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10月，钟镇涛被法院裁定破产，那个时候他的债务高达2.5亿元。与那时经常见诸报端的炒楼破产者在自己所购置的楼产上跳楼自杀的新闻相比，钟镇涛的表现也许更能代表大部分港人对待冲击的态度。在刚刚被宣布破产的时候，钟镇涛说：“我已做足心理准备，结果也是预料之内。我会以正面的态度面对未来的日子，随遇而安。”他多次对媒体强调，自己的宗旨是“做人不应放弃”，大概这也是号称总数达到17万“负资产”港人的共同心声。
在经历过这一切之后，钟镇涛在歌中写道：“高高低低攀过，弯弯曲曲绕过，得得失失多错摸，恭喜我，最坏时刻经已一一煞科……”“开开心心我再求什么，打不倒我，打不倒继续过。”
这座城市和他一样，奇迹般地愈合了伤口，像曾经走上岔路，现在却又回到当初的辉煌大道。
刘德华：劳模“香港造”
出道前，华仔是美发院的洗头仔，毕业于艺员训练班，受教育程度不高。家境贫寒的刘德华，六七岁时，清晨4点多就要起来工作，帮家人卖炒面。他家有一个杂货店，放学回来后一直到晚上10点钟才可以开始做功课，一个半小时做完，12点钟之前睡觉，小小年纪只睡4个小时。
从小便有这种勤奋的根基，成为香港电影界“拼命三郎”自是不足为怪：1988年10部，1989年16部，1990年12部，1991年13部，1992年10部。两年前，香港排出20年来最高票房名单，刘德华累计17亿港元，成为男星冠军……
香港人送其外号“刘铁人”，大陆有人戏称其为“刘劳模”。
也许应了那句广告词说的：“成功，我才刚起步呢。”香港知名影评人石琪对华仔毫不吝惜赞美之辞：“这10年来，香港娱乐圈走下坡路，他不离不弃努力投入，又演又唱，做忠做奸，扮肥扮瘦，对港片逆境重生很重要。”
红灯转绿灯的一霎，潮涌般流过十字路口的香港人，匆匆，就是十年。
对于他们港人中的每一个，刚刚过去的10年，显得特别有意味。回归、SARS、自由行、行政首长更替、赴港产子……台上台下、上台下台，桩桩件件都让香港人对自己、对过去、对未来有了不同的认识和体悟。10年，香港敞开了向北的门，港人五味杂陈。10年，怀旧的香港人还会唱起《狮子山下》，坚信“用艰辛努力，写下那不朽香江名句”。商业文化：“努力加运气 港人不言败”。
有人说，香港就是一间大公司，谋求利润是它最大也是惟一的目标。就好像发生在19世纪50年代的美国淘金潮，每个香港人也都怀揣着一个淘金梦，希望在这个遍地机会、满地黄金、秩序单纯的经济城市中，发大财。他们不断用以激励自己、在绝望中凝望的背影，就是“李超人”。
“只要你努力再加上点运气，不会不成功，就好像李嘉诚。”香港人从前都会这样教子。“做不了大老板，至少要做只‘出色的马仔’。”这就是所谓“香港梦”。
但在香港度过了最初的积累阶段后，李嘉诚式的“香港梦”一天天远去。为了降低土地、人工、厂房成本，越来越多的香港制造业外移；处于垄断地位的龙头大企业不断膨胀，小市民自己当老板、自我创业的空间不断缩小。
在香港学界，一些嗅觉敏锐的人开始注目于“北进”这个大的经济趋势。“既然大陆的影响力注定挡不住，香港人就要调整自己的心态。与其龟缩，不如主动融入。”1995年出版的《北进想像》一书的主要作者之一卢思骋说：“我们其实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城市，不要总想着关起门来自己搞一套。”
多年来，香港人早已被打磨成最有商业头脑的中国人之一。港资作为第一批涌入大陆的“外资”，早在回归前，港人就已在大陆雇佣了约300万工人，八成以上的香港上市公司在大陆开展业务，约有10万香港人在大陆工作。这些数字，在回归后，正成倍增长。习惯了依靠个人奋斗出人头地的香港人，越来越谋求将个人事业融入整个大中华商圈。
娱乐文化：巅峰处滑落卷土再重来
香港的每一个年头、每一个阶段都被重重的光影笼罩着。说香港，就不能不说香港的电影、香港的连续剧、香港的流行音乐和香港的言情小说，因为那才是外人最先看到、听到、梦到的香港。
