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幕的星光在风中漫拂，清冷地搜寻着广场的每一个暗处，但我仍然看不清广场上那些人的脸，甚至看不清他们衣着的颜色，他们隐隐约约在夜色中的广场上远远近近地移动，就像是黑色的剪影。但这样的剪影是比夜晚的黑色更黑的东西，因此它们的移动是如此鲜明。如果他们当中不是有人说话（能够让我听见的），我很难辨清他们的性别和年龄……
这会儿，我从那个大声用手机打电话的人声音里知道了他的口音与我相同，而且他被我确定为居住在这个城市的东区、或东区偏北方向，因为这个城市口音在别处的人听来尽管相同，但对久居安庆的我，那口音的细微之处还是有着天壤之别的。可我不明白的是，那个打电话的人为什么要告诉对方说自己此时已在北京？当然，他此时在不在北京与我没有关系，因为他的声音是陌生的，他肯定是我不认识的人。是的，这些进入广场的人和我一样都是经过广场，然后才能走进车站等候检票，并在某一个时刻，乘1428次列车离开这个城市，并离开属于这个城市的夜晚。他们和我，只是因为广场的存在而必须经过广场。可记忆中的人生经验却是如此：在离开我居住的城市之后——或列车上、或列车到达的那些陌生的地方，只要有人说出的是与我一样的口音，那么，那些身在异地陌生的脸孔便会在我眼里亲切起来……
有人向我走来。那个向我走来的人正是刚才用手机大声打电话的人，我在广场上已熟悉了他的嗓音。现在，那张面孔离我很近，我看清了他的脸。让我诧异的是这张面孔竟是我熟悉的面孔，它经常出现在我上下班的那条路上，我们甚至曾相互用自己的眼睛不经意地打量过对方，只是我们之间从未搭过腔罢了。他问我：“你是去北京吗？”我说：“是啊。”他掏出包烟来，然后递过来一根，说：“我打火机忘带了。我也去北京。”
听到这句话我微笑起来。他似乎有所察觉，微笑地欲言又止，又看了我一眼，便脚步匆匆向站口走去。我知道，他是因为我那个并无恶意的微笑而走开的。如果不是这个微笑，或许我与他在广场上可以熟悉。
铃声响起，广场尽头的站口开始检票。十五分钟后，同车北上的人都将远离广场。
然而，广场仍在那儿。它还在比广场更广袤的天空之下，在这一个属于河边城市的夜色之中寂静地空旷！在镇江车站5点15分的时候，晚点的列车进站。长长的站台显得空寂人稀，没想到在镇江下车的旅客这样少，连我一共才5个，在车上与我搭过话的那对夫妇走在了我前面。他们的行李有好几件，都被那位腰粗体胖的女人，揽在了自己的左右肩膀上，而那个看上去身板并不怎么太单薄的男人，却只提了个塑料袋，另一只手捏着那两张车票，一摇一晃地跟在她的脚后边。他们离我不远，我能从塑料袋薄膜的外面，看出那里兜着的是一盒方便面、两个茶叶蛋、三个苹果、一瓶喝了一半的矿泉水和一本书，瓶盖可能拧得不紧，书的封面已被渗出的水浸湿，因此隔着那层薄膜，书名也清晰可见——这是一本我翻阅过好几遍的散文集子，作者姓名和他们的文字都是我熟悉的，甚至有一位作者就在镇江前面不远的那个城市生活。在列车从一个城市抵达另一个城市的时候，看见有人用这样的一本书，伴随着他的旅途，并将这本书带到他们要到的那个地方，这多少让我感觉到这次向南的旅行有了点意思，也让我隐约感觉到这陌生之地的镇江，开始与我有了一丝联系。
