桥头雕有它。老五叫蒲牢，好鸣叫，铜铁铸造的钟钮上就是它。老六赑屃好负重，碑头上的龟头就是它。老七叫囚牛，好音乐，乐器上琴头雕刻的就是它。老八狻猊，好烟火，香炉腿上就是它。老九叫吻兽，性阴邪，门环上就是它。”上述说法各异，但是，当人们推古溯源，恐怕这也是龙图腾遗留的直系和旁系亲属，随时代的变迁，而对龙生九子产生的不同记忆而已。
龙这一历史悠久、深受我国人民崇拜的神异之物，在聪明的匠师们高超技艺的制作中，推陈出新，多姿多态，名称各异。比如有行龙、卧龙、飞龙、团龙和蟠龙等，并有蛟龙、应龙、虬龙、螭龙、骊龙等。所以清代东轩主人说：“蛟龙有鳞，能兴风作浪，给凡间造成洪水之害。虬龙有角，能升天。应龙有羽翼，能飞翔。骊龙下颚有圆珠，成语‘探骊得珠’由此而来。”（东轩主人著《述异记》）晋祠圣母殿前檐廊柱上的八条蟠龙，从中间平柱依次向左右相反方向延伸，即虬龙、应龙、蛟龙等，圣母殿台基左右角伸出的两条无角的龙，叫螭龙，也称螭首。封建时代人们把皇宫中陪同皇帝上朝时常分立两旁的执事官也俗称“螭头”。
我国历代雕塑、铸造、编织龙的专业匠师层出不穷，他们的精湛之作给我们留下了难以计数的神话传说和实物资料。仅名播古今的画龙名家就有南梁时的张僧繇。他官至右军将军、吴兴太守等职。他善画龙、佛像和人物，南梁诸帝的像都命他画。有一次梁武帝萧衍命他在“安东寺画龙四条，而不点睛，云‘点之则飞也’，人以为妄，故请点之，须臾雷电破壁，见二龙飞去，未点睛者如故”。这个故事虽显荒诞神奇，但也说明张氏画龙的高超技艺。所以晋代著名画家顾恺之说：“传神写实，正在阿睹之中”，这里所说的“阿睹”（《太平广记》卷一百二十六），即指眼睛。素称画圣的唐代画家吴道子和塑圣杨惠之，都承师于南梁的张僧繇，因而熟于画塑人物、佛像，同时也是画龙的名家。还有宋代的陈容和元明清以来匠师们留传至今的龙的杰作，是我国珍贵的文化遗产，也是世界文化遗产中的宝贵财富之一。
我国历代文献资料中，有关龙的记载，屡见不鲜。《易经》中称：“九五飞龙在天，利见大人。”所以后代人就以“九五之尊”来称颂帝王这真龙天子。后赵时赵晔著《吴越春秋》，谈到吴王阖闾诏令伍子胥筑城时说：“吴在辰，其位龙也。”晋代王嘉著的《拾遗记》中说，大禹治水，乘毛龙巡视，水患被治后，其威信大振，被百姓认为是龙的后裔，加以崇拜。汉译《华严经》中记载有“无量诸大龙”之说：“在诸大龙王中，有毗楼博义龙王，有沙蝎罗龙王，莫不勤力，兴风布雨，令诸终生，苦恼消灭。”明代朱国桢著《涌幢小品》卷三十一有“龙”条，说：“大禹治水，至震泽，斩黑龙以祭天。”《诸葛亮集》中曾引张勃的话“钟山龙盘，石城虎踞”来形容南京形势的险要。毛主席曾以“虎踞龙盘今胜昔”的名句，歌颂中国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的盛况。中唐诗人白居易在《骠国乐》中亦有“花鬘斗薮龙蛇动”的诗句。历代的人们不仅把龙当作“驱邪造福”的神灵崇拜，同时也作为装饰品在日常生活中使用，可见，龙在我们中华民族心中占有多么深厚的地位。