在还没有网络的年代，多少人的青春岁月是在通宵放着港产片的录像厅中度过？广东人曾经一度是内陆人艳羡的对象，除了因为它是改革开放的前沿，更因为这里家家户户屋顶上那支指向香港的电视天线。鬼片、武打片、黑帮片、赌片，上世纪80年代中期香港电影开创的“黄金时代”，真正是百花齐放。
但当1997真的到来时，“彼岸”却是一个冷酷仙境。曾经被描述为“电影史上的一个成功故事”的香港电影，已经从“拥有全球规模数一数二的电影王国”的巅峰，骤减到了1998年的85部；在起起落落中，最终滑落到了2006年的年产52部（包括合拍片）。2004年12月，圣诞节档期香港没有港产片上映。香港电影人李力持说：“香港电影已死。”
影评人李洋说，香港电影的十年是一个回归，在认同危机、市场恐慌和内外抉择中的回归。尽管香港电影人失去了很多，但始终没有丢掉他们辉煌时期的精神。仅以3个人为代表吧，刘德华，他的笑容一如20年前，代表着香港影人的勤奋和敬业；乱中求变、迎难而上的徐克，代表着一种进取精神；而杜琪峰，则代表一种对香港本土文化的执著。
香港经济的腾飞，也使得乐观自信成为港人的一个重要精神面貌。
1961年，郭伯伟爵士担任港英政府的财政司司长，直到1971年。在这10年当中，他推行所谓的“积极的不干预”政策（主要是认为政治家与文职官员不必像工商界人士那样通晓经济，也不必为商业衰退承担责任；而政府只需为了赤贫者的利益进行最低限度的集中干预），使得扣除掉通货膨胀因素，香港的实际工资增长了50%，月收入低于400港元的家庭从50%下降到16%，更是使得香港逐渐形成了典型的现代社会态度，甚至港人以近乎藐视的眼光看待经济发展相对缓慢的英国（认为英国经济的症结在于政府扶持难以存活的企业，导致进取精神的丧失），再加上在政治上香港处于英国与中国的夹缝中，香港人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独立，而经济的迅速腾飞，更是使得他们相信多劳多得、相信明天会更好（1971年11月麦理浩爵士的担任香港总督则促使香港经济的进一步腾飞）。就如刘德华在接受采访时所说，香港从60年代开始的发展，里面有好多的挫折和让人沮丧的时候和事件，但是有港人的不停的支撑着，使香港不屈不挠……
“一二三四五六七，多劳多得……”在《麦兜故事》中，麦太一边练着体操一边唱着，尽管麦太是单身母亲，带着麦兜过着普普通通的生活，但是，她希望孩子出生后即使没有周润发、梁朝伟般的帅气也要有好的运气，她相信明天会更好可以带着儿子到马尔代夫看蓝天白云，即使在面对着一次次的失败与挫折。而春田花花幼稚园的Miss Chen所教给麦兜他们的那首英文歌曲，《All thing bright and beautiful》，同样是充满着阳光般的温暖与明丽。至于麦兜，更是一次次地在挫折与失败中爬起来，继续往前走着，希望，失望，希望，失望，希望，失望，希望……希望永远都比失望要多，而明天会更好，这是麦兜所坚信的，也是港人所坚信的。
在香港电影人积极探索“救市”方法时，2003年，CEPA协议的签署，无疑给处在困境中的香港电影打了一针强心剂。CEPA将电影纳入其中的消息，让香港电影界人士感到振奋，两地电影人的合作拉开了序幕。
香港是一座流光溢彩、活泼无比的城市。这里的人和事也如这座城市一般，没有失败，永不落幕。就像凤凰卫视知名主持人曹景行先生说的那样：“40岁还可以从头开始，这就是香港。”
20世纪年代末，系列电视片《狮子山下》的同名主题曲中至今仍然在流传着：放开彼此心中矛盾，理想一起去追，同舟人誓相随，无畏更无惧，同处海角天边，携手踏平崎岖，我地大家，用艰辛努力写下那，不朽香江名句……
其实香港人也是中国人，香港人的精神也是中国人的精神。
如果天时、地利都能配合上的话，香港的精神在中国的神州大地到处可见，现在中国的开放就是天时的配合，地利方面当然是沿海优先，向内陆扩散。勃海三角，长江三角，珠江三角不是在不断发展吗？
香港精神就是我们祖先留下来给我们的中国精神，自发图强，滴水不漏。李嘉诚先生是全球10大首富，排第10，华人排第一，这不证明未来的发展华人在抬头了吗？中国不是在进入发达国家的路上吗？更需要我们这辈人加快步伐，努力地赶上去。忆苦思甜，不能再走回头路了，发展是硬道理啊！