或许他俩也不是本地人，对这座江南古城也不是十分熟悉，嘴里嘟嘟囔囔，犹疑地望着站台尽头的出口，像是等待接站的人到来。但车站出口的方向始终没有人走过来，我这时很想帮他们提一下那个最重的旅行包，可那两张面孔表情冷淡，没有了车上与我说话时的笑容，对我的一张笑脸视而不见，不给我一丝说话的机会。可是有句话不说出来^我总觉得像有只蚂蚁在我的脖子上爬上爬下，所以，我趋步向前，最终还是将那句话说了出来：“这位师傅，你提兜里的书给水弄湿了。”说完这话，那只蚂蚁像是从我的脖颈滚落在了地上，不知去向。我迅速超过他俩身体的位置，向出口走去，之后，我的耳边传来窸窸窣窣的响声，我知道是那本书，或者那瓶矿泉水，被一只手——一只男人或女人的手，从塑料袋中拣了出来了，因为我此刻还听到那个女人的道谢声。
走出车站时，车轮辗轧钢轨的声音仿佛还在耳边回荡。我辞谢了面的司机的相邀，从提包里拿出了一顶白色太阳帽，戴上——这是半小时之前，我在列车上与炳生之间的一部手机约定，我和他还没有见过面，因此，那个戴一顶太阳帽，站在广场台阶前等待接站的人——肯定是我。街上的树那些树站在街上——站在这个海边城市的一条大道的中央，很安静、很舒展。我有些惊铭，在我的惊诧中，正午的阳光正从树冠的顶端穿过了枝叶缝隙，将无数个金黄明亮的斑点洒在了树的阴影中。
我还看见了柔软的风正在街上走。这风，在少有灰尘的地方是没有动静的。在城市，它的形状是城市的空闲。我看到了没有形状的风使树的枝叶摇曳翻转，在树叶的翻动中，树荫里斑驳的光亮就有了快乐。
那些树——确切地说是几棵树，像一队士兵那样顶着正午的阳光站在街中央，一动也不动；动的只是树的枝叶或树的阴影，不动的是树身和树根。那些树，此时还发出了似乎不属于城市的声响，这种声音我熟悉，它是隐匿在枝叶间蝉的歌唱。蝉的声音婉转而嘹亮，听了使人恍惚地记起城市外的乡村。蝉的歌唱由于这些树而回旋在一座城市的空间，使城市具有城外的时间，这很重要。
走到街上去的那几棵树很陌生，然而也很生动。
树在远处望着我的动静，我困惑地眯细了眼睛。在我眯着眼睛的视线里，除了这几棵树外，其余的树都站在了街道的两边。这真是一件值得让人发出疑问的事情。
我走近了那些树。那些树站在街上，没有斑马线的示意，我不能走到树的面前。现在，我站在街道这边的人行道上，用最垂直也是最近的距离，打量着这些树。树的间隔有七八米，仅四棵，都是一样的高大葳蕤。它们的叶儿光润油亮、翠绿如洗，并且能够散发出一种穿透整个城市空间的气味。我识它们——樟树，一种很普通四季常青的树。我过去的乡村生活经验使我确定这种树对我并不陌生。在山村，我曾折下三两枝，点燃，用它弥漫的烟雾去驱除夏季里那些横冲直撞的蚊虫。
那些树站在街上，一动也不动，动的是街道两旁熙熙攘攘的人群和大道上飞快滚动的车轮。车望见了路中间的树，便放慢了速度，轻轻地滑过蝉的歌唱，滑过那片树下的树荫。
我不居住在这个城市，我只是这个城市注视着那些树的旅行者。
那些树站在街上，一动也不动，我的猜测在飞翔。
那位沿街商店里的先生将一包香烟和两块钱交给我的时候，说：“你是在看那几棵树吧？”先生说：“那几棵树有一百好几十年了，原先这是一条老街，很窄，树在一家大宅院里……”
我用购买一包香烟的方式知道了那些树的历史，不仅仅是这样，我还知道置换了背景的树是有记忆的。在树的记忆中，有哪些它听见和看见的事情，这些事情，今天我们或许已经忘记。
2001年10月2日正午的阳光正灿烂，我望见了那些树站在了一个城市的大道上。对于那些树，我还知道它必然与这个城市有着彼此之间的联系，但我不必刻意地再去了解它们。
那些站在街上的树一动也不动，是那个城市给它留住了这个位置。
家在河边