我国人民如此敬重和崇拜龙，还可以从下述分析中说明。早在新石器时代，居住在中华大地的各族人民所创造的文化，如南方的良渚文化，东方的龙山文化，北方的细石器文化，以及延续时间最长的仰韶文化，就互相辐射，彼此融合，逐渐地形成华夏民族。又经过商周、春秋、战国、秦汉，尤其是汉晋以来的民族大融合，形成了统一的多民族的整体—中华民族。周边各民族的内徙，不断地改汉姓和从事农业生产，更增添了对龙的敬重和崇拜。比如，匈奴自称其祖先为夏侯氏，羌族是姜姓旁支，氐族是有扈氏的后代，拓跋鲜卑则干脆说自己是黄帝的子孙。据《晋书·文帝纪》中说，内徙的各族竟达“八百七十余万口”。汉族也因诸多原因流迁到少数民族地区，习染了兄弟民族之风。尤其是北魏孝文帝的改革，更加推进了民族融合的进程。龙崇拜，深厚地凝聚着我们中华民族团结、奋进的精神信念。
综上所述，可知龙是图腾文化的产物，由图腾的崇拜，从而滋生了原始的宗教观念。现代著名学者闻一多先生说：“凡图腾都是那一图腾族的老祖宗，也是他们的监护神和防御者，它给他们供给食物，驱除灾祸，给他们降示预言，以指导他们趋吉避凶。”（《闻一多全集》第一册）远古的先民们对自然界中所发生的现象，在无法科学理解之前，总认为龙能沟通上天与人间的联系，以希求自身的生存和平安。这种信念一直延续了很长时间。当代美学史家李浴先生说：“伏羲、神农、尧、舜、禹、周都是以龙为图腾的部族商的祖先即东部沿海一带的原始部族则以凤为图腾的（自然界也不曾存在过凤这一动物形象）。其他南方的苗、瑶、夷以及西方的戎、狄、羌都是龙图腾的直系和旁系亲属。”（李浴著《中国美术史纲》）而且，后来龙的形象是经过有关的部族对自己图腾崇拜的禽兽之特征加以综合装饰形成的人文动物形象。这一物象正反映了中华大地上各民族分化、融合，形成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过程。“龙凤呈祥”这一吉祥观念深入人心，世代相传，成为寓意深长的美谈。
总之，龙的形成是华夏民族先贤们的智慧和创造才能的结晶。随着人们信仰观念的升华，龙的形象也不断地刷新，直到现今，我国各族人民仍以更加浓厚的感情赋予龙文化以新的因素，“巨龙腾飞”是一种民族情感的祥兆。在庆祝澳门回归佳节中人们高举56条巨龙飞舞，象征着我国56个民族满怀豪情地迈向21世纪。
中国狮文化的形成与发展在我们伟大祖国的土地上，无论皇宫、官署、寺观、陵坛，还是富家豪宅、街头巷尾，到处可以看到铜铸、铁铸、石雕和木刻的狮子造型。这一来自异国他乡的瑞兽，随着历史的演嬗和文化环境的变化发展，其艺术造型也不断变异，狮子的身材、面貌通过艺术匠师们加工造作，巧妙地刻绘了狮子的真实兽性和令人欣赏的风貌。早期狮子的艺术造型，昂首直立，双目圆睁，大张海口，凶猛强悍，警觉地追寻捕捉的猎物。可是随着时代的迁移，狮子的艺术造型逐渐地脱离了凶猛残忍的野生动物的原始兽性，表现出拙重憨厚的一面，线条粗犷，手法简练。它那温和驯服的神姿动态，蕴含着人情味，有时成为喜庆节日游乐的艺术玩物。
狮子这一“百兽之王”，原产于非洲、西亚的条支、乌弋山离、安息和天竺摩揭陀国。长久以来，狮子与龙、凤、麒麟被人们崇拜为四种瑞兽。可是龙凤和麒麟既没有真实的体型，也全无活灵活现的生命力，只能是原始社会中先民们图腾崇拜的遐想遗迹。但是狮子却有真实的体形和活生生的自然生命力，存在于异域山林。狮子的这一既神秘又有真实形象的特点，在四种瑞兽中确是独树一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