家住河边，我们兄弟姐妹七个人的家都在河边，是因为父亲他先把我们的那个家落在这河边城市。可那一个家实际上已经不在了，它只是父母曾经的住处，爸爸和妈妈不再在那个家中喊我们的名字，也不在那个房子里和我们说话，现在小妹住在那里，那是妹妹的家。
那个家就挨着河边，下楼后，步行三分钟就能走到河堤，因而推开南窗，河水的腥气即会扑鼻而来。现在是三月，桃花讯水如期而至，风掠过涨水的河面，可走上岸的风即使强劲，却吹不响我童年里的那些枝叶；堤下那片河滩上不长青草，也没有了芦苇，它们的绿茵摇曳在过去的太阳下；滩上曾经是土堤的位置，现在已是钢筋混凝土的防洪墙……
在春天里，我们各自从自己的家出发，乘车驶向城西边的陵园，给父母扫完墓后，返回时，会聚集在妹妹那里，站到父母遗像下，想着曾给过我们欢乐与忧伤的那个家，轻轻地唤一声：爸爸，妈妈，我们给你俩扫墓回来了。依然不记得家中有谁问过父亲，当年他转业时，为什么要把那个家落在这个河边城市？好像父亲自己说过，他是可以留在部队驻地上海的，或者到南昌、黄石、合肥等地安家落户。显然是父亲的意志，使我们成为这个河边城市中的人，让我们的视线里，从此有了这条漫长的河流——长江，甚至我们的每一口呼吸里，都充满了河水的气息。母亲说：“当初能让你爹挑选的地方就那么几个，也就属这里离老家最近。”其实河边的“这里”，距老家至少也有一千里，而且空气一年四季湿润，似乎能挤得出水来，一点也不像我去过的故乡冀南平原村庄一样——要多干燥，就多干燥。我这样想：如果当年父亲不把我们带到这个城市，我们今天又在哪里？说这话的母亲也已于前年去世，河边的这个家，她比我们的父亲后离开十年。
南边那间房间几乎保持着原样。父母亲去川：之前睡过的床仍在原处，桌椅搁置的位置基本没有变动，那架绿漆剥落的闹钟还在走着——一分一秒，“滴答滴答”地走着，甚至我们以前喝水的杯盏与水瓶，也被小妹摆在那张桌子上，等待着我们的到来。阳台上的几盆菊花不在这个季节绽放，却隐约可见茎干的根端在回黄转绿。我看见那两盆石榴树的枝条间已萌动着点点青色，它们将在两个月后开出花朵——红艳艳的花朵，并且会在秋季结出许多个头不大的果实来，我曾经掐下一颗，那些琥珀般的籽粒——涩，却也微甜——它们是父母生前培植了好多年的植物……这些原本如此熟悉的物事，如今却因为父亲与母亲的相继离开，竟让我感到了如此陌生。
也许我返回的这个家，在我“返回”之时，就已变得陌生。这样的话，我只能借助回忆，才能返回我熟悉的那个家了……
向下的河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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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阳如此逼视着唐古拉山主峰——冰雪的各拉丹东的西南，这晶莹剔透的雪冰，悲怆而快乐地崩裂着，冲撞着，发出了一声声沉闷而又响亮的呼喊，渐渐消融了凝固与坚挺，风驰电掣冲刷在青藏高原那纵横逼仄的沟壑中。这孤寂高原上喧嚣的冰水，挥舞着不再凯旋的旗帜，集聚再集聚，轰隆隆地奔腾，奔腾而下，穿过连绵不断的横断山脉，劈开重峦叠嶂的云贵高原，流经丘陵起伏的四川盆地，左冲右突，终于一泻千里地驰骋在广阔坦荡的平原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